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学者  叶嘉莹，女，1924年7月出生，号迦陵，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现为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摘要 今年是叶嘉莹教授归国执教40年。近日教师节，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活动现场致辞：“我若幸而身体能恢复健康，要请人把当年的吟诵整理出来，留给后人，不然我对不起前人。”此前，叶嘉莹为支持南开大学古典文化研究，已累计裸捐3568万元。 叶嘉莹先生曾表示：“感谢给我机会，使我‘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一点愿望，在南开园得到实现”。 出身名门但生逢乱世，眷念故土却羁旅异乡，命运几度沉浮，叶先生始终葆有诗心、吟咏自得。在她看来，是以诗词慰平生，足矣。 今天，与各位分享叶先生本人口述传记《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中，她所回忆1979年回国执教、结缘南开的一段往事。 1977年，我跟我先生和小女儿小慧一起回国探亲旅游，小慧那时也很兴奋，每天晚上都写一大堆的笔记、日记。为了回国，她还专门买了一个比较高级的相机，镜头可以伸缩的那种，后来她整理了几大本相册。 这一次回来我跟我先生和女儿还到西安旅游，参观了大雁塔等地，我们在火车上看见有个年轻人拿着一本《唐诗三百首》在读，我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们到长城参观时，我买到一本《天安门诗抄》，那时好像还不太公开的样子，陪同我们的导游，我还记得她叫小金，她当然没有对我说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公开看这本书，只是对我说：这太阳底下看书伤眼睛，回旅馆再看吧。  我当时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劫难，还是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周总理去世的那一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写了那么多诗。在参观各地古迹时，我也常常听到当地的导游，琅琅上口地背诵出古人的佳句名篇。我看到中国诗歌的传统还在，心里真是说不尽的欢喜，我觉得祖国虽然经受了不少灾害和磨难，但文化的种子仍然潜植在广大人民的心底。我在沿途旅游中就随口吟写了一些小诗，其中有两首是这样写的： 我本来以为，我平生学的这点东西，是没办法报效祖国了。看到这种形势，我想我还可以回国教书。动了这个念头以后，回到加拿大，我就开始考虑着申请回祖国教书的事情。1978年的春天，我给国家教委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利用假期回国教书。当我写好了信就要到邮筒去寄。我们在温哥华的家门前，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那一天我是傍晚黄昏的时候出去的，我要走过这一片树林，才能够到马路边的邮筒去投信。当时落日的余晖正在树梢上闪动着金黄色亮丽的光影，春天的温哥华到处都是花，马路两边的樱花树正飘舞着缤纷的落英。这些景色唤起了我对自己年华老去的警惕，也更使我感到了要想回国教书，就应争取早日实现的重要性。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金色的夕阳虽美，终将沉没，似锦的繁花虽美，终将飘零。我想要回国教书的愿望，如果不能付诸实践，也就像一场美梦终归破灭消失，最后将了无寻处。当时满林的归鸟更增加了我的思乡之情，于是我就随口吟写了两首绝句： 第一首“向晚幽林独自寻”，是说我独自在这片幽静的树林里边行走，这里不说“独自行”而说“独自寻”，是因为你在行走之中有一种寻思，一种思索。“枝头落日隐余金”，是说树枝被落日染上的金色已经渐渐褪去，太阳就要落下去了。这是写实的，景色就是如此，同时里边也有象征生命的意思。