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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文学资讯，深度作品解读。 范墩子：野水老师，我们直接开门见山吧。一直想和您探讨文学中方言运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在您的写作中，方言用得多吗？ 野 水：墩子好！我估计你真正想问的是：怎么看在文学创作中的方言运用度、多与少的问题，或者说是应该用、还是不用这些方言的问题。要说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先得理清方言与文学语言的关系。方言肯定是产生于文学语言之前，文学语言是我们出于书面表达的需要而记录、描摹生活状态的一种方式、一个载体，自然，文学创作也肯定会运用方言。方言和书面的文学语言比较来说，更为生动，更接地气，更有地域特色，这也是方言的一个优势。 但是另一方面，方言的运用如果太多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作品的传播范围或者读者覆盖面。方言的范围有大有小，大范围的就是说在很大的范围内，比如秦淮以北的北方，大家应该都知道方言的字、词，或者句子的意思，也就是说作家不用在页面底下注释，大家也能从上下文，或者说即使不用看上下文也能猜到或明白，能理解这个方言的意思。 小范围的方言，它可能局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县。这样的方言如果不加注释，远离作品描写地区的读者理解起来可能有点困难。人在阅读过程当中，如果频繁去看注释的话，又会打断阅读的连续性。 总之，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过多使用方言的写作。我很少大量使用方言。确实现在也出现了一些大量使用——几乎从头到尾使用方言的小说，貌似也赢得了作品故事发生地以外的，不懂当地方言的读者的喜爱。但我仍然对这种方法持保留意见。具体在我的写作当中，我用方言不多，或者说尽量避免用方言，我觉得这个会影响传播，也影响地区以外的读者的阅读快感。实在特别需要用方言的地方，基本上就限于几个名词或者大家都知道的动词、形容词。比如对一些当地生活用品的称呼，这个东西可能就在我写故乡的这一块，除了这个地方，就没有这个东西，那么它只能用一个方言来表达，也就是说它是特殊的一个名称。还有一些情形，使用方言可能语气更为强烈、形象，而大多数地方的读者可能也会懂，我就用。比如“毕”这个词，其实在很久的年代之前它是文言中的雅言。所谓“六王毕，四海一”，毕就是完结的意思。我们那儿说一个人没救了，就说“唉，我看你是毕了！”我想有一定语文基础的读者，他即使不是秦人，也会懂得这个词，我就用。 范墩子：我想到了曹乃谦的作品，在我看来，他是方言大师。评论家说曹乃谦的写作，属于原生态写作。但曹乃谦却说他就是个乡巴佬，他只用农民口语和雁北的地方方言写作。我认为，他采用的这种口吻，解放了他的小说，使他在小说中自由了，可以通过最为民间的方式去窥视人性了。我认为这是高级的小说，但这样的作家，或许几十年只能出现一两个。因为像这般纯粹的方言写作，非常难以持续，一旦被其他的文学思潮影响，就难以再次获得这种“乡巴佬”式的语气了。很多人说，方言写作，令人费解。但曹乃谦还说过一句话：谁能看懂我的小说，谁就是我的知音。 野 水：你说的这个例子非常典型，还有金宇澄《繁花》的上海方言。每一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坚持，或者说他自己的一个追求。我觉得要看作家怎么样去认识这个问题。这种大量的方言使用，我觉得一开始就是作者自己的一个预设。但他是不是有持续性，我也在怀疑。从广泛的层面来讲，我觉得方言在小说当中的运用，当然是最多最典型的，因为方言最能原生态地反映一个地域的生活面貌和人文世俗。而且往往是描写性写作或对话中，运用起来可能更加自如一些，也就更多一些。但是在叙述性的写法里，它的转述比较多，方言的量就会显得少。比如说曹乃谦说，谁能看懂我的小说谁就是我的知音，那么就是说在他的原乡这一块的读者，可能看起来就觉得很亲切，觉得非常舒服，也就非常喜欢。大量的方言出现在他的作品里，是作者将活生生的当地生活原貌展示在读者面前了，也就促成了原生态或者说粗砺的风格，更加切近了当地的原生态生活，也就有了独特性。我们常常说到“回归”，什么都讲回归，我觉得其实是读者对各种探索各种文本的一个厌倦或不满，总想回到从前。 范墩子：是不是我们的生活正在逐渐瓦解方言？中国古代小说，多是些民间传说，方言不可或缺。白话文运动后，文言文退出了生活的舞台，但方言并没有。一直以来，方言在民间都充满着活力，可是现在我发现，已经很少有作家愿意将方言带入在小说当中了。比如余华就曾说过，他放弃了南方语言，希望能够在小说当中建立起一种大众化的语言体系。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在生活中被方言捆绑，我们没有办法去舍弃方言，因为它是我们真正的母语；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学正在冷落方言。这是文学自身的规律，还是我们在有意放弃方言表达？ 