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居：说《汤处于汤丘》的“汤丘”与“自契至汤八迁”

先秦子居 201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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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五收有《汤处于汤丘》篇，该篇的整理者在注〔一〕中言：“汤丘，读为「唐丘」，地名，疑即殷墟卜辞的「唐土」。《英藏》一一〇五：「作大邑于唐土。」郑玄《诗谱》：「唐者，帝尧旧都。」在山西翼城西。”[1]据笔者所知，关于这个“汤丘”，包括整理者之说在内，网络上各种说法不下五六种，然而随便翻阅一下就不难看出，这些说法几乎全部都是在历史地理领域一天苦功夫都没下过的人写的，所有这些文字，“滥用通假”四个字就足以评价。唯一值得提及的，就只有魏栋先生《论清华简“汤丘”及其与商汤伐葛前之亳的关系》[2]文中引《楚辞·天问》:“成汤东巡，有莘爰极”并据此提出的“为娶有莘氏之女，商汤是自汤丘向东方前进才到达有莘氏居地的。显然，商汤所居的汤丘应当在有莘氏居地的西方，且与有莘氏居地相距不远。”一句话是确实有历史地理学意义的。“汤丘”一地，先秦传世文献实有记载，《太平御览》卷四八六引《尸子》：“汤复于汤丘，文王幽于羑里，武王羁于玉门，越王役于会稽，秦穆公败于肴塞，齐桓公遇贼，晋文公出走，故三王资于辱而五伯得于困也。”可知汤丘曾是商汤境遇窘迫之地，而且这个地点当在有莘氏之西不远处。更据《汤处于汤丘》中记“汤反复见小臣，归必夜。”还可以推知，汤丘去伊尹所居的伊地不出一日行程的距离。《汤处于汤丘》篇中方惟所说“今君往不以时，归必夜，适逢道路之祟，民人闻之，其谓吾君何？”就正说明伊尹养病时并不与成汤住在同一个城邑，那么伊尹养病的地点自然最可能就是其故居，而且由成汤所居地前往伊尹养病地时，其路途安全没有保障，说明此时这个路线并不在成汤自身势力范围内。《荀子·礼论》：“吉行五十里，奔丧百里。”是先秦非军事性的每日行程极限一般是五十里至百里之间。所以，可以推知“汤丘”当在有莘氏之西、伊地周边百里之内，折合今距约40公里之内的范围。网上各种讨论“汤丘”的文章，几乎无不把“汤丘”直接与所谓先商文化挂钩，这显然与先秦的记载完全不合。“汤丘”既然只是成汤境遇窘迫时所居，则此地不但不应该有兴盛的考古文化，而且在当时应属于较偏僻的地区，这才与成汤此时的境况相符。

　　先秦时期，山、丘往往会互称，如《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即称昆仑山为昆仑之丘，《山海经·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山海经·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是苍梧之山又可称苍梧之丘。因此上，“汤丘”也可称“汤山”。先秦文献中唯一提到“汤山”之处即《山海经·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爰有熊、罴、文虎、蜼、豹、离朱、视肉；吁咽、文王皆葬其所。一曰汤山。”而这个又名“汤山”的“狄山”，更有“崇山”、“岳山”等名，《山海经·大荒南经》：“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郭璞注：“即狄山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历唐尧于崇山兮，过虞舜于九疑。”张守节《正义》引张揖曰：“崇山，狄山也。”《水经注·瓠子河》：“《山海经》曰：尧葬狄山之阳。一名崇山。”帝尧葬地另有蛩山一说，笔者《清华简〈尹至〉解析》注文已提及[3]，可推知这里存在一个帝葬整合与地名移易现象。“崇山”自然是人们都非常熟悉的地名，《尚书·尧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大戴礼记·五帝德》：“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皆是此“崇山”，历来多按旧注指“崇山”为今嵩山，但核于先秦文献，实无可证。又另有将作为古国名的“崇”与嵩县发生联系一说，笔者翻查诸书所能找到的最早即《辞海》历史地理分册指其地在今河南嵩县北[4]，之后很多书籍、文章都有引用，却查不到任何人给出详细证明过程。笔者认为，严格以先秦文献为据的话，先秦时期可考的“崇山”仅崇吾之山一山。《山海经·西次三经》：“西次三经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繇之泽，西望帝之搏兽之丘，东望䗡渊。有木焉，员叶而白柎，赤华而黑理，其实如枳，食之宜子孙。有兽焉，状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举父。有鸟焉，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蛮，见则天下大水。”郝懿行疏：“《博物志》及《史记·封禅书》索隐引此经并作崇丘；《博物志》又作参嵎。”《博物志》所说“参嵎山”，《山海经·海外南经》作“南山”，言“比翼鸟在其东，其为鸟青、赤，两鸟比翼。一曰在南山东。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身生羽。”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因此可知当即秦岭山脉的东端，《西次三经》下文又称“临彼岳崇之山”，可见崇吾之山又称崇丘、岳崇之山、参嵎山。比翼鸟就是《左传》的蛮氏，羽民就是夏民，笔者《清华简八〈虞夏殷周之治〉解析》[5]已指出。“食之宜子孙”的树，从描述来看，各方面都和枳没有多大区别，推测就是枳的当地特有品种，称其“食之宜子孙”自然是取自谐音，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谐音和寓意，与夏人姒姓来源的传说关系密切，《逸周书·王会》：“康民以桴苡。桴苡者，其实如李，食之宜子。”