1978年我已经五十四岁了，中国都认为五十岁就是年过半百了。人生已经开始走向下坡了。“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是说我看到飞鸟都已经归巢了，而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故乡，实现我回国教书的愿望。第二首“花飞早识春难驻”，这是说春天正是花落的时候，我看到这些落花想到春天是不能永久停留的，人的光阴，人的寿命也是不能永久存在的。“梦破从无迹可寻”，如果你有个梦想，而不能把它付诸实践，就等于你这个梦破了，再也寻不回来了。“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突然间想到自己已经年过半百，快要向六十岁奔的人了，而我还是漂泊在海外，在天涯，我今后的生命，我的余生，究竟应该在什么地方度过呢？我要怎样来珍惜我余下的这一点光阴呢？  我把申请信寄出后，就一直注意着国内的报纸有关教育方面的报道。因为我既然要回国，就总要了解国内的情况。所以我就常常看报纸，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则消息，说“文革”中许多被批判过的老教授，有很多已经得到平反，其中我看到了李霁野先生的名字。我当年在辅仁大学念书的时候，李霁野先生是外文系的教师，是研究西方文学的，我虽然没有跟李霁野先生念过书，但是我知道李霁野先生。因为我的老师顾随先生虽然是在中文系教书，但他是外文系毕业的，跟李先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李先生曾经被台静农先生邀往台湾大学教书，1948年当我快要去台湾时，顾先生还写信让我到台湾后去看望李先生。所以 1949年春天我到台湾大学看望了李霁野先生，那次我看望李先生不久前，台湾发生了许寿裳先生被暗杀的事件，其后又因白色恐怖牵连多人入狱，我的先生和我也先后受到牵连，许多知识分子惶恐不安，不久李先生就离开台湾回大陆了。  从那时起我与李先生就完全断绝了联系，已经有三十年了，而今忽然看到了李先生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于是我立即写了封信向李先生问候，并告诉李先生我已经提出了利用假期回国教书的申请。很快就收到了李先生的回信，信中说“文革”已成为过去，目前国内教育界情势很好，一切都在转变，高考已经恢复。知道了这一切，我更是兴奋极了，就用前两首的诗韵，又写了两首绝句： “却话当年感不禁，曾悲万马一时瘖”，是说提到当年“文革”时期，很多人曾经对那时万马齐瘖的状况感到悲观。“如今齐向春郊骋，我亦深怀并辔心”，现在一切都恢复了，又可以到春天的郊外去尽情地驰骋了，我也非常愿意跟大家一起并辔齐驱。下一首“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是说我在海外只能怀念祖国，而不能实际报效祖国，不能畅所欲言地给学生们讲我所热爱的古典诗词。“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曹操的诗里说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是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回到我的故乡，我虽然已经是一匹老马，但是我仍盼望能尽到我的力量。 写了这两首诗以后，又过了一段日子，我寄出的申请终于有了回音。 1979年的春天，国家同意我回国教书，并且安排我去北京大学。所以我第一次回国教书是到北大，到机场来接我的是教育部的赵冀先生。北京大学负责接待我的几位老师非常热情，他们安排我住到了友谊宾馆，北大宴请我的是周培源先生。我在北大中文系还结识了两位“老鼠同盟”，一位是与我同岁的甲子年出生的陈贻焮先生，我好像比他大几个月，还有一位是小我们一轮的丙子年出生的袁行霈先生，他那时只有四十多岁，还很年轻。负责接待我的还有冯友兰先生的侄女冯锺芸和中文系的教师费振刚。陈贻焮先生和袁行霈先生常常陪着我去上课，还陪我去看老舍的话剧《茶馆》。有一天陈贻焮先生还陪着我去游览了圆明园，那年我先后游了三次圆明园，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老同学史树青陪我游的，第三次是美国回来的朋友梁恩佐和刘元珠二位陪我游的。