野 水：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我们的生活正在逐渐瓦解方言，不仅仅是逐渐，我觉得甚至是在快速地瓦解方言。我这一辈人的孩子，即使在农村长大，他们也很少去参与农村土地上的生产劳动，因为农耕生产减少，农业文明逐渐消失。村里面这些孩子，大部分都在乡镇和城里上学或者就业，回家乡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且仅仅局限于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对话，那么他接触方言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另外一个就是普通话的交流推广原因。普通话是为了交流的方便，它的推广也是逐渐瓦解方言的推手。我们现在的流动跟古代比起来，非常方便，人的移动也非常快速，这样会不利于方言的留存，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有一些作家非常希望在他的文学作品里面把这些方言拾起来（当然也可能是地域描写的文本需要），我觉得是个好事情。 我前边说到过，古代官方的一些雅言，现在变成了方言。更多的情况是你很难把这些方言捡拾起来，除非你经常和原乡人在一起生活交流。另外我们还有传播的需要，方言确实是不利于大范围传播的。如果你确实是为了挖掘一个地方的文化的话，继承的方式就不仅仅是文学创作了。地方戏曲、快板，地域特色的小品、民歌等，都在传承方言，因为只有方言才更有味道。文学当然是一种很重要的艺术形式，甚至是所有艺术的母体，自然，它来承继方言也就顺理成章了，但使用太多又会使作品的传播受到局限，这是个矛盾。作家们都希望自己的文学作品被更多的人接受，更多的人看懂，有太多方言的话，它的传播就受限。 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一方面是文学作品当中大量的方言逐渐被放弃，但是另一方面，现实生活当中说方言的人却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一些作家聚集的公众场合。所有的——我所接触到的很多文化人，都希望说他的本地话，也就是方言。他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和延续，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在一些很正式的场合，能不说普通话，我尽量不说普通话，除非有人说我说的方言他确实听不懂，我才去勉强说普通话。我很希望把这个方言传承下来，即使我没有在文学作品当中更多地运用，但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不希望丢掉这些方言。我希望能够看到我的下一代——我的小孩跟着我，跟着我回到故乡的时候能说一口流利的方言。但很难实现，他们不听我的，觉得太难听。 范墩子：也可以说，方言就是一种语言，它自身就携带着很多的地域文化，是语言中的活化石。但它究竟能否与文学建立起一种相互对照的关系呢？我们的文学究竟是在表达生活，还是在表达语言本身？说到底，所有的作家写作，只是在建立起一种表达。为什么很多读者无法接受一些方言写作？我想是因为真正的民间方言，是粗砺的，甚至带着一些恶俗的东西，但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大多数读者认为，文学语言应该是美的语言，是纯洁的语言，但生活只有美吗？或许我们只能透过粗砺，才能发现美的本身。杨争光曾谈过这个问题，他说：在小说中使用粗话和所谓的脏字，而不显其俗其脏，反而能读出一种趣味，甚至诗意。这需要写作者拥有干净的心、干净的精神和灵魂。他所指的粗话和脏字，其实大多都来源于方言当中。这就涉及如何表达生活的问题，是按照一种大众化的语言去写，还是按照现实中的口语去叙述？ 野 水：方言肯定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甚至已经形成了一定体系，这是毋庸置疑的。方言自身确定地携带着大量的地域文化特色，确实是语言中的活化石，它应该能够和地域生活场景、内容建立起一种相互对照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生活离不开语言，方言就是对当地特色生活的一种表达，或者说表现方式。我们通过这些方言能够非常清晰，甚至说逼真地还原一个地域的生态文化，生活习性、民俗等。读者无法接受太多的方言写作，我个人觉得还是打断阅读连续性的问题，他需要去费力地猜想，甚至通过注解去弄懂这些问题。作品描写地域之外的读者，如果不通过注解都能去理解这个方言的话，那么我觉得方言的“方”的特性肯定就会降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可能不能称为方言。 一个地方的语言，首先是来自民间，来自于底层。来自底层的话，就牵涉到一个美与粗俗的问题，甚至粗俗的成分要多一些。我们举个例子：陕北的信天游，原始的流传在民间的信天游，很多其实是非常直白的，甚至说赤裸裸的一种心情或者欲望宣泄，我们能够在文学出版物上所看到的，都是经过编辑“净化”了的。真正原生态的，你写出来的话，读者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太赤裸裸了，但是它确实非常逼真地反映了当地的民间文化，反映了人们的生活追求。