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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和制度精神,谁是英国崛起的源泉?一切从《大宪章》说起

 爱你没商量我的 2019-09-21

当世界历史步入近代以来,欧洲列国纷纷崛起。在诸多大国崛起的经典事例中,英国的崛起尤为引人注目,成为最值得人们研究的对象。英格兰从蜷居于大不列颠的弹丸小国,一跃成为世界空前辽阔的大帝国,而且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种成功完全可以用“壮阔”形容。但是为何如此雄伟业绩,英国人是怎么做到的呢?或者说,这种崛起背后是由什么样的因素推动的呢?对此,许多人的回答都是一个,那就是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和制度精神,谁是英国崛起的源泉?一切从《大宪章》说起

将工业革命当作开启英国崛起历程的里程碑,这是历史给后人造成的某种错觉!究其缘由,或许是受到工业革命后西欧列国出现大规模产业爆发的影响。然而英国的崛起时间却要比工业革命早了一百余年,更重要的是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就已经是世界工业产值NO.1了。既然不是工业革命,那么英国崛起背后的奥秘又是什么呢?其实纵观大英帝国数百年的崛起历程,其发展动力和原因肯定是多样的,然而究其核心却只有一条,那便是英国的制度精神,而这是英国不同于他国的特殊优势所在。

那么制度精神究竟是什么,为何能够促成英国的崛起。其实制度精神首先是对制度的推崇,这一点与契约精神颇为类似。英国对规则和标准等制度化的推崇是贯穿在整个崛起历程中的。比如16世纪的时候,英国曾认定稳定自己货币汇率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结果整整三百余年,英镑的币值竟然就没有出现变动过,这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除了英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制度精神可见一斑。这种强烈的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使得英国具备了别国所不具备的大局观和长远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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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拥有极强的制度精神和规则观念,这就导致英国人非常擅长从制度层面来解决问题,这甚至逐渐成为英国处理问题的本能反应。每当遭遇重大难题时,英国人首先想到的都是从制度上去寻找解决办法。今天人类社会中的议会、陪审团、公共财物、中央银行等大的制度,都是英国人最先创建出来的,都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而从制度层面构建而出的。英国人的制度精神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的社会制度构建上,同样也着眼于许多细枝末节,其中就涉及到军事实力的增长。举一个例子,众所周知近代大英帝国军队厉害,在与他的欧洲对手作战时,经常能打出一比七的战损比。要知道,当时欧洲列国之间的武器、技术相差无几,英国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核心原因还是在于它是最早设立一整套纪律之都和作战规则的国家。英国通过制度的力量,逼迫着每一个士兵、每一艘军舰奋勇向前,最终形成了匪夷所思的超强战力和战斗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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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社会架构和军纪整肃中体现了英国的制度精神,在大英帝国崛起的过程中,曾遭遇到的好几次关键性节点,英国人赢得成功的缘由,归根结底都是制度精神的原因。那么英国社会文化中所具备的这种制度精神是怎么来的,其渊源何在?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厘清英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就能知晓制度精神的来龙去脉。英国的制度精神,源于中世纪时期的一部重要文献《大宪章》。

今天的英国人会说《大宪章》在他们历史上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然而其实质不过是当初英国国王和贵族们签订的一个契约文件罢了。它将英国社会当时好几十条权力和义务都做出了详尽的规定,是一个内容相当琐碎的条文,包括了税收、监护、继承、改嫁等社会权力的方方面面。那么为何会说这样一份契约性质的文件是制度精神的源头呢?

工业革命和制度精神,谁是英国崛起的源泉?一切从《大宪章》说起

《大宪章》之所以能促使英国社会产生制度精神,一方面是体现在其诞生的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则可以从其中内容得到表达。关于《大宪章》产生的背景,要从这需要从英国著名的国王——失地王约翰的时代开始提起。当时英国国王约翰在与法国的战争中丢失了许多在欧陆的领地,被称为失地王。为了挽回战场的颓势,失地王就希望通过加大征税筹措军费,这引发了英国人的强烈不满。大家开始质疑国王的行为严重超越了自身的权力边界,于是贵族们首先起兵,并得到了天主教会、伦敦市民的支持,将国王重兵包围了起来。国王约翰本以为贵族们是想要推翻自己的统治,为求活路而选择向起兵贵族让位。然而事情却根本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贵族们起兵的原因是想让国王的权力接受法律制度规范,而非篡夺王位。

从这件事情中,贵族们起兵包围国王的原因,我们会发现英国贵族们起兵的考虑角度并非是因为觉得国王不好就想更迭王位,而是希望通过制度层面对王权的规范,达到符合自身利益的状态。最终国王约翰向贵族妥协,被迫签署了《大宪章》。从《大宪章》的诞生过程中,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英国人处理难题时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制度精神。当然,英国将《大宪章》作为制度精神的源头,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大宪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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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的内容中,包含了许多对后世非常重要的原则,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便是“王在法下”原则。从此之后英国的国王地位虽然崇高,却被法律准则约束起来。《大宪章》确立起来的这些原则,受到后来英国人的持续推崇和认可,并被他们用来强调制度限制权力的合理性。自失地王约翰之后,历代英国国王承认《大宪章》就成为贵族们认可国王的先决条件。换而言之,如若英国国王不承认《大宪章》,那么贵族也就不会认可国王的地位。所以整个中世纪后期,英格兰国王上台之后都需要不断的确认《大宪章》,每一次确认都促使《大宪章》的地位得到了一次加强。

中世纪之后,尤其是从16世纪开始,随着社会环境的演变,许多英国人开始系统性的发掘《大宪章》的意义,并意图让《大宪章》所体现出的原则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一过程至少持续了两百多年。英国革命爆发之前的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柯克,在普通法的发展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同时他也是英国革命期间挑战王权的第一理论家。正是在爱德华·柯克的策动下,《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相继出台。他在于王权的斗争中,其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对《大宪章》的引用和解释。另外作为著名的英国政治学家,洛克的学说影响颇为深远,后世西方政治理论中的许多重要概念,诸如政治契约就是从洛克那里引申而来的。而这些同样是洛克依据对《大宪章》的引用和解释演化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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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大宪章》本身的影响范畴或许并不巨大,但是在后来几百年的岁月里,不断被人们强调、运用,最终它被神圣化了,成为某种至高无上的象征。所以《大宪章》是英国制度精神形成的重要步骤和节点,但此后几百年间,英国人持续的、不间断的努力才是真正重要的,因为制度精神本身是需要漫长时间、需要几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孕育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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