《史记·五帝本纪》：“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索隐》引《礼纬》曰：“禹母脩己吞薏苡而生禹，因姓姒氏。”《论衡·奇怪》：“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闻一多先生《匡斋尺牍》已证薏苡和桴苡是一物[6]，虽然闻一多先生因为侧重《诗经》所以认为就是芣苡，但《山经》和《王会》皆以为是木属，这当是传说分歧所至，此处不作多论，这里要说的只是这种植物在传说中直接联系到禹母生禹和夏人姒姓。崇吾之山的“举父”郭璞注言“或作夸父”，而夸父当即舜子叔均，见笔者《清华简八〈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解析》[7]的分析，对比《山海经·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和《山海经·大荒南经》：“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是叔均就葬在苍梧，所以崇吾当即苍梧，此山有举父也就是叔均（夸父），《山海经·大荒西经》：“始均生北狄。”《方言》卷十二：“刳，狄也。”因此崇吾之山又名狄山，不为无故。《山海经·中次三经》：“又东十里，曰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是多驾鸟。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其地在三涂山北，举、禹皆在鱼部，举为见母，禹为匣母，见、匣关系最近，因此崇吾之山的举父，与夸父、禹父当可以确定是同源分化。考虑到禹所治水的伊阙、龙门、九山、九水、九州等地名皆集中在伊洛流域的现象，则禹父传说很可能是最早的。由禹父讹为夸父，导致将帝舜和商均之葬移至此。玃、举谐音，《尔雅·释兽》：“貜父，善顾。”郭璞注：“貜也，似狝猴而大，色苍黑，能貜持人，好顾盼。”所以禹父讹为举父，则又被对应于猴类。核于地理，《博物志》所说的“参嵎山”既然在夏民和蛮氏之西，则必不能是嵩山。蛮氏之西附近的名山，唯有又称三涂山的涂山，禺、余皆通虞[8]，故“参嵎”、“三涂”也存在音转关系。“崇”字古文或作“崈”，涂山的“涂”古文或作“峹”，“宗”、“余”二字字形非常相似，往往只是竖笔上穿不上穿的差别，因此二字非常容易至讹。故很可能早在殷商时期，此山就已经由“羽”转写为“余”，由“余”又衍生出“宗”，于是形成后世的羽山、涂山、崇山等不同名称。《仪礼·乡饮酒》：“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崇丘》配《南有嘉鱼》，对应下文《南山有台》，可见崇丘位于东周洛阳之南，正对应《山海经·西次三经》“崇吾之山”和《山海经·海外南经》“南山”于《博物志》又称“崇丘”和“参嵎山”。 “参”为侵部，与“宗”是冬侵关系，与“仓”是侵东关系，所以崇吾之山与参嵎山、苍梧之山实为一山。《国语·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水经注·淮水》引《连山易》曰：“有崇伯鲧，伏于羽山之野。”鲧为崇伯，却“殛之于羽山”，正对应于“崇丘”即“羽山”。《尚书·皋陶谟》言禹“予创若时，娶于涂山。”《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音初》：“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所记的“涂山”，自然也都是这个三涂山。综合前文内容，则崇丘即崇山，又名崇吾之山、苍梧山、岳山、狄山、汤山、涂山、羽山、参嵎山、南山、三涂山，《水经注·伊水》：“伊水历崖口，山峡也。翼崖深高，壁立若阙，崖上有坞，伊水径其下，历峡北流，即古三涂山也。杜预《释地》曰：‘山在县南。’阚駰《十三州志》云：‘山在东南。’今是山在陆浑故城东南八十许里。《周书》：‘武王问太公曰：吾将因有夏之居，南望过于三涂，北瞻望于有河。’《春秋》昭公四年‘司马侯曰：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服虔曰：‘三涂、大行、轘辕、崤、渑，非南望也。’京相璠著《春秋土地名》亦云：‘山名也。’以服氏之说，涂，道也。准《周书》南望之文，或言宜为轘辕、大谷、伊阙，皆为非也。《春秋》，晋伐陆浑，请有事于三涂。知是山明矣。”山峡今仍其名，可知三涂山约当在今河南嵩县城关镇与大章镇之间，上、下蛮峪一带。故由以上诸内容可推知，《汤处于汤丘》的“汤丘”也就是三涂山，昜、仓可通[9]，故比之于“崇吾之山”省称“崇山”，则“苍梧之山”省称“苍山”即会音转为“汤山”。考虑到鲧和成汤都只是被放逐到此地，还可以推知此地于当时应较为偏僻，考古文化应该不会很显著，只当在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晚期略有发展，故可以考虑老樊店遗址和窑店遗址，据《河南文物》：“老樊店遗址：位于库区乡老樊店村。新石器时代。县文物保护单位。面积5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发现陶器有泥质灰陶、黑陶、夹砂粗灰陶片,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等,器形有瓮、盆、罐等；石器有斧、镰。属龙山文化遗存。”[10]、“窑店遗址：位于田湖镇窑店村。商代。县文物保护单位。面积4.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80米。采集有灰陶钵、绳纹罐、刻槽盆、鬲足，以及石斧、刀。属二里头文化遗址。”[11]