第一次是在下午，第二次是在早晨，第三次是在夜晚。后来我还写了几首绝句记述当时的感受：  1979年与陈贻（左一）、费振刚（右二）、袁行霈（右一）在北京大学合影陈贻焮先生比较喜欢作诗，他的诗思敏捷，我们之间也有一些诗词的唱和。 多年以后，我在哈佛碰到一个学生叫商伟，他是当年我第一次到北大教书时的学生。那时国内还没有投影仪，上课前要请学生把要讲的诗抄录在黑板上。后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有一次我到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又遇到了他，他在讲到当时上课的情景时还说，叶先生你知道吗，你第一次到北大讲课的时候，黑板上的诗是我抄录的。 但我在北大教书的日子不长，那是因为南开的李霁野先生知道我回国讲学的安排，便以师辈的情谊坚持邀请我去天津的南开。 （《赠故都师友绝句十二首》之十二） 这是 1979年我第一次回国讲学时，所写的一首绝句，我与南开大学的情谊也就是从那一年春天开始建立起来的。回首前尘已有已有三十年之久了，当年我申请回国讲学，还不知是否能获得国家批准，到今天已经在南开大学组建了一个古典文化研究所，带出了一批硕士、博士生。将近三十年的往事头绪纷繁，幸亏我自己有一个写诗的习惯，我就还是以诗歌为线索，回顾我与南开的情谊吧。  1979年初抵天津与南开大学诸教师合影，右三为叶嘉莹这一年我结束了在北京大学的短期讲课后，就应李霁野先生的邀请来到了南开。当时从天津到北京来接我的，是中文系总支书记任家智先生和一位外事处的工作人员，那时我住在西郊的友谊宾馆。任先生很客气说我们来接你，不是要你马上就走。你这么多年没回来了，我们可以陪你转转，在北京游览一下。那么去哪呢？我们商量了一下，就说去西山八大处吧，顺便看看碧云寺和卧佛寺。碧云寺有个中山堂，因为中山先生的衣冠冢在那里。 那一天碧云寺的中山堂正在举办画展，我一进门就看见了右边墙上挂着一张屈原画像。可能因为我对屈原很景仰，那张屈原像画得也是真好，好像把屈原的感情都表现出来了，而且神情也很像我心目中所想象的屈原的样子。我带着照相机，正要把它照下来，忽然间展览室中的一个小姑娘拿着杆子把这张画给摘了下来。我问他们为什么把这张画摘下来，他们指着旁边的一位游客说，这位日本客人把这张画买了。我当时就表示遗憾，这张屈原像画得很好，可惜我连一张照片都没来得及照。任先生在旁边对我说，这位画家范曾是南开校友，我们认识他，以后还有机会见到他的画。这张屈原像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为这张屈原画像填了一首《水龙吟·题屈原图像》的词： 参观碧云寺的第二天我就随任家智先生他们一起来到了天津，那时还没有专家楼，他们就安排我住进了解放北路的天津第一饭店。饭店旁边有个小公园，唐山地震后里面搭盖的许多临建棚还在那里，公园附近的楼房有的还留有震毁的残迹。但忙碌的拆建工作，也使我看到了未来重建后所将有的一片美好前景。而且那时正是春天，街旁墙角的路树，有的已经绽放了深红浅粉的花朵。于是满怀着对祖国的美丽前景的祝愿和憧憬，我就写了一首小诗： 转天上午李霁野先生亲自到饭店来看我，经历了“文革”批判的李霁野先生，外表看来虽然比三十年前我所见到的他显得苍老了，但精神矍铄依然，对人热诚如旧。李霁野先生先问我的生活情况和课程的安排，接着就问起了他在台湾的一些老友，他最怀念的是当时台湾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他们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年轻时一起离开安徽的老家来到北平，又一起追随鲁迅先生参加未名社的活动，还一起被国民党政府关进过监狱。海峡虽然隔断了他们的往来，但是不能隔断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李霁野先生在“文革”中的坚强不屈和今日对老友的深沉的怀念，都使我非常感动。  南大中文系为我安排的课是“汉魏南北朝诗”，从建安时代讲起。每周上两次课，每次两小时。上课地点是主楼一楼东侧那间约可坐三百人的阶梯教室，当时的系主任是朱维之老先生。朱维之先生是一位学养过人的忠厚长者，我每次上课，他都坐在第一排与同学们一起听课。