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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改革产生了货币退化的第一阶段（国家垄断铸币及以铸币减色制造通货膨胀）。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宋朝纸币“交子”的发明。 古代汉朝皇帝的铸币战争 文丨郭建龙 汉武帝时期，还为未来千年中国经济和财政树立了另一个样板：货币制度。 武帝之前的汉代，中国的货币发行处于罕见的自由竞争状态，除了中央政府之外，民间和诸侯也都可以发行货币。而武帝，则把铸币权收归国有，形成了我们熟悉的国营垄断发行制度。 欧洲和美国政府直到近代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垄断，而中国的货币垄断却已经维持了两千年。 汉武帝的制度，使得中国到宋代之前，一直处于金融抑制状态。直到北宋时期的纸币出现，才唱响了对这种金融制度的反叛。 为何垄断铸币权？ 它给政府带来无数隐藏的利益。 人类历史上，货币一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它为了贸易的方便而诞生，却又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不管人们如何设计制度，都会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引入新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永远是不存在的。 纸币发行之前、人类使用金属铸币的时期，最古怪的问题是货币面值和实际价值的不一致。 在货币还没有出现，人们利用金银铜做交换的时代，会按照金属的实际价值来估值。比如，一斤麦子价值一两铜，就称一两铜去交换一斤麦子。一两银子值一匹马，就把大块的银子切割出一两来，去购买马匹。 由于称重的做法很不方便，人们又发明了另一种做法，把一两铜做成特殊的形状，并在上面标明重量（面值），进行了标准化——货币诞生了。由于节省了称重和剪断金属的工夫，货币很快就成为了贸易中最主要的中介物。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虽然货币上标明了重量，但有人会把货币做得比标明的重量更轻，却按照标明的重量去使用，赚取差价。也就是说，面值上标明是一两，但实际重量只有八分，面值和实际价值出现了分离。 就算一开始货币都是足值铸造的，也无法避免问题的出现：随着货币的磨损，使用一段时间后，足值的货币也变成不足值的了。 为了对付减重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两个： 1，对货币进行称重，按照实际重量估值。但这样做除了不方便之外，还有另一种造假手段可以规避：往铜钱里掺锡、铅等不值钱的金属，人为给货币增重。 这种称重的做法只是在民间采用，而政府更倾向采用另一种办法。 2，由官方强制进行流通，不足值的货币也视为足值。政府规定，不管货币的实际价值是多少，市场只能按照面值来接受它。当加入了官方强制后，货币也就从“自然货币”变成了“法定货币”。法定货币必须依靠政府立法强制流通，已经偏离了货币的实际价值，而后来出现的纸币也是一种典型的法定货币。 可是，政府强制流通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旦官方授予了不足值货币和足值货币同样的流通权，就会有人在铸造货币时故意缺斤少两。而人们持有货币时，也会先把货币的边缘剪下来之后，再把剪边货币当做足值货币使用，剪下来的边就可以用来铸造新的货币。时间长了，反而是足值的货币不见了，只剩下非足值的劣币。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原理。 劣币问题在所有使用铸币的人类文明中都会出现，只要由官方强行规定法定货币的流通权，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那么，如何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呢？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只是这个办法是任何政府都不想采纳的。 这个办法是：开放铸币权，允许所有的人铸造货币；但在同时，也放开民间的选择权。官方不去规定哪些货币能用，哪些不能用，由民间根据各家货币的口碑独立决定接受与否。这是一种自由竞争的模式：口碑不好的铸币由于没有人接受，就慢慢地消失了，而口碑好的钱币由于接受的人多，会成为竞争的胜利者。 通过市场选择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这就产生了另一种现象：“良币驱逐劣币”。 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币”，区别只在于，政府是否拥有强制性。如果政府强制规定某一种货币为法定货币，其余不准使用，就一定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如果政府规定所有货币都可以使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最终会产生良币驱逐劣币。 放开货币铸造权和使用权，这种方法虽然是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唯一方法，却几乎受到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抵制。