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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散论之一 清朝人蒲松龄（公元1640一1715）撰写的《聊斋志异》，是一部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包括近五百则故事，其中描写爱情生活的，约有一百二十余篇。像蒲松龄这样创作表现爱情主题作品之量大，反映爱情生活面之广阔，塑造具有独异美学特点的妇女形象之众多，在唐宋以来的戏曲小说史上，哪一部作品堪与它媲美？《聊斋志异》的确可以说是中国及世界文化宝库里的精品。 蒲松龄以如此浓郁的笔墨表现爱情主题，不仅因为文学作品是社会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正如在生活里，人人都不可回避爱情问题，作家也要如实地交出描写爱情的答卷。只要爱情在生活的领域里占有多大的地盘，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在文学的园地里就有多大的面积。而且，爱情本身又是具有崇高的美感与审美价值，它可以折射出时代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这种爱情的描写确是塑造人物、揭示其内心世界的有效手段之一。就蒲松龄本人来说，他是要通过描写爱情故事，宣染抒发一腔的孤愤，满腹的牢骚，平生的感概和执着的理想。从历史上来看，“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①，反映青年男女爱恋钟情、离合悲欢的生活，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是一个源远流长、风行不衰的传统主题。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婚姻、家庭有其演变的过程，反映爱情、婚姻的作品在文学史上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古时代男女婚姻本来是自由的；唐宋以来，随着封建礼教的强化，“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同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主的矛盾愈趋尖锐，爱情的悲剧与日俱增，而描写反封建的爱情作品更是层见叠出。明中叶后，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壮大，他们开始要求进入文学领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与风流作话文”。②于是，市民阶层这种“风流”，即展示他们爱情生活和个性解放的篇什，应运而生。而蒲松龄是许多描写爱情题材的作家之间的佼佼者。他继承了唐宋以来爱情小说的优良传统，同时又在深度和广度上努力发掘，突破了以往描写爱情故事的陈套，开拓了爱情题材的新领域。拙文试图就《聊斋志异》中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与唐代传奇、宋元话木和明代小说有关作品的比较中，提出一些看法。 (一) 爱情，这个人类男女之间最基本的感情问题，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所以，爱情在文学领域成为不断被挖掘的一个重大题材。关于这个问题，蒲松龄有哪些突破，我们准备从两个方面来谈： 一、正面描写理想的爱情生活 《聊斋志异》所描写的男女结合或离散，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特别是女性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愿去选择配偶，而当相爱的人负约背信时，便果绝地离散。既没有财产的约制，也不受子女的拖累。封建宗法制度的锁链，犹如腐草烂麻，根本捆不住她们的手脚。因而，有婚姻而无爱情、有爱情而无婚姻的现象，在这里不复存在。如《葛巾》，讲洛阳人常大用在曹州观赏牡丹时，爱上了少女葛巾。在承受了葛巾对他的严峻考验后，两人由相爱而成婚。婚后美满的生活引起了人们的妒羡，为避开风言风语，他们商量回到洛阳。一日，众寇围住气他们的住室，企图焚毁他们全家。他们互相掩护，特别是葛巾和其妹玉版临危不惧，义正辞严，众寇面面相觑，哄然而散。过二年，常大用疑女为花妖，葛巾觉得既被丈夫怀疑，便公然离去。葛巾的故事表明，爱情、婚姻是男女双方的事，双方有爱情基础就共同生活，一旦变了，失去了基础，就一走了事，既没有失恋的烦恼，也没有离婚的苦痛。如果我们拿以往这类作品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其结局是大相径庭的。如唐传奇《霍小玉传》和明拟话本《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作者着意描写霍小玉对李益、金玉奴对莫稽的钟情，她们不惜把女性的心和真挚的爱，托盘呈献给男方，而男方变心，甚至以僧报爱时，前者含冤饮恨而终；后者也只是对薄悻者棒打一顿而已，不但不记以前企图杀身之仇，而且还甘当其妻。比起葛巾要结合就自由结合、要分离就自由分离来，就显得这类作品脱不了“多情女子负心郎”的案臼。 作品所描写的闺房乐事，表现出净化的情趣。