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萧淑贞：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项目专家，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永春县生态文明研究院·人文建设委员会·专家委员。著有《发现人性》《不是所有的故乡都在沦陷：走绛州》。 高玉华：永春县生态文明研究院·研究助理，永春（岵山）社区大学负责人。  经过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教育现在已进入问题集中爆发的关键时期，在学校、老师、学生和家长中普遍弥漫的教育焦虑已经演变为一种社会焦虑，从城市到乡村，焦虑无处不在。理论上，教育更加开放、多元，社会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但现实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主导的中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教育存在封闭性和排斥性。如果套用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的话语，分析乡村家庭的教育焦虑，可以发现：高考是乡村家庭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径，乡村家庭对此的追求与自身的教育观念及教育信息、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分布不平衡的矛盾已经充分显现，这是当下乡村教育的主要矛盾和关切。随着学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家庭教育成本及相应的社会成本越来越高，由于各种复杂社会因素的叠加累积，能够为平民阶层提供发展机会、保证社会发展的活力、中华民族延续2000多年的人才选拔制度越来越脆弱无力。   分数与父母的社会资本 在依靠考试分数选拔人才的高度竞争机制下，农村孩子的学校教育和家庭环境的劣势更加凸显。村校师资匮乏，开课数量与质量不足，加之农村家庭教育普遍缺失，导致乡村在教育资源的供给方面先天不良。因此，貌似客观、公平的拼分数，实则也不公平，对县域的乡村儿童和跟随父母到城市就学的流动儿童尤为不公。 收入高、有资源的家庭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为孩子补习、报兴趣班，甚至腾出一个全职劳动力的妈妈陪伴孩子，妈妈们通常有足够的知识和见识，也有社会资本帮助孩子寻找教育资源；有的家长帮孩子取得外国国籍，再以外籍考生的身份被中国高校录取为留学生；还有的城市家长已经开始反思工业化的制式教育对孩子身心造成的戕害，转而选择提倡素质教育的民营机构就读。 而农村父母囿于自身认识水平所限，教育意识不强，也不具备给孩子进行教育规划的能力，加之可资利用的资源不足，农村孩子在起跑线上就落后不少，少部分有可能完全凭自己的学习能力考上大学的农村孩子，在见识和社会阅历方面也逊人一筹。 在唯分数的评价体系中，家长和学生被迫卷入补习的漩涡，这笔额外消费也从城市蔓延到乡村，成了农村家庭的一笔重要开支。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精英式的口吻匆匆定论“父母的格局决定孩子的未来”，但过分注重分数已经破坏了教育生态，教育的负外部性同样也是制约乡村孩子发展的因素之一。 伴随高考竞争的日趋激烈，各大名校的录取分数线差距在不断缩小，甚至仅差一两分。从人的全面发展和成长来看，一分两分的差距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在漫长的人生长河里，一时的分数更是微不足道。但在“一分一操场人”的残酷竞争中，这小小的差距对于乡村孩子的打击十分致命，因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竞争越激烈，农村孩子的环境劣势就越突出。  城市的中心化造成教育的窄门 乡村振兴的号角刚刚吹响，但城市化的浪潮尚未褪去。城市化让无数乡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乡村儿童一部分在家乡上学，一部分随外出的父母在当地就学。 在县域，因撤点并校和学生人数减少等原因，学生向城镇集中，出现了一方面拥挤、一方面冷清的两极，县城的学校出现七八十人的大班额，村小的人数多则百人左右，少则几十人甚至几个人，有的地方的村小只有一到三年级，三年级以上的孩子就得去镇里的中心小学就读。从村到镇，从镇到县，县域的教育中心也在一步步上移。根据教育部《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全国共有普通小学16.18万所，比上年减少5200所，下降3.11%；另有小学教学点10.14万个，比上年减少1600个。减少的小学不全是村校，但肯定以村小和打工子弟学校居多，消失的教学点则都是乡村的。农村家庭为了孩子的教育被迫迁徙，教育成本增加，甚至为上学方便，还需要在县城租赁、购买住房。  跟随父母外出就学的流动儿童的求学之路更是一波三折。近几年来，城市学校优先招收户籍生源，能提供给外来儿童的学位数量有限。厦门市2019年一年级新生报名30438人，但六个区的公办、民办学校能提供的学位数是20353个，有1/3流动儿童不能在厦门入学，其中，以中心地带的岛内湖里区和思明区缺口最大。即便儿童能够顺利在厦门就读一年级，小学毕业后，因户籍政策的壁垒，不能在城市继续初中学业的情况也很常见。