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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七十年来的夏商考古研究，大体分为前30年和后40年两大阶段。前后两大阶段在指导思想、课题设置、考古发现和科研成果上，都呈现出一定差异。 1949年至1979年的前三十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古史重建”是夏商考古的中心任务。不仅田野工作受“古史重建”思潮的引导，考古材料的解释也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指派郭宝钧在安阳发掘殷墟武官村商代大墓，并启动河南辉县发掘，拉开了新中国考古事业出发的序幕。随后数年中，夏商考古日趋活跃，二里冈遗址的发现和郑州商城的确认，找到了比殷墟更早并很可能同属商王朝的遗迹。1959年，徐旭生以寻找“夏墟”为目标的豫西调查，在河南偃师发现二里头遗址。夏、商古史的骨干材料，实际上已经初具轮廓。文化大革命期间，田野考古受到一定影响但并未中止。殷墟王陵区祭祀坑、苏阜屯大墓及盘龙城遗址等，都是“文革”期间的重要考古成果。这一阶段的后期，工农业生产带来的基本建设也开始成为推动田野考古的动力，殷墟妇好墓的发现便是基建考古的重大成果。  ▲殷墟妇好墓出土三联甗  ▲盘龙城遗址出土大玉戈 从纯粹的资料整理和资料解读两个角度看待这三十年，最引人关注的事件是考古界积极参与1950至1960年代的“中国古史分期大讨论”。夏商考古成果大量被用来论述“商代是奴隶社会”的重要观点，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材料支撑，以说明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从单纯的考古学角度而言，扎实的科研成果依然精彩纷呈。 以陶器编年为基石的大遗址年代分期取得突破性进展 殷墟分期、郑州商城遗址分期，二里头遗址分期均基本建立或初有轮廓。 重要遗址主体堆积之间的时序关系、文化关系初步确立 人民公园的地层关系和殷墟、郑州商城的陶器形制，将殷墟遗址与郑州商城联系起来，确证郑州商城早于殷墟且年代前后相续。  ▲郑州商城遗址 建立在年代序列基础上的考古成果，在结合地望、遗迹内涵等因素的综合分析之后，为引入相关文献资料进而重建古史打下了基础 首个商王朝历史的考古学编年框架得以建立：二里头遗址大体代表早商，郑州商城遗址代表中商，安阳殷墟代表晚商。 田野发掘成果和以陶器为基础的分期研究，推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广泛应用。 夏商考古研究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 这一阶段尽管有徐旭生寻找“夏墟”这一代表性的田野考古活动，并且二里头、洛达庙等遗址都受到高度关注，但夏王朝历史的重建工作刚刚起步，尚未出现具有影响力的夏王朝考古学编年框架或描述模型。在中原周边，虽然田野考古工作成果不断涌现，但综合研究时代并未到来。 1979年至2019年的后四十年，是夏商考古学发生深刻变化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四十年。该四十年的夏商考古工作又可分为前后两期。 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中期是该阶段前期。在各地考古资料日渐丰富的前提下，苏秉琦等考古学家开始思考更深层的理论问题，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古史重建”的任务具体化为“建立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 这一时期除二里头、郑州商城、殷墟等大遗址持续发掘、成果日有更新外，又新发现一批重要遗址，如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小双桥、大师姑、新密新砦遗址等。中原以外地区的田野考古成果则呈“井喷”之势。广汉三星堆、垣曲商城、西安老牛坡、湖北荆南寺、湖南费家河、江西瑞昌铜岭、吴城、牛城和新干大洋洲商墓等，使夏商考古的资料基础焕然一新。  ▲三星堆遗址出土铜纵目面具  ▲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玉侧身羽人配饰 此时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具有以下显著特点并取得如下成果： 遗址本位研究成为重点 所谓本位研究，指围绕遗址本身展开长期的发掘与研究。课题包括遗址的分期与年代、遗址布局、遗址手工业、器物研究以及遗址聚落环境研究等。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遗址的本位研究成果卓著。例如偃师商城的分期取得新突破。 商王朝的重建提出了“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代表早商，殷墟代表晚商”的框架并产生广泛影响 郑州商城作为商汤都邑的“郑亳说”日益被人接受，二里头文化相当于“早商”的观点逐渐淡出学人视野。 “先商文化”的概念被提出 下七垣文化作为最可能“入选”先商文化的概念受到重视的同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开展豫东考古调查发掘，使“先商”研究一度成为热点。这一合作项目同时也作为最早的中外合作项目之一被载入中国考古学发展史。 夏王朝历史重建取得重大进展 经过邹衡等学者的深入论述， 二里头文化与夏王朝的关联建立起来，而且日益牢固。 中原以外地区，夏商时期考古资料极大丰富的同时，涌现出一大批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 如夏家店下层文化、朱开沟文化、岳石文化、三星堆文化、吴城文化、马桥文化、屋背岭文化等。这为全国范围内的夏商时期的考古工作奠定了更好基础。 随着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颁布，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更多的夏商遗址受到保护，开始纳入到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例如殷墟遗址于1987年建成殷墟博物苑向社会开放。 