我在南开讲课约有两个月之久，原计划每周上课两次，每次两小时，讲授汉魏古诗。后来又增加晚间上课一次，讲授唐宋词。朱维之先生还是每次都亲来听讲，我见到朱维之先生身体健康精力旺盛，以为他不过六十岁左右，直到那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听到朱先生自己讲述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情况，说他六十年前参加“五四”运动时，年龄只有十四岁。我才知道朱维之先生已有七十四岁的高龄了。本来我对先生亲来听讲，早已感到惶愧，知道先生的年龄后，心里更是不安。尤其是天气热起来了，我的课排在下午两点到四点，教室里满满的都是人，大家都是汗流浃背。而朱维之先生则依然一直从容端坐，毫无倦容。因此我就为朱维之先生写了一首诗： 那时在国内，大家上课都是听那种传统的讲法，很少有从国外回来的人讲课，我就按我自己的习惯，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所以大家都觉得挺新鲜的。同学们听得非常认真，反应非常热烈。来听课的人不仅坐满了整个教室的座位，而且连讲台边和教室门口都是人。有时我走进教室和步上讲台都很困难，于是中文系就想了一个发听讲证的办法，只许有证的人进入教室。这个办法实施以后，虽然解决了我走进教室和步上讲台的困难，但教室的阶梯上和教室后面的墙边窗口，仍然挤满了坐在地上或站在墙边的人们。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逐渐热起来，那时也没有空调设备，满教室的人，常常都是挥汗如雨。有一天一位女教师从讲台下传递过来一把扇子给我。黑色的扇面，上面用朱笔以隶书写了一首《水调歌头》，那正是前几天在课堂中我偶然讲过的一首自己的词作，题目是《秋日有怀国内外各地友人》。那是在 1978年秋天，当我决定要回国教书时，写下的这首词，寄给我以前在台湾教过的学生，还有在美国的友人，以及在北京的一些亲友和旧日的同学。词是这样写的： 扇面上写了这首词，也写了上款我的名字，但却没有写下款的署名，只是盖了一个小小的图章，而书法则写得极有功力。后来我才知道送我这把扇子的，原来是天津有名的书法家王千女士。于是我就写了一首诗送给王女士： 因为我在课堂上曾提到过一些我自己的词作，中文系就又提出了希望我能再给讲一门唐宋词课。同学们白天的课都已经排满了，于是就把唐宋词的课排在了晚上。大家的反应是同样的热烈，听课的人还是满满的，而且晚上不肯下课，我临走时最后一次课，一直到熄灯号都吹响了才下课。这件事我在那二十四首绝句里也有记载： 在这一期所有的课程都结束之后，中文系为我举行了一个欢送会。那是又一个挥汗如雨的夏日午后，不仅中文系师生都来了，许多来旁听过的人，也都来参加了这个欢送会。朱维之老先生的那一段致辞说得非常好，可惜没有录下来。朱维之老先生非常诚恳、热情，真是让人感动。学生致答谢辞的是现在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王华。最后中文系向我致送礼物。他们拿来了一个包装得很仔细的长轴，请我到台上去，把长轴展开来一看，就是范曾先生画的另一张屈原像。后来跟范先生熟悉了，我曾跟他说，这一张屈原像跟我在碧云寺看见的那张屈原像比较，我更喜欢那一张。  后来我才知道这张屈原画像得来也是颇费一番周折的。当初去北京接我的任家智先生，一直记得我喜欢在碧云寺游览时见到的那张范曾画的屈原像，所以当中文系讨论要送我什么纪念品时，任家智先生就提起了这件事。于是中文系就请历史系的前辈教授郑天挺先生与系领导联名写信，向范曾先生求画，又派中文系教授宁宗一先生亲自到北京与范曾先生联系。得画后又请杨柳青画店去装裱，最后赶在欢送会上把这张画送给我。这一份盛情，真是让我感动。最后大家要我题诗留念，我就为大家吟诵了我在 1977年夏天到西安旅游时写的一首绝句： 难驻游程似箭催，每于别后首重回。 好题诗句留盟证，更约他年我再来。 （《纪游绝句十一首》之十一） 后来，而我也果然信守了“当年“更约他年我再来”的诗句中的盟诺，经常回到南开来讲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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