粗粝大胆，开放炽烈。 文学写作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总是要放大美的一些东西，减少一些丑恶的东西，运用方言也是这样。我们可能会尽量去过滤掉一些给人带来不适的方言，也就是说把粗俗缩小，缩小到一个最小化，而放大能够展示美好的方言。 方言里边有很多不仅仅是一种名、动或者形容词语的称呼，它还有强大的修辞成分在里面。举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我记得在好几年以前，跟我们省的作家方英文吃饭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他们陕南以前计划生育，有一个妇女已经生了二胎，被乡镇计生干部动员去医院做绝育手术，这个女的迟迟不想上手术台做。年轻医生问她为啥不想做，她就很羞涩地问了一句话：“做了手术以后还能不能热闹？”当时这个年轻的医生不懂热闹是啥意思，就问旁边年龄比较大的医生，大龄医生是当地人，他就明白了，说没问题，没问题！做了以后一定能热闹，很热闹！不影响！然后这个女的才羞涩地上了手术台。这个“热闹”就是一个方言的借喻，指代男女性事，“热闹”这个词语就非常的唯美。老百姓非常巧妙地把一个难以说出口的私密的事情，用“热闹”来代替。 总体来讲，我觉得在方言的运用上是要掌握一个度。个人觉得，如果要想让这个作品传播得更广泛，那就不要大量使用方言，而是在一些地方巧妙地、少量地运用。另外在使用方言的时候，更多的是要摒弃一些过于粗俗的词语和句子，多使用美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方言词汇，自己应该有意识地去过滤。 范墩子：对这些方言作家，喜欢的读者喜欢得要命，不喜欢的读者觉得如同嚼蜡。可能大家的目的不同，有些人希望在小说中逃避现实，有些人却希望能够在小说中寻找已被遗失的生活。令我感到失望的是，方言作家越来越稀缺了，很多作家都在想着去表达什么，很少在意该如何表达的问题。方言被冷落就意味着最鲜活的语言、带着民间特性的智慧，就这样白白被挥发掉了。但并非所有作家都能够将方言用好，我在编杂志的时候，总会读到一些写乡村生活的小说，有些作家刻意在小说里去使用一些生僻的方言，但这样用方言非常突兀。因为通读全文，你根本感受不到语言自身的魅力，或者说一种整体上的混沌感、流畅感。零星的方言点缀，只会破坏文本。 野 水：我觉得喜欢与不喜欢方言在文学当中的表达，是两个不同的人群，不可单一地去评论。另外，你说得有些人希望在小说中逃避，有些人却希望能够在小说中寻找被遗失的生活，这个我觉得与方言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密，不能包含在方言使用问题里面。而方言作家越来越稀缺的原因，还是一个主动或者被动使用方言的初始预设问题，也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我们在讨论文学创作中的方言运用的时候，其实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方言的继承或者使用，只是文学写作当中的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不是唯一的继承方式。据我的观察，可能在文学创作里喜欢用方言的作家越来越少，至少不是很多，但是在生活当中说方言的人却是越来越多。 方言的继承有多种方式，不一定说非得在文学写作里去刻意使用方言，除非作者可能感觉，除去一个非常妙的方言，不可能找到一个很合适的词语来表达当时当地的情景或者意象，此处使用方言便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和表现方式。至少我碰到过这种情况——这里必须用方言。 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是整部作品，比如小说如果营造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氛围，整体上多用方言更为合适，而且尽量在美的地方多用，而不是零星地在某些地方冒出来几个生僻方言，那样的话确实不是很好。 文学语言是在现实语言的基础上创造的，它也就必须克服现实语言的一些问题（我这里特别是指方言）。对地域之外的读者来说，方言有一定的现实性和鲜活性，但也有很强烈的抽象感，作品在与不熟悉作品故事发生地的读者之间存在一个疏离地带，这是要警惕的。 范墩子，1992年生于陕西永寿。已出版短篇小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 野水，本名王茂林，陕西富平人，编辑、作家。系陕西省作协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乡土文学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文化厅首届“陕西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作家。 编辑 | 邰苏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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