　　《汤处于汤丘》的整理者在注〔二〕中言：“《史记·殷本纪》：「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正义引《括地志》：「古莘国在汴州陈留县东五里，故莘城是也。」在今山东曹县北。有莘氏或作有侁氏，《吕氏春秋·本味》：「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为媵送女。」亦为同类传说。《吕氏春秋·尊师》「汤师小臣」，高注曰：「小臣谓伊尹。」因此伊尹在卜辞中称「伊小臣」（《合集》二七〇五七、《屯南》二三四二）。”[12]然而查《合集》二七〇五七、《屯南》二三四二的图版，皆未见整理者所说“伊小臣”卜辞，故不知整理者所注是别有所据还是出自整理者自己的造作。由清华简各篇往往径称“小臣”而不作特别的交代来看，“小臣”疑为伊尹之字。有莘氏之地，并非《括地志》所说“汴州陈留县东五里”，而是在伊水流域，此点先秦文献所记甚明。上博简《子羔》：“观于伊而得之……是禹也。”《大戴礼记·帝系》：“鲧娶于有莘氏之子，谓之女志氏，产文命。”可证鲧、禹、有莘氏所居皆近于伊水。笔者在《清华简〈尹至〉解析》[13]中也曾提到：“据《吕氏春秋·本味》：“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烰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媵女。”有侁氏即有莘氏，《太平寰宇记》卷一引《国语》：“汤伐桀，桀与韦、顾之君等拒汤于莘之墟，遂战于鸣条之野。”而《大戴礼记·帝系》称：“鲧娶于有莘氏之子”（又见《史记索隐》引《世本》），鲧为崇伯，故可知夏末莘之墟（有莘之野）必在今嵩山与伊河之间。《本味》篇所称之“臼”，即“臼里”，又名“九苑”、“九里”（故言东走十里而顾），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中《西周时期中心图》及《战国韩魏地图》即将“九里（臼里）”标于缑氏西南，可见“莘之墟”即在今顾县镇、缑氏镇、庞村镇、寇店镇之间这一区域，而夏末之顾（有扈）即今顾县镇以东地区。”彼时所作推测是基于崇即嵩山的旧注而来，虽然定“莘之墟”在洛阳、偃师、伊川之间偃师市的“今顾县镇、缑氏镇、庞村镇、寇店镇之间这一区域”大体上接近，但毕竟并没有严格推定“莘”地所在，而是通过间接证据来猜测的。现在既然“崇”非嵩山前文已辨明，则“莘”地所在自然也当求于偃师与嵩县之间的伊水流域，《水经注·伊水》：“涓水东南流，左合南水，水出西山七谷。左会北水，乱流，左合禅渚水，水上承陆浑县东禅渚，渚在原上，陂方十里，佳饶鱼苇，即《山海经》所谓‘南望禅渚，禹父之所化。’郭景纯注云：‘禅，一音暖，鲧化羽渊而复在此，然已变怪，亦无往而不化矣。’世谓此泽为慎望陂，陂水南流注于涓水。涓水又东南注于伊水。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得婴儿于空桑中，言其母孕于伊水之滨，梦神告之曰：‘臼水出而东走。’母明视而见臼水出焉。告其邻居而走，顾望其邑，咸为水矣。其母化为空桑，子在其中矣。莘女取而献之，命养于庖，长而有贤德，殷以为尹，曰伊尹也。”所说“慎望陂”盖也是“东走，毋顾”的民间理解，那么与伊水、慎望陂相关的这条涓水，也就对应了有莘氏，辛、肙可通[14]，据《宜阳县志》：“顺阳河：（古名涓水）西北源于董王庄乡邓庄，先后汇集白杨镇石板沟、响潭沟、豹子沟等9条大沟水，至南留汇为顺阳河，向东南人伊川境注伊河，流长14.75公里。”[15]是涓水即是发源于今河南省宜阳县董王庄的顺阳河，慎望陂水南流入涓水，所以伊地当在涓水北，伊尹之母既是“东走”，那么有莘氏当即近于涓水与伊水交汇处，约在今伊川县城关镇至鸣皋镇一带。伊河东岸白元村考古发现有白元遗址，据《伊川白元遗址发掘简报》：“白元遗址位于伊川县城西南约7公里伊河东岸的台地上。……白元第一期，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白元四期，属于二里岗期。虽然发现遗物不多，但所收集到的陶器标本，可看出器形者，均属二里岗上层文化。鬲或罐口部多下折起棱的特点，与二里岗上层完全相同。”[16]其文化类型与时间段正与先夏至商前期相应，故白元遗址很可能即是有莘氏遗存。涓水与伊水汇于伊川县鸣皋镇，白元遗址则与银河入伊水处平行，前文已分析伊地当在涓水北，故对应于“东走十里而顾”，由银河入伊水处向西取4公里，此地有马回营北遗址，据《河南文物》：“马回营北遗址：位于平等乡马回营村北。新石器时代、商代。县文物保护单位。面积2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采集有彩陶钵、红陶盆、篮纹罐、绳纹瓮，以及石斧、石球等遗物。属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遗址。”是此地的龙山文化正可对应少皞之墟，商文化则可对应伊尹居地。由伊川县平等乡马回营村至嵩县田湖镇窑村约21公里，由伊川县白元镇至嵩县田湖镇窑村约24公里，前文解析内容已言“《荀子·礼论》：‘吉行五十里，奔丧百里。’说明先秦非军事性的每日行程极限一般是五十里至百里之间，所以可以推测‘汤丘’当在有莘氏西百里之内，折合今距约40公里之内的范围。”故可推知商汤访问伊尹的路程消耗对应于伊川县平等乡马回营村至嵩县田湖镇窑村的21公里左右正在一日之内，再原路返回则已超过40公里，所以当商汤返回汤丘时，必然已经是夜间，故有《汤处于汤丘》中载“汤反复见小臣，归必夜。”

　　笔者曾在《清华简〈尹至〉解析》[17]中提到北狄在洛阳北部，言“《国语·晋语一》：‘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有施氏即有易氏，其所居之地，即今洛阳、孟津、巩义、偃师之间的北邙山地区。”并在注中说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五月戊午，刘人败王城之师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刘人战于施谷，刘师败绩。’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一言‘大谷在洛阳东……周之萑谷、施谷盖皆大谷之支径耳。”是洛阳以东、偃师以西有施谷。有施氏之女妹喜为僖姓，僖姓为狄之姓，即《国语·鲁语下》所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者，而《楚辞·天问》称：‘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汤何殛焉？’可见妹喜为桀伐蒙山所得，而据上博简《容成氏》所述‘桀……起师以伐岷山氏，取其两女琰琬。’