1990年代中期至今是我国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夏商考古后四十年历程的第二期。 这一时期，考古学取得与史学并列的学科地位，被赋予“独立构建古史”的任务。西方考古学的理论开始影响中国。作为聚落研究重要手段的区域调查风靡一时。受大规模基本建设影响，同时也受大型科研项目引导，这一时期田野考古开始出现质和量的变化。一方面，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殷墟、三星堆、盘龙城等传统大遗址持续发掘，成果不断；另一方面，过去相对不被重视的遗址收获重要发现，并有新的重要遗址进入视野。洹北商城、府城古城、新砦古城、望京楼古城、李家崖古城、蒲城店古城、东赵古城、牛城古城，以及关帝庙、前掌大、小胡村、台家寺等遗址，为夏商考古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资料整理与学术研究的重要特点是出现若干国家支持的大型科研课题。包括夏商周断代工程、文明探源工程等。在重大课题的引导下，夏商考古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遗址本位研究成绩卓著 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殷墟、三星堆古城、盘龙城、金沙等传统遗址在年代与分期、功能与布局、聚落与环境等各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  ▲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形器 商王朝历史的考古学框架更臻完善、历史细节日益丰富 随着洹北商城等新材料被纳入研究以及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遗址本位研究的深入，夏商分界有所突破。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为早商，小双桥-洹北商城为中商，安阳殷墟为晚商的商王朝历史编年框架越来越受到重视。商王朝的人种、社会、手工业生产（青铜器冶铸、制骨、制玉、农业）、生活（建筑、器物）、精神信仰、文字艺术都取得大量新成果。 夏王朝历史编年框架初具轮廓 夏王朝历史的重建经过夏商周断代工程联合攻关，更多学者倾向于认定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晚期遗存，并认为“早夏”遗存应该到河南龙山文化（煤山类型）中去寻找。虽然有少数学者基于新的碳十四数据，对上述论述有所质疑，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这一论述。 中原周边的古史研究取得进展 由于缺少文献资料，中原周边地区的古史重建继续通过“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推向深入。湖北地区新近提出肖家屋脊文化（后石家河文化）广受关注。众多学者通过器类器型、物质材料等角度，讨论中原与周边的文化关系与社会关系。 科学认知研究日趋活跃 科学认知研究，指的是探索古人对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和精神思维的研究。例如古人是如何看待天文现象，如何认识金属材料，如何认识和对待动物植物等。“科学认知”课题受到关注和重视，是该时期夏商考古的一大特点。 文化遗产保护与应用成为常态 重视研究的同时，高度关注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是本期夏商考古的另一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世界文化遗产”战略的实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的大规模建设，使得大量夏商遗址融入社会经济发展，最终惠及民众。2006年，安阳殷墟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我国古遗址保护、研究、利用并重的范例。  ▲殷墟都邑布局示意图 回顾新中国七十年的夏商考古历程，我们注意到，前三十年的田野考古规模较小，更多集中在中原地区，后四十年工作范围显著扩大；前三十年相对重发掘轻保护，后四十年则在考古发掘和古史重建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科学认知受到重视，遗址的保护与应用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但无论是前三十年还是后四十年，以获取第一手资料为目标的田野考古从未被忽视，遗址本位研究一直是考古科研重心，而古史重建则是夏商考古的长期目标，初心从未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是夏商考古取得辉煌成就的七十年。我们今天获得的商王朝知识早已远远超越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商代的社会面貌日渐清晰。通过发掘研究，我们甚至向社会奉献了一位迄今所知最早的传奇女性妇好。尽管夏王朝历史的重建尚未完成，但二里头遗址被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与夏晚期历史相关，从而形成“二里头+”的夏王朝考古编年模型。中原以外地区的古史重建道路艰难，但一系列考古学文化的确立，为整个夏商时代的考古打下了良好基础。经过七十年努力，我们确认夏、商时期中国已经进入王国阶段；确认商代形成了以族或支族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结构；确认商王朝在天文历法、青铜冶铸、文字书写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以夏、商王朝为中心的中原与周边地域的政治、文化关系，则深刻证明了自古以来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 （作者为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 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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