如《宦娘》中写爱妻良友之间设绘操漫，教学琴筝，《云梦公主》中的夫妇下棋饮酒，《白秋练》中的夫妇互相诵诗治病，《小二》中的夫妇赌对书本的记忆，《凤仙》中的妻劝夫苦读，等等，正如作者在《香玉》中借绛雪的口所说的，是“以情不以淫”。以往的小说、传奇写洞房花烛夜，除了性欲淫乐，别无其他。如明朝人写的长篇小说《金瓶梅》鼻杂着大量的轻薄狠襄、不堪入目的东西，甚至绘声绘影地写性生活。即是《牡丹亭》的作者写杜丽娘与柳梦梅幽会时，也是津津乐道两情洽洽的交欢过程。在淫情浪态小说充塞文坛的环境里，蒲松龄能够把夫妻关系纯洁化，表明他决不是流俗寻常的平庸作家。 恩格斯说：“多妻制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③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乃至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只对妇女、而不对男子的片面的一夫一妻制，都是把女性当作简单的生儿育女的工具，视为供享乐的玩物。一夫多妻，抱一偎二，朝三暮四，正是剥削阶级糜烂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一些文学上的庸才，却视腐朽为神奇，把淫邀艳约当作风流韵事恣意渲染。《聊斋志异》产生于多妻制盛行的时代，难免不投上一些阴影；但是，它的大量篇章，则是对青年男女坚贞专一、厉久不变的爱情的颂歌。如《鸦头》写妓女鸦头与家贫而“敦笃可托”的王文相爱，主动提出和王文乘夜私奔。他们逃往异乡，用卖掉驴子的钱作资本，开设小店，沽酒贩浆，做披肩，刺荷囊，以维持生活。后来，鸭母侦得她的踪迹，竟将她“揪发提去”，囚禁起来，鞭糙得体无完肤，死去活来。但她仍然对王文“矢心不二”，坚持斗争十余年，王文也等待了十余年，他们终于团聚。作者热烈地赞扬鸦头：“百折千磨，之死靡他。”［4］蒲松龄写经久不衰的伉俪和谐，不同于以往爱情小说之处，在于写出了他们铭心镂骨的爱，但无直露的感情宣泄；还在于把爱情与当时广泛的社会生活牢牢维系在一起，不是比较单一的爱清故事，能使读者透过“爱情”的窗口，窥见时代的“大千世界”，领悟宝贵的人生哲理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聊斋志异》塑造的“情痴”、“情种”的形象也与往不同。他们不贪利禄，不求仕宦，藐视功名，不遵循封建家长为他们规定的人生道路，也不顾封建礼教的羁绊和社会的嗤笑，热烈地追求诚挚的爱情，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婚姻。如《阿宝》写孙子楚生有六个手指，当他请了媒人去向阿宝求婚的时候，阿宝不过是开玩笑说了一句：“渠去取枝指，余当归之。”［5］他信以为真，毫不迟疑地用斧子砍断枝指。不久以后，他在清明节出游，路遇阿宝，不觉痴立，魂随阿宝而去，同居了三天，才被女巫招回。孙子楚的深情终于感动了阿宝。他本人也更加想念她，但始终无缘再见。他瞧着一只刚刚死去的鹦鹉，心里想：“倘得身为鹦鹉振翼可达女室。”［6］谁知就真的变作鹦鹉飞去。诚然，孙子楚是个有真性情的人，可是人们叫他“孙痴”，加以嘲笑。我们说，这种“情痴”形象是当时资本主义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现象的感光，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对后来的《红楼梦》有积极的影响。以往的一些作品，在描写男子痴情的同时，夹杂有低级趣味的东西，往往表现了歧视、玩弄女性的思想局限。如明拟话本《卖油郎独占花魁》所写的秦重，也是个“情种”。他虽不同于王孙公子把花魁娘子羊瑶琴当做发泄性欲的对象，但他用的是“帮衬”的方法，这种方法当然是不足为法的。至于清初粗制滥造的才子佳人小说，确是每况愈下。把所谓才子的眠花宿柳、云雨婿台誉为风流生话，把色狂淫棍打扮成痴情的人，根本不尊重妇女的人格，满纸充斥淫秽污臭，是更不能和蒲松龄笔下的“情种”、“情痴”相提并论的。 二、赞英有爱情的婚姻 《聊斋志异》所写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是男女双方共同与封建恶势力斗争的结果。以注表现这类主题的作品，从南北朝时的《孔雀东南飞》到明代后期的《牡丹亭》，都仅限于描写女性与封建礼教的抗争。因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倍受压迫，她们一旦觉醒，起来反抗，必然是主动而坚强；相形之下，一般男性在爱情关系中却显得自私而软弱，他们要彻底摆脱思想上的栓桔，则是非常困难的。如宋话本《碾玉观音》，是以璩秀秀的反抗斗争为主，而且她的斗争只限于一次王府失火，她趁机找到王府的碾玉匠崔宁，向他表白爱情，一同逃出王府，结为夫妻，在远离临安二千余里的潭州开了一座碾王铺。而《聊斋志异》却是描写双方共同斗争。如《晚霞》写阿端和晚霞溺死后，成为龙宫里的一对歌伎，两人彼此相爱，但是龙宫法禁森严，不许他们结合，以致他们又相继投江自杀。后来被江水浮到人间，侥幸做了夫妻，似乎逃出了龙宫的羁绊；但是，人间的王侯又向他们伸出了魔掌，美丽的晚霞不得不毁容自存。《细侯》里写妓女细侯与穷书生满生相爱。为了给细侯赎身，满生便南下寻友借钱，不料友人已被免官，以致满生“落魄难返”，在当地教了三年书。后又蒙冤下狱。这时，一个富商看上了贾细侯，便贿赂官吏阴谋久锢满生，同时又伪造满生的书信，骗娶了细侯。后来满生出狱，真相大白。细侯乘富商外出，私奔满生。这两篇小说都写出了社会恶势力对爱情的压抑和摧残，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热情地赞美了青年男女在追求幸福自由的爱情生活上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聊斋志异》以较多的篇幅反映了建立在“知己”基础上的爱情，在互相爱慕基础上的婚姻。