可知旧注以‘蒙山’为‘岷山’实误，《天问》中之蒙山当为北邙山（又名芒山），地在洛阳东北。‘蒙’之缓读即是‘汪芒’，故可知夏末的有施氏就是《鲁语下》所记汪芒氏，为狄人。《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杜预注：‘狄泉，今洛阳城内大仓西南池水也。时在城外。’《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东王必大克。’杜预注：‘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东，故曰东王。’《水经注·谷水》：‘班固、服虔、皇甫谧咸言翟泉在洛阳东北，周之墓地。’是洛阳东北有狄泉，又名翟泉。《楚辞·天问》称‘昏微遵迹，有狄不宁’，可见有狄即有易氏，且‘易’与‘施’可通，见《古字通假会典》第468页‘惕与施’条（齐鲁书社，1989年7月），故有易氏就是夏末的有施氏，居于施谷、翟泉、北邙山地区。《墨子·节葬下》：‘昔者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山海经·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可知帝尧与帝喾皆葬于狄山，此山又名蛩山，据《汉书·司马相如传》李奇注：‘周洛曰鲔……出巩山穴中，三月笿河上，能度龙门之限，则为龙矣。’据《水经注·河水》：‘（巩）县北有山临河，谓之崟原丘，其下有穴，谓之巩穴。言潜通淮浦，北达于河。直穴有渚，谓之鲔渚。’可知蛩山即巩义市西北的岑原邱。《吕氏春秋·安死》称：‘尧葬于谷林。’据《山海经·中次六经》：‘缟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谷城之山。’蛩之缓读即谷城，且二者地望相合，可见谷林即北邙山区中谷城（巩山）之林。综合以上内容就可以知道，帝尧至有夏时期，狄（有易氏、有施氏）居于今洛阳、孟津、巩义、偃师之间的北邙山地区。”北邙山地区地势平缓重要，嵩县地区则过于偏僻，因此结合前文的分析，尧葬的狄山地名和舜子商均（夸父）传说，很可能是随后人迁徙而南移至崇吾之山的。《大戴礼记·帝系》：“帝喾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原氏，产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简狄氏，产契；次妃曰陈隆氏，产帝尧；次妃陬訾氏，产帝挚。”帝挚即帝契，而帝喾之子后稷也即三代后稷中的契这一代，帝喾就是舜父瞽叟，这些内容笔者《清华简八〈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解析》已说明，《水经注·获水》：“椒举云：‘商汤有景亳之命也。’阚骃曰：‘汤都也。亳本帝喾之墟，在《禹贡》豫州河洛之间，今河南偃师城西二十里尸乡亭是也。’”虽然其指亳为尸乡引出现在郑亳与偃师亳邑的争议，但“亳”这个地名本身为帝喾之墟并无可争，而汤亳由郑州商城移至偃师商城，其变动过程，笔者《清华简〈尹至〉解析》也已述，这里要再论的则是商人与狄人的关系。帝喾娶简狄，生舜兄契，契为商人之祖，而舜子商均也冠以商氏，而且商均生北狄，呼应了帝喾娶简狄，由此可见，商与狄本是同支，分化与矛盾是产生在王亥被杀导致上甲微伐有易这一事件上。据《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有扈为夏同姓，王亥则为有扈之臣。不妨将王亥的“牧夫牛羊”比之于《左传·哀公元年》的“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有过氏当即《左传·隐公十一年》“王取邬、刘、蔿、邘之田于郑”的蔿，纶地在伊川与登封之间，《水经注·伊水》：“狂水又西径纶氏县故城南。《竹书纪年》曰：‘楚吾得帅师及秦伐郑，围纶氏’者也。”有虞氏能邑少康于纶地，是纶地属于有虞氏，而此地正邻于笔者在《清华简〈尹至〉解析》中分析的有易氏居地，故可旁证此时的有虞氏就是有易氏，二者此时尚为同脉。有仍氏则在许、郑之间，《春秋·桓公五年》记周王室有仍叔，《谷梁传》作任叔，是仍地即任地。《左传·成公四年》：“郑伯伐许，取鉏、任、泠、敦之田。”可证鉏、任相邻，在许、郑之间。《左传·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所以少康初逃至有仍，正邻于后羿故地，因此才不能安处。少康为有仍氏牧正之时，可以“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则王亥为有扈氏之牧，自然也当是实力比于“有田一成，有众一旅”的牧正，而非“牧夫牛羊”的牧民。《山海经·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伯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为有扈氏牧正的王亥，能托仆牛于有易，自然王亥对有易氏的信任可想而知，返观前文分析，这种信任当是有易氏与王亥本即同族同祖的缘故。由于有易之君杀了王亥，所以上甲微才假师河伯而伐有易，即清华简《保训》所记“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归中于河。”商人此时才正式崛起。夏时的有虞氏、有易氏、先商的共同文化疑即对应于考古文化中的巩义稍柴遗址，据《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稍柴遗址：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上层文化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河南省巩义市芝田镇稍柴村。面积约100万平方米。1959年发现。1960年、1963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等单位进行试掘，发掘面积690平方米。遗址可分为四期，各期均有房址、灰坑和墓葬等遗迹。有的墓葬随葬有觚、爵、白陶鬻等陶器。第四期的一座墓葬随葬有玉饰，腰坑内埋有狗骨，发现有铜镞、原始瓷尊等重要遗物。第一至三期对应二里头文化第一至三期，第四期的时代为二里冈文化。该遗址的超大型规模和丰富的二里头文化遗存，表明其在二里头时代的社会结构中有较高的地位。”[18]稍柴遗址与二里头遗址既相近，又有明显区别的特征，正符合有易氏臣属于夏，但又有自身文化的特点。由前文所述可见，在上甲微这代人之前，商先人与有虞氏、有易氏是同支，这种情况下若说能辨别出有虞氏（有易氏）之外的“先商文化”，在笔者看来以现在的考古技术不大可能，所能追溯的自然只有共同的考古文化。下面附上“汤丘”及相关地名位置示意图：