以2018年数据为例，约有2000名厦门的流动儿童返乡读初中，能够继续留下读初中的孩子大部分被派位到了办学条件和质量较差的学校。还有一线城市因为人口疏解、城市更新等原因，关停了不少城乡接合部的打工子弟学校，很多迫于生计的父母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的乡镇初中，“从流动变留守”成了不能继续在城市就读的小学毕业生的宿命。  乡村的社会、文化资源未能转化为 乡村儿童的教育竞争优势 理论上，乡村土生土长的孩子，在动手制作、野外探险、家务农务、民俗风俗等方面应该具有优势，但这些资源并未转化为乡村孩子的教育竞争优势。“过度脑化”使知识与智慧的呈现被窄化，以抽象的符号系统为主流的各种范式才能被称为知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在工业社会演变为对抽象知识的盲目崇拜。那些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手工技艺、美食、艺术、口口相传的民间经验等乡土在地知识被边缘化，掌握知识话语权的主流社会建构一套又一套学术体系，只会做、不会说也不会写的农民的知识产出不能被纳入文化和知识范畴，他们的后代耳濡目染的习得不能成为他们童年积累的学习资本。 因此，乡村的智慧和技艺被慢慢消解，家长不再重视那些传家的手工技艺，乡土文化的传承被量化的教育管理评价切断，奶奶的山歌不如流行音乐动听，爷爷的手工活儿考试不加分。在城市生活的流动儿童宁愿选择英语补习班，也没有意愿主动学习家乡话。乡村的社会、文化和自然情景本来是丰富多彩的，但孩子们的知识学习却跟城市学校一样是被架空的“去情境化”，他们要在游离于生活经验之外的一套符号系统中被评价、去竞争，当他们坐在高考的考场时，考的并不是离他们生活最近的“中国制作”。在以抽象的符号系统为载体的文化和知识传承系统中，乡村孩子天然的优势荡然无存。   乡村学生的升学和就业去向 按照儿童身心发展规律，12岁以前是道德养成和心性教育的黄金年龄，在这个阶段，教育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为儿童道德、心性的成长奠定厚重宽阔的基础，教孩子学做“大人”和君子，随着年龄增长，再不断加上各种专业技能和能力的培养，才能承载、应对以后的人生。但考试竞争从小学甚至在幼儿园阶段就开始了，对老师的评估导致老师只关注分数，知识学习在小学阶段就成了孩子的主要任务，缺失家庭教育和关爱的农村孩子很容易失去学习的兴趣和动力，成为学困儿童。小升初也是分数选拔制，部分孩子在小学毕业就会被淘汰，开始走上恶性循环。很多农村孩子尤其是大部分流动儿童初中毕业后会被动选择职业高中。目前的职高基本不重视育人，致使上了职高的孩子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和培养。在这个阶段，道德养成和心性教育的缺失带来的问题就会显现，这时补救也已经来不及了，压抑太久的孩子稍微大一点就开始成群结伙地对抗社会。走出校门后，打工二代会在制造业或服务业岗位重复父母的人生，继续在他们长大的城乡接合部游荡，“幸运的人一生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升学与就业曾是农村孩子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如今日趋激烈的高考竞争却让这条通途被越来越难的考题阻截。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本科生中，农家子弟占比接近70%，十年以后降到35%，现在这个比例就更低了，很多“985”“211”高校中工人农民的孩子已不足10%，他们更多地去了二本、三本和专科学校。因为一本与二本的录取分数线相差几十分，某地曾经有一所大学达到了一本条件，但为了给更多农家孩子保留上大学的机会，这所当地唯一的高校没有及时申请升为一本。 鉴于乡村孩子在高考竞争上没有优势，更有必要及早做道德品行和技能的储备训练，使他们将来走上社会的时候，不至于惊慌失措，不至于成为社会的隐患。如果一个人不曾被建设过，长大后如何去建设社会？一个不曾被善待过的孩子，很难具备善待别人的情感和能力。但现有教育为乡村孩子尤其是留守和流动儿童提供的能让他们受用一生的可持续发展资源太少。可以想象，这个群体成年后，还会面临成家立业的困难。他们在城市是边缘人，跟家乡的文化和地缘联系又淡薄，或者根本不曾建立，融不进的城市和回不去的故乡将不再是简单的身份认同问题，而是教育和职业困境代际传递的社会现实问题。 立德树人教育取向下的乡村教育 过度重视学习和分数的“只教不育”积累的社会问题已然显现，没有道德、没有感情的“空心人”增多，体质下降，近视高发，校园暴力尤其是弑师、弑母恶行增加。这些不断提示我们，变革悖离文化传承、远离社会和大自然的知识学习已经刻不容缓。近年来，国家和教育部多次重申“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提倡传统文化进校园和“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多年被忽视的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被屡屡提及，释放出纠正过去过分偏重知识教育的偏向以及向传统和乡土知识价值回归的信号，从高考新政的“两参考一依据”和研学必修的内容来看，乡村拥有的丰厚的教育资源的价值会被重新重视，我们有理由期待，乡村教育昂首挺胸的时刻就要来到，乡村教育的曙光即将绽放。 图片：来源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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