政府之所以不接受这种做法，并不是说这种做法没有效率，而是因为这意味着政府彻底失去了对于货币的话语权，从而丧失了干预市场的能力。 掌管货币话语权，会给政府带来无数隐藏的利益。当它缺钱时，只要统一往货币里掺点儿假，就神不知鬼不觉从民间收走了大量的财富。在历代政府中，货币掺假始终是一个充满了诱惑的手段，结果，每个朝代的货币都会出现缓慢的贬值，朝代初年的货币个头儿最大，材料最好，随后，货币越来越小，材料越来越差，最后出现所谓的大额货币，原本一个铜钱一文，后来出现“当十”、“当五十”的大钱，一个大钱的材料价值只是小钱的两三倍，但面值却是小钱的数十倍。 如果说在铸币时期，中央帝国有货币密码的话，垄断铸币权就是最大的密码。 罕见的金融自由时代 汉初，政府铸钱、诸侯铸钱、私人铸钱并行于世。 然而，中国历史上却有着一个罕见的时期，这个时期由于形势所迫，采取了货币自由竞争模式，助长了经济的大繁荣。这个时期就是汉初。 在秦代之前的战国时期，每一个国家发行各自的货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全国的货币也统一起来，规定只有秦朝的“半两钱”可以流通。 但是，秦朝对钱币的统一并非统一铸造，而是规定了钱币的重量和规格后，由各个地方分别进行铸造，铸造的钱币只要符合规格，都可以在市场上流通。 当汉高祖得到天下时，人们仍然在沿用秦代的半两钱。只是这时的钱币制度已经显现出了许多弊端。 第一，由于战乱的影响，货币的数量严重不足。汉政府由于能力不足，也没有办法组织起大规模的铸造，来满足民间对于钱币的需求。 第二，秦朝的半两钱太重了，并不方便使用。 在古代的重量单位中，二十四铢为一两，半两等于十二铢，接近后来汉朝五铢钱的两倍半。按照这个重量，一串（1000枚）钱就有30多斤重，携带很不方便。 更重要的是，半两钱的价值太大，不利于小额交易。 在汉武帝之前的数百年间，中国农民的收入是很固定的，按照一家五口一百亩地计算，每亩地一年可以产一石到一石半粮食，除去五口人的口粮和缴税，一家人大约可以剩下45石粮食用作商业用途，一石粮食的价格是30钱，也就是说，一个五口之家每年的货币收入只有1350文钱。平均每个人每天不足一文钱，可见一文钱的购买力并不小。 由于货币最小的单位就是一文，那么如果一个人购买一文以下的商品，就不好付账。这就像现代社会如果没有一块两块的硬币，却处处是百元大钞一样，那么小额交易就只能退回到物物交换状态了。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汉代前几任皇帝都被迫采取了放任民间铸币的方法，由官方规定货币的重量，却由民间来完成铸币。流通在市面上的钱币更是五花八门，政府铸钱、诸侯铸钱、私人铸钱并行于世。 这也是一个验证货币竞争理论的恰当时机：在最初时，混乱产生了。民间铸币的质量良莠不齐，绝大部分都是不足值的。实际上，汉代官方已经将货币贬值，官方规定在钱币上仍然写是半两钱，而重量却降到了八铢、六铢、甚至四铢。民间在铸钱时再次减重，加上做工的粗糙，各种各样的小钱、劣钱并出，最小的钱只有一铢左右，相当于秦代货币重量的十二分之一。 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自由市场的混乱消失了，更加优良的货币脱颖而出。 这些货币的重量不如秦钱，因为市场需要价值小一些，但是方便小额交易的货币。但是，这些钱也不能随便作假，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落败。 这些货币竞争的胜利者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叫做刘濞的诸侯王，他分封的吴国恰好是个产铜大国，刘濞借助铜山发展铸币业，吴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另一位是汉朝的大夫邓通。 这两家的铸币由于质量好，有信用，通行天下[8]。一种民间经济新秩序建立了起来，汉初的恢复，与金融业和工业的发达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但是，对于货币问题的争论却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停止。皇帝们允许自由铸造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因为中央政府还没有来得及掌控全局，不得不放手让民间去干。 在汉文帝时代，货币问题已经成为群臣争论的焦点之一。公元175年（汉文帝五年），皇帝曾经因为秦钱太大，更改了一次货币标准，规定民间铸钱不用再按照半两的重量来铸造（其实当时已经没有人铸这么重的钱了，皇帝的诏书只是追加了它的合法性），而是按照四铢的重量来铸造。所有民间铸造的符合四铢标准的钱，都可以自由流通。 这时，贾谊乘机上了一本，提出要废止民间铸造钱币，改由官方铸造。他认为，民间私自铸造钱币，是一切劣币的根源。贾谊甚至详细讨论了怎么才能断绝民间铸造。他认为仅仅下令禁止民间铸钱，那是没有效果的，不管法令如何严苛，民间还是会偷偷铸钱。如果要想彻底断了民间铸钱的路子，必须从源头禁止，也就是禁止开采铜矿。 这是汉代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国有化矿业的理论。幸运的是，汉文帝听不进去贾谊的国有化理论，汉代的金融自由又保持了数十年，推动了繁荣。 彻底收归中央政府 大量的投机分子开炉铸币，监狱里关满了假币犯。 然而，贾谊代表的儒家并非完全错了。经济的发达却让汉初一直没有解决的另一个问题突显出来：如何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稳定，如何抑制失控的诸侯。 