　　再看商人世系，《史记·殷本纪》言：“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王国维先生曾有《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文，其分析八迁多源自《路史后纪·国名纪三》的“八迁之可考者六：契居番，昭明居砥石，复迁于商，相土处商丘，上甲居邺而汤居亳。”因为王国维先生是名人，所以《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文影响颇巨，治三代史地的学人应该都很熟悉，这里就不复述了。文章虽然著名，但立论却颇随意，甚至为凑足八迁，不嫌引今本《竹书纪年》为证来补充《路史》所未言及的部分，所以所论多不可取，笔者此处重新分析一下自契至成汤的迁徙过程。《世本》所说“契居蕃”的“蕃”，当即“蒲”，番与蒲通[19]，《史记·五帝本纪》：“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集解》引皇甫谧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阳，或言潘。”也可证“蕃”即“蒲”。契就是挚，与舜为兄弟，同为帝喾之子，笔者《清华简八〈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解析》[20]已言明，《初学记·居处部·都邑》引《帝王世纪》：“帝喾都亳，一曰都高辛；……舜都蒲阪。”蒲、亳相通[21]，因此“帝喾都亳”与“契居蕃”、“舜都蒲阪”实皆为一地，但这个“蒲阪”当不是在山西永济，而是在山西绛县横水镇。蔡运章先生《商周倗国铜器与河伯冯夷国族》[22]文在李零先生《冯伯和毕姬》[23]以倗国与河宗氏对应的基础上指出倗国即冯夷国族，并提到“倗、蒲古音皆读并母，音近义通。《说文·人部》：‘倗，辅也。’《左传·昭公十七年》：‘以蒲伏焉。’《经典释文》：‘蒲，亦作扶。’赵岐《孟子·滕文公下》注：‘不扶自直。’焦循正义：‘扶，即辅也。’是其佐证。今山西绛县的西周倗国，正位于洛阳的北方。因此，考古发现位于今山西绛县的媿姓倗国，可能就是隗姓赤狄中的蒲国。……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一《山西·垣曲县》载：“诸冯山在县东北四十里，《孟子》云‘舜生于诸冯’，盖即此。’这是说‘诸冯山’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北。《孝经援神契》云：‘舜生于姚墟。’因‘姚’、‘洮’可以通假，故‘舜生于姚墟’而为‘姚姓’，当因山西洮水而得名。据《左传·昭公元年》、《史记·郑世家》和《水经注·涑水》记载：‘台骀，汾、洮之神也’。‘洮’水源出今山西绛县横岭山，流至闻喜县东南与涑水合。《左传》诸书所说的洮水，实指涑水的上游。而位于绛县东南的‘横山’跨入垣曲县后名‘大横岭’，正与垣曲县东北的诸冯山相邻。这说明洮水的发源地与诸冯山都在今山西垣曲县横岭关东垣曲与绛县的交界处。也就是说，虞舜的诞生地‘诸冯’与‘姚墟’当是指同一个地方，指的就是从山西垣曲东北的诸冯山到绛县东南的洮水沿岸。这说明夏代河伯冯夷部族居住的地望，也应在与诸冯山相距不远的地方。”将此内容与笔者在《清华简八〈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解析》中已指出的炎帝、神农、有虞氏、有易氏都是同源、伯夷即舜的兄弟商祖契也就是帝挚、台骀则即帝舜这些内容相结合，就不难推知，“帝喾都亳”与“契居蕃”、“舜都蒲阪”实皆即“冯”地，狄人即发源于此，所对应的考古文化遗迹很可能即绛县横水镇周家庄遗址，据《中国考古学大辞典》：“周家庄遗址：新石器时代至周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山西省绛县周家庄涑河北岸的台地上。面积近500万平方米。20世纪50年代发现，2004年进行发掘。新石器时代先后有庙底沟文化、西王村三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时期遗存（属三里桥文化），不同阶段遗存的分布由少渐多，龙山时期遗存基本涵盖整个遗址。此后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和商代的遗存不多，西周到东周时期又有较广的分布。”[24]二里头和商代遗存不多，正对应于有虞氏迁居离开此地，西周到东周的“较广的分布”则对应于随着怀姓九宗而兴起的赤狄文化。此后，《荀子·成相》所言的“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这个“砥石”，杨倞注已提到“或曰：即砥柱也。”而《尚书·禹贡》：“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史记·夏本纪》“砥柱﹑析城至于王屋。”《正义》引《括地志》云：“厎柱山，俗名三门山，在陕州硖石县东北五十里黄河之中。”由冯地至砥柱，正是顺着运城盆地东端而一路西南行。砥石所在的三门峡原为焦地，又称焦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杜预注：“八国皆晋所灭，焦在陕县。” 《淮南子·主术》：“桀之力，制觡伸钩，索铁歙金，椎移大牺，水杀鼋鼍，陆捕熊罴，然汤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擒之焦门。” 