|
《受戒》是汪曾祺八十年代创作的名篇，奠定了作家当代文学史地位。小说以清新恬淡的笔调，不乏幽默的温情流露，如同一阵清风，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揭露历史的残酷之时给人的心灵以涤荡和抚慰。小说篇幅不长，主要叙述了出家当和尚的明海与善良活泼的农家女孩小英子的爱情故事，铺开了一幅诗意盎然的民俗风情画，展现了充满着美和善的人生理想和哲思。它接续了建国以来断更的抒情主义传统，又因作家曾师从沈从文，在一定程度上也传承了京派小说的气质和美学追求。说起创作，汪曾祺有那么一段话：“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的，而是和谐。”[i]和谐是汪曾祺小说的重要特点。和谐是一个抽象概念，有人曾分析，按照京派文人的观点，“和谐”大致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现实与梦的恰当混合；二是作家情感的节制；三是小说技巧的恰当运用。[ii]虽说不能一以概之，但从《受戒》中确实可以看到这三点在不同角度的体现。本文即从和谐美出发，对《受戒》做一定的分析。 一、田园牧歌，民俗风情 小说建构了一个桃源世界。根据结尾推算，故事发生的时间在1937年。1937年可谓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日子，外族侵略，内乱迭生，战争频繁，民不聊生。可是在《受戒》里的人们却生活美好，与世无争，儿女绕膝，幸福满足，因此这是一个不受外界纷扰，宛如世界之外的天地。这片小天地风景独特，有瓜果蔬菜四时不缺的菜园、繁花似锦的庄院、清澈洁净的河水、天然茂密的芦苇荡、三面环绕着高大柳树的荸荠庵、雪白的芦花、独自飞翔的野鹤、七色的云彩和古朴的寺庙乡镇、宽敞的农舍田园。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风景如画的天地，没有任何人为造作的环境，没有现代文明的改造和破坏，返璞归真般地回到了农耕文明的自然环境。小英子的家更为突出，简直就是一个小岛，三面环河，无需任何外界的供应，食物和水四时不缺，甚至无病无灾，几乎没有外界干扰，男主外女主内，男人样样精通，女人持家有方，整个家庭幸福殷实。 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心态也是如初生婴儿般真和纯，不受任何制度清规的约束，随心所欲但又保持本真的淳朴和善意。一个绝对不会在现实中出现的寺庙，和尚可以讨老婆，可以依靠“美貌”“勾搭”女性，荤素皆食，毫无顾忌。寺庙全然没有庄严和肃静，可以作为赌博的公共场所，可以作为男女同住的家居，可以在佛堂大殿上杀猪，可以踢踏着拖鞋到处走……尽管有一位看似正经的得道高僧，但“他是吃斋的，过年时除外。”突转的笔调让人哭笑不得。这里“无所谓清规”，人在诗意的大地上诗意地活着。这里也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和独特的民俗风情。明海的家乡人多是做和尚，做和尚也得做关系找亲戚；闲暇时还唱着小调，“姐和小郎打大麦，一转子讲得听不得。 听不得就听不得， 打完了大麦打小麦”；做法事时会放“花焰口”，让和尚唱唱小调，吹吹笛子。女孩子割稻子、打场子，男孩子扬鞭子，喊号子。夜晚看场子时，飞过流星，要在裤带上打一个结，以求事事如意…… 人与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达到了完全衔接的和谐。环境在此不是冷冰冰的，作为外在的事物而存在，而是被作者赋予了灵性，具有生命力和感受力，它们灵动而富有生机，美好而洋溢着浪漫，无拘无束地生长在天地之间。同时，它们也是人的美好心灵的外在表现，展现了人对于诗意生活的追求和对自然世界的热爱和保护。譬如明海和小英子之恋，当两人互相告白之后，船被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两人清新纯洁的爱情同自然的水和芦苇巧妙而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自然和这份青春之恋相融相契，生命的真诚和自由在此如出水芙蓉般烂漫无暇，给人无限的遐想。但尽管是遐想，比起贾平凹（此处作者有删节）的性爱描写，《受戒》还是对感情的流露上有所节制，它是感情的自然流淌，而非直白地大肆描绘。这是对和谐“情感的节制”的体现。
二、三教合流，人性本真 从思想意识来看，《受戒》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交汇，但是小说并没有对哪一方进行褒贬的描写，也没有刻画三者在同一个世界里的冲突，而是写出了三家的相融，相融中体现着中正和谐之美，和谐中又蕴含了人性本真。 “和尚”是佛教的代表。佛是主张现实世界充满痛苦，人要通过涅槃来达到超脱，摆脱六道轮回，而超脱的状态便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万事万物都在无常变化，人不可执着。佛排斥自我意识，认为人应当摆脱欲望，因此制定出许多清规。可是《受戒》里的和尚，却对佛的基本思想做了反叛。这里扬“色”，和尚能够娶妻，而且还把妻子带到寺庙里来。还能养小妾。这里扬“贪”，和尚的房间里摆着账埔，做法事得收钱，“要不，当和尚干什么？”这里扬“杀生”，在佛堂大殿上杀猪。简直不可思议，这哪里是寺庙呢？不就和平常人家一样么？可是作者并没有对这群和尚加以批判，而是写他们的生活那么其乐融融，互助友爱。佛教的神圣化在此消解了，变得世俗化和生活化，变得贴近和尊重人性。和尚们并非绝对地脱离了宗教，他们也做早课和念经，以此显示自己还是个和尚身份。佛和俗在此统一了，而这样的统一又为儒学的渗入提供空间。 有人指出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但汪曾祺虽然强调自己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刻，但并非说是政治或者哲理上的儒学，“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他认为儒家思想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iii]他把本是服务庙堂之上的儒家拉到了平常生活中去。