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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最终是为了反映篆刻爱好者的生活以及思想感情，生活中的各种感知，想法，日常的思维所得，都可以反映在作品中，但创作过程中，又不是所有的所想所思集成的文字都可以随意刻入印中，原因很清楚，就是篆刻艺术的特殊性，而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章法问题。 其实，今天要说的就是一句话，确定入印的文字，一定要进行安排之后再入印，安排的方法倒在其次。这句话看似废话，其实新人必须要记住的一句话。 我们想要刻入印章的文字，或者是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及所思所想，或者是来源于朋友的请托，或者是商业的应酬，这些字的繁简疏密结构并不见得恰恰适合刻于印章之内，比如著名篆刻家赵之谦就曾在他刻的“坦甫”一印的边款中写到：“篆不易配，但求其稳，杨龙石法也，丁巳十月冷君记。” （赵之谦刻“坦甫”） 为啥不好配，从字典上查到这两个字是容易的，难的是这两个字在一方印章中的妥当。坦甫两字均以直画为主，在一方印里如果处置不当，就是一方呆板无趣的印面。赵之谦思之再三也只是“但求其稳”罢了。 吴先声在《敦好堂论印》里说： 章法者，言其成章也。一印之内，少或一二字，多至十数字，体态既殊，形神各别。要必浑然天成，有遇圆成璧、遇方成珪之妙，无龃龉而不合，无臲卼（niè wù）而未安，斯为萦拂有情。但不可过为穿凿、致伤于巧。 不管入印文字是多少字，一二个字也好，十几个字也好，既然是不同的字，当然形态各异，做为篆刻者，必须对它们进行巧妙安排，所谓“遇圆成璧”，“遇方成珪”，也就是结合印面形状进行适应的调整和布局，用以破除像算盘珠一样把字列在印面上的“板滞”感，但同时也不能因为过于安排，导致过于穿凿，过“巧”的问题。 话虽如此，要真正把一方印的多字安排好，实在是一件不易做到的事，吴先声当然也刻印，我们看他的一方多字印： （吴先声刻“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 论刀法的巧致，这是老到的作品，但章法上仍是“依式填篆”的方法，显然仍是汉印式端正的做法，缺少文人篆刻的趣味。可见篆刻实际创作中章法的安排是件极难的事儿。 由此，对于我们篆刻创作的章法安排需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而章法学习仅仅学一些诸如疏密、穿插、避让、方圆等原则是不行的，很多情况下，学习章法的方法只能是从前人的作品里仔细端详，认真思考，比如： （汉印“太医丞印”） “太”字左右两边的两笔为啥没有到底？医字为啥变细了？ （丁敬“梁启心印”） 梁字的水旁为啥过了中线，心字为啥缩到一角？印字的一只爪子为啥处得的那么细巧。 （吴昌硕刻“园丁课兰”） “丁”字为啥处理成一块白地，而这块白地为何又不放在右侧“园丁”两字的竖中轴线上，偏偏往右移了一些？ （邓石如刻“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所有的八个字，没有一个是孤立存在的，思考一下，右上角的“江”字与"流”“断”二字的联系方法，“断”字为啥要有一小笔伸入“江”地，而“流”字与江字的联络，与断字的呼应这些细节，看似不经意，实在大有匠心。 章法是入印文字组织结构的方法和原理。每见一方大师作品，脑子里都要思考一下，这些字如果我来安排，会是什么样一个布置方法。因为只有经常进行这样的思考，对于创作才是有益的。 但凡入印文字确定下来之后，创作者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一方印里的文字认真仔细思考，思考这些文字之间的关系，依照他们的疏密繁简字形结构等，排布在印面上，初学者最易犯的毛病是印面所用到的字各自独立，完全没有关系，把选好的字堆到印面上刻出来就算完事。 徐上达在《印法参同.章法类》里说： “凡在印内字，便要浑如一家人，共派同流，相亲相助，无方圆之不不合，有行列之可观。神到处，但得其元而精已，即擅场者，不能自为主张，知此，而后可以语章法。” “窃以为字之相集于一印，即如人之相聚于一堂，居左者须令顾右，右右者须令顾左，居中者须令左右相顾；至于居上者，亦须令俯下，居下者，亦须令仰上，是谓有情。得其情，则生气勃勃，失其情，则徒得委形而已。” 原理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在实际创作中，印面中的文字，要让他们互相有联系，有关联，而不是独立地存在于印面之中，这才是完整的篆刻作品。 （【老李刻堂】之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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