《淮南子·氾论》：“故桀囚于焦门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 《山海经·海内北经》：“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烛光，处河大泽，二女之灵能照此所方百里。”以宵明为舜女之名，《说文·鸟部》：“鹔，鹔鷞也。五方神鸟也。东方发明，南方焦明，西方鹔鷞，北方幽昌，中央凤皇。”以焦明为西方神鸟名。焦、昭、宵并通[25]，门、明亦通[26]，故昭明、宵明、焦明、焦门很可能有同源关系，其对应的考古文化可以考虑三门峡小交口遗址，据《河南文物》记载：“小交口遗址：位于交口乡小交口村东北。新石器时代。市文物保护单位。面积约24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3-4米。采集有高领罐、小罐、鬲、杯、盆等陶片，饰绳纹、篮纹、方格纹、附加纹或素面。是一处大型龙山文化遗址。”[27]对比《墨子·尚贤中》：“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墨子·尚贤下》：“是故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上博简《容成氏》：“昔舜耕于鬲丘，陶于河滨，渔于雷泽。”《吕氏春秋·慎人》：“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管子·版法解》：“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舜所经历诸地明显更适合理解为是有虞氏一族的迁徙过程，也即有虞氏每迁一地，即将舜的传说带至该地，就形成了《管子·治国》所说“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又见《吕氏春秋·贵因》、《艺文类聚·帝王部》引《尸子》）。有虞氏与商先祖是同族，故这个迁徙过程当与商先祖的迁徙有对应关系。舜所耕的这个历山，上博简作“鬲丘”，先秦时山、丘往往互作，前文已言，此山虽然著名，但也异说纷繁，各地的历山不下十余种说法，笔者则认为，所有这些说法，全都是衍生之说，舜所耕的历山，很可能就是晋南地区著名的稷王山。帝俊、契与舜、商均为三代后稷，笔者《清华简八〈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解析》已说明。历、鬲同音，稷为职部、历为锡部，是存在音转条件。《水经注·汾水》：“汾水又径稷山北，在水南四十许里，山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高十三里，西去介山十五里。山上有稷祠，山下稷亭。《春秋》宣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晋，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是也。”《太平御览》卷四十五引《隋图经》曰：“稷山，在绛郡，后稷播百谷于此山。”后稷播百谷，正可对应于舜耕于历山，考古文化则可以考虑对应山西闻喜的回坑遗址，据《闻喜县志》：“回坑遗址：位于回坑村西，长宽各2000米，文化层堆积3-4米，断崖暴露大量陶器残片，可辨器形有钵、盆、罐、碗、杯、尖底瓶、鬲、折沿罐等，以新时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为主，龙山文化次之。1954年4月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调查确认。1965年5月24日，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文物保护单位。未发掘，遗址保存较完整。”[28]历山由稷王山移至河东蒲坂，疑是随着将“蒲”地指为蒲阪而伴生的地名迁移现象。按舜的这个迁徙次序，则河滨即可对应三门峡砥柱地区。雷泽又作濩泽，《穆天子传》卷五：“天子四日休于濩泽，于是射鸟猎兽。”《汉书·地理志》：“濩泽，《禹贡》析城山在西南。”《水经注·沁水》：“沁水又南与濩泽水合，水出濩泽城西白涧岭下，东径濩泽。《墨子》曰：‘舜渔濩泽。’应劭曰：‘泽在县西北。’又东径濩泽县故城南，盖以泽氏县也。《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九年，晋取玄武、濩泽’者也。”是雷泽在今山西省阳城县西。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雷泽与昌若的关系，则回、雷音近，雷字异体有书为从雨从回者，古文字中“昌”、“回”形近，故昌若的“昌”，很可能是“回”字之讹，也即昌若即雷泽的异读。《山海经·海内经》：“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如果“昌”确如笔者猜测本为“回”字，则雷祖生昌意也正可比于昌若居雷泽，很可能都是“回”字讹为了“昌”。《楚辞·远游》、《庄子·秋水》中皆有海若，其原型或即昌若，若此则海若与河伯的关系，仍是有虞氏族内事。《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所说的相土所居商丘，《左传·昭公元年》则言“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阏伯即帝契，说商丘是阏伯迁居显然是因为商先人曾居此地而往上逆溯的结果。关键在于，《左传·昭公元年》的内容实际上暗示了商丘当距离大夏不远，虽不会近到“日寻干戈”，但也应该不会远在千里之外。笔者推测，这个商丘很可能与章山有关。《山海经·大荒北经》：“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厘姓，食肉。有山名曰章山。”苗民在苗邑，《水经注·河水》：“濝水西屈，径关城南，历轵关南，径苗亭西。亭，故周之苗邑也。又东流注于河。”是苗亭在济源，因此章山也当在济源周边。《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厥咎乃降于巫山。”济源正当孟津要冲之北，因此正在夏桀逃亡、成汤追击的路上，夏耕死于此地与战争形势相合。