吴王刘濞有了钱，使得中央政府心怀猜忌，害怕他会反叛中央，而中央政府的猜忌又逼迫刘濞的反叛自我实现了。七国之乱的爆发，令这个中国少有的金融黄金时代进入了尾声。随着叛乱被镇压，皇帝也在考虑如何利用金融政策来抑制诸侯势力，对民间铸币开始收紧。 这种逐渐收紧的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终于爆发了出来。 汉武帝由于战争和财政浪费，需要更多的钱来填补财政缺额，于是看上了货币发行这块肥肉，以民生为借口整治货币。 武帝对币制的收拢包括两个方面： 一，出于敛财目的，发明了皮币和白金（铜锡合金），并发行了一种三铢钱。三铢钱重三铢，钱上的文字也写着三铢，这是汉代第一种标明重量的钱币。之前，虽然有过八铢钱、四铢钱，但这只是钱的重量，而钱上的文字仍然和秦朝一样写着半两。 汉武帝的白金皮币大大地扰乱了市场，原本已经稳定的币值重新变得紊乱不堪。 货币市场出现了紊乱，武帝不仅没有反思政策问题，反而以此为借口，加紧干预货币发行。 二，在皮币、白金、三铢钱名声不佳之后，他规定了一种新的钱币：五铢钱。这种钱币重五铢，面值上写的也是五铢。武帝同时规定：不许私人铸币，只准官方发行。 但这时的铸币权仍然不是由中央政府垄断的。由于中央政府还没有铸造这么多货币的能力，皇帝允许各个郡国（诸侯和地方政府）按照中央颁布的标准来铸造。郡国铸造的钱币称为“郡国五铢”。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各个郡国铸造的五铢钱立即出现了劣币的特征。王侯郡守获得了权力后，并不遵循金融规则。他们发现在币材中大量掺假可以制造更多的钱币，造假比遵守规则更赚钱。这引起了另一波的金融混乱。 如果郡国劣币只在民间流通，皇帝不会感到很难堪。但是，当郡国劣币通过税收渠道回流到中央政府时，汉武帝就感觉吃了亏。这就像现在地方政府滥发地方债，最后却让中央政府兜底是一个道理。 为了对付这些劣币，汉武帝又发行了一种赤侧钱，这就是赤侧五铢。所谓赤侧，就是钱币有一个红铜镶边。这些钱币的发行权已经不再给郡国，而是收归了中央政府，在京城铸造。赤侧五铢的质量是有保证的，但是，汉武帝规定，每一个赤侧钱要顶五个郡国五铢来使用。同时，缴纳中央的税收必须使用赤侧五铢，不得用其他钱币缴纳。 这种强制性的手段实质是将其他的钱币都贬值了五倍。于是人们纷纷伪造赤侧五铢，钱币市场更加乱套。 到了这时，货币市场已经混乱到了极致。皮币、白金仍然在使用，郡国五铢在地方上流通，而真假赤侧钱更是让人民吃不消。大量的投机分子在山上开炉铸币，监狱里关满了假币犯。 当一切已经乱套，汉武帝能够想到的办法只剩下唯一一个：将铸币权彻底收归中央政府。五铢钱不仅不准民间铸造，也不准各个郡国铸造，只准在上林苑铸造，铸出的钱称为“上林三官五铢”。 从此，中国的钱币从自由竞争阶段彻底过渡到了国有垄断阶段，并成为了未来的样本。短暂的自由铸币时期过去了。 汉武帝的改革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种通行800年的货币——五铢钱。五铢钱规定了未来中国的货币政策路线，即国家垄断金融、打击私人金融。这种做法造成了中央帝国的金融稳定，却又让每一个朝代都带上了金融抑制的特征，并为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留下了后门。 对后世的影响 等市场发现皇帝的诡计时，一切都晚了。 对于汉武帝的货币政策，历史的评价却出人意料。 汉代时，许多人的评价是负面的，他们看到政府垄断铸币之后的金融抑制，以及武帝当初制造的金融混乱。即便官方铸钱后，到了西汉后期，也仍然有官吏偷工减料、掺假的情况，而且是通过国家名义合法化的掺假。 可是汉代之后，人们却又颂扬他的功劳，并世世代代以他为榜样来发行货币。人们记住了，从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7年）到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间），一共铸造钱币280多万亿，这个庞大的数字让人们眩晕，于是原谅了国有化带来的一切问题。 当然，后世的皇帝们也充分地意识到，汉武帝给他们的统治带来了多大的便利。当铸币权垄断了之后，皇帝就掌握了另一种获得财政收入的手段，而且是最简洁最直接的手段。他只需在铸币中搀一半的假，就可以铸造出多一倍的货币，用这些货币可以换来多一倍的物资。等市场发现了皇帝的诡计时，一切都晚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货币贬值一半，相当于政府收取了50%的通胀税。但由于皇帝利用了时间差，没有人能够防范这种铸币税。 历史上，货币的减重不会像描述得这么突然，它总是悄然和逐渐发生的。如果用一个月两个月作为对比还显现不出来，但如果在更长时间段，就会发现总是劣币驱逐良币，钱币的铜含量越减越少，被其他杂质所代替。 于是，到了每个朝代末期，随着法定货币已经掺了太多的假，到了再掺假就铸不出钱来的地步，政府就干脆不再铸钱。而每个朝代的末期，本来经济就更加脆弱，不铸钱的做法让民间经济缺乏了润滑剂，更趋于混乱，加速了王权的崩溃。 宋代以后，随着纸币的发明，政府更是找到了一本万利的方法，通过印钞票来掠夺民间的资本。而纸币的老祖宗除了追溯到宋代的交子，还师法了当年武帝的皮币。不管是法国约翰·劳的密西西比骗局，还是魏玛共和国、国民政府、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货膨胀，也都可以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找到一丝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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