“儒”已不是功利性的儒，而是旷达超脱、“泛爱众，而亲仁”的儒。《受戒》里最突出的便是小英子一家。小英子一家有四口人，一对夫妻，两个女儿。但按照传统的小农社会意识看，夫妻是很介怀没有儿子的。可是小英子一家并没有这种考虑，小说中一家人相处得和谐，在小英子向大娘推举明海时，大娘也是搂住明海的和尚头，“你真聪明！你给我当一个干儿子吧！”这里可以看出，虽然没有儿子有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进行消解，但一家人和善地对待家庭成员和他人的行为，也是儒家所推崇的。 儒和道在小说中结合紧密。儒是出世，道是入世，儒是积极，道是消极。但小说并没有体现它们的冲突，而是完美将其中和。“道法自然”，道追求的理想生活状态就是自然而然，无为而行。这在现实世界中几乎难以达到的，但是《受戒》营造了这样一个世界。荸荠庵的和尚们是不受清规限制的，他们率性而为，自由自在。小英子是真善美的交融，“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溜溜的，衣服格挣挣的。”多自然美好的女孩子！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荸荠庵。独门独户，岛上只有这一家。岛上有六棵大桑树，夏天都结大桑椹，三棵结白的，三棵结紫的”能够自给自足，完全不受外物拘束。这不就是自然的境界吗？这里像梦一样美，又像梦一样不真实。不过，这样的境界毕竟不易达到，汪曾祺小说里也只有《受戒》一篇符合这样的境界。[iv] 儒道释结合，便有那副对联“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受戒》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根基，也摒弃了那些教条式的、功利化的成分，而把笔触聚焦到人性，从发掘人性的美和善开始，回归人的本真状态。  三、语言自然，梦与现实 语言传达思想。语言紧紧贴近人物的行为和思想，和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达到作家的言和意的和谐体现，同时，语言还具有美感，节奏明快，富有跳跃感，于是乎形式和情感也达到了和谐。这是《受戒》的重要特点。文中有一段小英子采荸荠的描写，“——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哔哔地响，小英子最爱捋着玩，——荸荠藏在烂泥里。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滑溜的泥里踩着，——哎，一个硬疙瘩！伸手下去，一个红紫红紫的荸荠。她自己爱干这生活，还拉了明子一起去。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捋”、“伸”、“拉”、“踩”一系列的动词，一个活脱脱的活泼可爱的女孩子就跃然纸上，加上之前对小英子调皮的刻画，使得这些行为格外地真实，符合人物的心理。且动词的运用使得语言富有跳跃性，鲜活而灵动。 《受戒》是一个梦，作家写“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给小说增添了一丝浪漫主义色彩。小说是更像一首散文诗，流水一般的结构，没有充满矛盾冲突的情节，没有戏剧化的人物交流，甚至连荸荠庵这个地方也相当模糊。时间和空间在此被淡化了，使得小说好像既没有离现实太远，也没有离现实太近。这种现实和梦境的交织，可以看出有对五四抒情化小说的接续。现实和想象结合，让情思萦绕在故事间，比如明英之恋，两个纯洁的懵懵懂懂的孩子角色，寄予着作家诗意般的幻想。小说的结尾余韵悠长——明海会不会听小英子的话放弃荣华富贵的方丈生活呢？成年后的明海和小英子还会对对方保持这么单纯的爱意吗？梦和现实在此奇妙地联系了起来，尽管留下无尽的疑问，尽管世事浮沉，但汪曾祺的思考不同于与沈从文同样写青春之恋的《边城》，《边城》的爱没有圆满没有得到读者期待的回应就戛然收尾，留下浓浓的忧伤，而《受戒》更有活力，更充满希望，更让梦中的真挚张扬的爱高于现实，从而达到一种引人深思的和谐的叙事美感。尽管这只是一个梦，不真实却让人向往。 不只是《受戒》，汪曾祺的其他小说也在各个方面表现了和谐美，《大淖记事》的自然风光，《岁寒三友》的友情礼赞，《鉴赏家》里对艺术的至诚……“和谐”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人崇尚的一个美学范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艺术的和谐，今天核心价值观里也讲“和谐”。在今日人们普遍浮躁地追求物质财富、精神的滋养相对缺乏的时代，和谐的美给生活增添了一丝温情，和人性的真善美相呼应。所以《受戒》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它不仅是在八十年代吹起了一阵清风，更在今天也给我们思考和感动。那田园小调的生活环境，那自然随心的生活状态，那行云流水的叙事结构，那现实梦境的交接融合，仿佛回到了农耕文明时代，“以和为贵”，“大道之行也”。  [i] 《汪曾祺全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8月版 [ii] 方星霞. 《京派小说的承传与超越》.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7月版 [iii] 《汪曾祺全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8月版 [iv] 方星霞. 《京派小说的承传与超越》.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7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