《山海经·海外西经》：“形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形、耕读音密近，章缓读即为常羊，故形天故事当即夏耕故事的另一个版本，章山也当即常羊之山。《潜夫论·五德志》：“有神龙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帝王世纪》：“神农氏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可证此地也有炎帝传说，帝、狄音通[29]，赤帝魁隗明显即赤狄隗姓，所以炎帝、赤帝传说本都是源自赤狄居地，《墨子·尚贤下》“灰于常阳”的常阳当也即常羊。《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羊肠为常羊之倒，比于“伊阙在其南”，则此羊肠当即指济源轵道，常羊之山当即太行山的济源段。《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皇父孔圣，作都于向。”《左传·隐公十一年》：“王取邬、刘、蒍、邘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攒茅、向、盟、州、陉、隤、怀。”杜预注：“轵县西有地名向上。”向、上、尚、商皆可通[30]，向邑与章山位置正相毗邻，故笔者推测相土所居的商丘，很可能即在向邑一带，考古文化上可对应于济源庙街遗址，据《河南省文物志二稿》：“庙街遗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济源市北海区庙街村西，龙山文化遗存。遗址规模较大，东起济渎庙，西至济源电厂，北起小李庄，南至济渎大街，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至3米。”[31]桑、相同音，故《左传·定公四年》的“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推测当是因鲁有空桑地名而衍生出的相土东都讹传，并非是相土真的曾经东居泰山附近，所以这并不是一次迁徙的记录。相土之后的曹圉，《史记索隐》言《世本》作粮圉，未知孰是。若从曹字考虑，虽然可以直接与曹邑或恶曹挂钩，但按前文思路，笔者则仍认为曹字很可能只是东字之讹，古文字往往不嫌重书，而东字重书即可能被认为是曹字，故曹圉完全可能是东圉之讹。《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辛未，伐东圉。冬十月丁巳，晋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师，以纳王于王城。”杜预注：“洛阳东南有圉乡。”这个圉乡，似当即御龙之乡，《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笔者在《安大简〈诗经〉“侯”风及清华简“厚父”试说》中已提到过：“传说中人名后缀所谓‘龙’、“鸟’，实即后世所称的‘公’、‘侯’。”[32]因此御龙即御公，御、圉音义并通[33]，《左传》既然称“以更豕韦之后”，则圉地或即韦地的异称，或即统辖韦地，周时的刘地，也正在洛阳东南，故笔者《清华简〈尹至〉解析》推论韦地即刘地，那么曹圉所迁的圉地很可能就在刘地周边。《路史·后纪·国名纪三》：“邺，上甲微居，即桐也。”桐可对应《孟子·尽心上》：“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的桐宫，《史记·殷本纪》：“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正义》：“《括地志》云：‘薄城北郭东三里平地有汤冢。’按：在蒙，即北薄也。又云：‘洛州偃师县东六里有汤冢，近桐宫，盖此是也。’”桐宫即偃师商城，邹衡先生《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34]已指出。比较夏商世系，王亥到上甲微正对应《左传·襄公四年》“后杼灭豷于戈”之后的时间段。《史记正义》引《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斟寻即鄩地，现在的二里头遗址，方酉生先生《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遗存与桀都斟鄩》[35]已指出。斟灌在洛阳市区孙旗屯、东马沟一带，《山海经·中次六经》：“又西十里，曰廆山，其阴多㻬琈之玉。其西有谷焉，名曰雚谷，……交觞之水出于阳，而南流于洛；俞随之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谷水。”《左传·昭公三十六年》：“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杜预注云：“萑谷、胥靡、滑，皆周邑。”《释文》：“萑音丸，本又作雚，古乱反。”斟灌当即在雚谷附近，对应于考古文化，盖即东马沟遗址，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东马沟遗址：在洛阳市老城西南10公里，东马沟村附近，村南、北的小河两岸。分布有3处文化遗址。……第三处在村东北1公里台地上，属二里头文化类型的墓葬区。上层出土有郑州二里岗期的大口尊、鬲，罐等，还有属于偃师二里头类型的陶鼎、深腹罐，花边罐、三足器、爵及骨锥等。下层发现11座二里头文化类型的墓葬，其中双人墓2座，为长方形别穴土坑墓，墓圹周围残存有灰色的朽木灰，为早期用棺的痕迹，随葬晶有白陶、鬶、盉和爵等，并有三足器、平底盘和豆。为研究中国夏文化和早期商文化提供实物资料。”[36]斟寻在偃师东南，斟灌在洛阳市区西南，皆在洛水北岸，可见两地是扼守洛水的要地。笔者《清华简〈尹至〉解析》注中就已提到“夏桀之前的夏代晚期诸帝是未居斟鄩的，而汉代的汤亳在偃师之说也显然并非空穴来风，因此，二里头四期中的商文化特征器物不宜与夏亡对应，而是应与夏代晚期夏后氏西退、商文化扩张对应的。”夏后氏的西退对应于上甲微的崛起，前文已提到“有施氏即有易氏，其所居之地，即今洛阳、孟津、巩义、偃师之间的北邙山地区。”因此上甲微复仇于有易，必然直接威胁到了偃师、洛阳周边地区，更由报乙、报丙、报丁皆称报，而主壬、主癸则称主这个区别来看，很可能至主壬、主癸两代时已经完全控制了偃师、洛阳地区，夏桀号履癸不排除是因为战胜了商君主癸而夺回了偃师、洛阳地区。此后成汤被囚夏台，又被放逐到汤丘，前文已言汤丘当即三涂山地区，笔者在《清华简〈尹至〉解析》中还曾提到：“《商君书·赏刑》：‘昔汤封于赞茅，文王封于岐周，方百里。’成汤被囚夏台是在受封之前或是之后，皆属可能。”而由诸书记述成汤与伊尹谋夏事过程中并无成汤被囚的情节来看，当可推测成汤是被囚在先，是成汤居汤丘也在自契至汤八迁之内。之后，成汤被赦免，且封于赞茅。“成汤励精图治，扩地至郑州后西征，伐灭夏桀。”其过程笔者在《清华简〈尹至〉解析》已述。商先祖与有虞氏是同支，所以舜的迁徙也对应于先商的八迁，契居蕃是在帝喾之都，因此并不是一次迁徙，所以八迁当自舜耕历山算起，契、舜耕历山为一迁，昭明居河滨砥石为二迁，然后是昌若居雷泽为三迁，相土居常阳商丘为四迁，曹圉居东圉为五迁，上甲微居桐宫为六迁，汤被放逐居汤丘为七迁，由汤丘受封赞茅为八迁，之后“汤始居亳”然后以此为基础才伐灭夏桀。下面附上笔者拟定的“自契至汤八迁示意图”以方便读者核对相应地点：

　　回顾伊尹其人，《墨子·尚贤中》：“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所说伊尹为“庖人”，对照《左传·哀公元年》的少康为有虞氏庖正，则伊尹当即商汤的庖正。庖正与牧正的关系，当是庖正主祭祀、朝政，牧正主军事、边政，《左传·哀公元年》：“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墨子·所染》：“汤染于伊尹、仲虺。”则以战国时的观点来看，伊尹当即是商汤右相，为庖正；仲虺则为商汤左相，为牧正。《墨子·尚贤上》所说“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战国策·赵策四》所说“伊尹负鼎俎而干汤，姓名未着而受三公。”《孟子·万章上》所说“伊尹以割烹要汤”等等内容，当都是衍生自伊尹为庖正。伊尹所居伊氏地，自然是在伊水流域，前文已指出其地很可能就在伊川县平等乡马回营村。

　　前文关于商先祖“自契至汤八迁”的路线，与成汤伐夏桀时的路线颇多相合之处，这自然是因为古代技术条件非常有限，方便举族迁徙和行军的大道不多的缘故。笔者在《清华简〈尹至〉解析》中已对成汤伐夏桀所经路线略有涉及，这里则可在前文解析内容的基础上再做一些修订和分析。排比诸书所记整个征伐过程，有三个关键点，一个是异名颇多的某遂（某墟），是整个征伐过程中首要的对战地点，然后是鸣条之战，之后是焦（巢）地为征伐的尾声，而因为夏桀的死亡日期就是鸣条之战的日期，所以这个尾声很可能是传说过程中衍生的。这三个地点之间，各书还有一些没多少重合性的地名。诸书中最早的即《诗经·商颂·长发》的“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比较《太平寰宇记》卷一引《国语》：“汤伐桀，桀与韦顾之君等拒汤于莘之墟，遂战于鸣条之野。”是成汤与夏桀、韦顾之君的交战即在莘之墟，此地各书又或作耹遂、𧎸遂、陑遂、郕遂、戎遂、有娀之虚，无论如何称呼，其地在鸣条之东是确定的。韦、顾是迎战成汤于伊、洛之南，所以无论鸣条之前的这个地名如何称呼，都与前文解析所提到的有莘氏地相近，该地的各种叫法中，莘、耹、戎的关系，归结来看无非是真部、侵部、冬部的音转之变。韦、顾之君，疑即《墨子·明鬼下》所说的“推哆大戏”，《墨子·明鬼下》：“汤以车九两，鸟陈雁行，汤乘大赞，犯逐夏众，入之郊遂，王乎禽推哆大戏。”《吕氏春秋·简选》：“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士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推哆盖即韦君，大戏盖即顾君。韦、顾之君迎战成汤于莘之墟是在戊子之日，而《简选》的“七十乘”显然是《明鬼下》的“九两”的夸大，这场战役必然是以步战为主，此点当无需多论。夏桀于孟津渡河北逃，成汤追击至章山，即《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章山很可能就在济源地区，前文解析内容也已言。鸣条在运河盆地东端，夏桀是逃到历山，上博简《容成氏》作鬲山，成汤伐夏桀战于鸣条，说明鬲山近于鸣条，前文解析内容以历山即稷山，正与此相合。成汤的进军路线当是由章山西至瓠丘，瓠丘西至安邑，瓠丘又作壶丘，由地点来看，则昆吾就是晋的狐氏，字又作壶，所以有《说文·壶部》：“壶，昆吾圜器也。”笔者在《清华简〈尹至〉解析》曾执着于《左传·昭公十二年的》“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而在许地定昆吾旧居，实际上传说之所以是传说，一个非常根本的特点就在于传说的口传性质，既然是非文字性的，那么记录的地名自然也多只是表音而不是表形，许、壶皆可缓读为昆吾，所以“昆吾旧许是宅”其实只是记录了一个地名读音而已。夏末的昆吾，很可能就是在瓠丘。昆吾阻击成汤失败后逃归夏桀，才有昆吾、夏桀与成汤战于鸣条之野，之后夏桀或是传说被杀，或是传说逃亡，或是传说被放逐，《左传·昭公九年》：“辰在子卯，谓之疾日。”杜预注：“疾，恶也。纣以甲子丧，桀以乙卯亡，故国君以为忌日。”就以夏桀死于乙卯日，《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帝王世纪》：“汤来伐桀，以乙卯日战于鸣条之野，桀未战而败绩。汤追至大涉，遂禽桀于焦，放之历山，乃与妹喜及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则是糅合了多个说法的产物。由戊子战于莘之墟至乙卯战于鸣条之野，前后二十八日，以夏末时的技术水平和后勤补给能力，这样的战事应该已经算得上是旷日持久了。前文已言，此次战事是步战为主，所以成汤的追击速度大致当不超过先秦日行三十里的行军速度，也即从莘之墟到鸣条之野行经路线当不超过现在的350公里，按前述的成汤由伊川至洛阳之间的莘之墟战胜后，渡孟津，西至瓠丘，再西至焦地，北进至鸣条，全程的距离大约为230公里，再考虑成汤中途击溃如夏耕这样的阻击和自身部队休整也需要时间，因此二十八日不算宽裕。下面附上笔者拟定的“成汤伐夏桀路线示意图”以方便核对相关地点及整个战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