如《连城》中的连城与为人忠厚的穷书生乔生产生了爱情，作者描写他们的相亲相爱，接近于近代的恋爱，确有前人未到之境。故事主要是讲史孝廉征诗择婿，乔生应征献诗，得到女儿连城的喜爱，她逢人称道，于是彼此引为知己，倾心怀结地相爱。但是，他们遭到封建势力的重重阻挠。首先是连城的父亲嫌乔生家贫而慕盐商之富有，不顾连城的意愿，把她许给盐商的儿子。不久，连城病危，急须用男子胸脯肉配药，史孝廉差人往盐商家告婿，被婿嘲笑一顿，而乔生听说后，毫不迟疑地割肉治好了连城的病，但婚事仍不能如愿，连城为此含恨而病逝。乔生深感连城知己，前往临吊，也“一痛而绝”。但在阴间他找到了连城，并在友人的帮助下，被准许还魂。二人还魂前唯恐发生变故，便先结为夫妻。还魂后，盐商又来无理取闹，因县官受了贿赂，竟把连城判归盐商。连城誓死不从，死而再死，终与乔生结合。再如《瑞云》写贺生与妓女瑞云相爱，但无力为她赎身。后来瑞云脸上长满了墨痕，像鬼怪似的丑陋难看，而且还被迫从事一些不堪驱使的差役。但贺生坚持初心不变，终于她赎出来作妇。贺说：“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时犹能知我，我岂以哀故忘卿哉！”［7］后来瑞云满脸的黑斑去掉了，复艳如初。作者称赞不因情人“丑状类鬼”而遗弃她的贺生说: “天下唯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8］可以看出，他们的结合不是以门阀、才貌、金钱来衡量爱情婚姻的价值。 这种建立在“知己”、“爱慕”的基础上的婚姻，不但与那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式的包办媒姻迥异，也与那些“男才女貌，一见钟情”式的婚姻不同。他们是以“知己”为思想基础的、并经过生生死死考验的自主的婚姻。就这点来说，即是脍炙人口的《西厢记》、《牡丹亭》也是欠缺的。如《西厢记》写张生爱莺莺，是因为“她有德言工貌”。《牡丹亭》写的男女双方不是在现实生活中一见钟情，而是一梦钟情。杜丽娘爱柳梦梅，是“爱的你一品人才”，“是看上你年少多情”。他们的爱情始终跳不出一见倾心、男才女貌的圈子。 恩格斯曾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9］婚姻按买卖原则来进行，由双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历来是剥削阶级的金科玉律。譬如唐代传奇《李娃传》写郑生去长安应试，结识了名妓李娃，待资财用尽后，被鸨母与李娃设计抛弃，沦为唱挽歌的歌手。郑父有次到长安述职，碰上儿子正在街头赛唱挽歌，当场将其打了个半死，弃之而去。后来李娃又将他收留，帮助他读书应试，因得了官，父子和好，李郑正式结婚。表面看来，最后是不讲财势，似乎是从“爱慕”出发的。实则是作者不但让李娃向门阀制度妥协，而且也显露了金钱买卖婚姻的蛛丝马迹。然而，《聊斋志异》中象《红玉》、《王桂庵》、《封三娘》、《姊妹易嫁》等作品所描绘的爱情故事，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家世的利益”以及门第制度下的金钱关系，而是感情的纯真，志趣的相投，思想认识的一致。这就在爱情描写上开辟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 （二）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蒲松龄在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同时，提出了自己进步的爱情婚姻观：蔑视封建的门阀观念、世俗观念以及男尊女卑的观念，把爱情的内容由互慕美色提升到精神契合、心灵沟通的更高境界；倡导男女平等、妇女独立自主以及个性解放，表现了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恩格斯曾经指出：“以双方的相互爱情高于一切其他考虑为婚姻理由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际生活中，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10］对照恩格斯的话，我们有理由说，蒲松龄一些惊世骇俗的主张，所体现的只能是人民群众的进步的思想感情，是他希冀变革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无怪当时描写同类题材的作品虽是汗牛充栋，竟无能望其项背的。 我们知道，当《聊斋志异》问世的十七世纪，婚姻的基础不是爱情，而是门第、财产、身份、资格等因素。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青年男女必须恪守的教条，“千里姻缘一线牵”，是说缘由天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更是特为妇女炮制的精神鸦片。“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男女相悦”，正是对当时社会的概括。因此，造成了许多青年男女爱情悲剧。尤其是一般妇女：有才的被埋没，美色的遭污辱，柔弱的被践踏，贞忠的遭残害。血淋淋的现实使蒲松龄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所造成的社会黑暗和吃人的礼教，是绞杀爱情婚姻的绳索，必须对它痛加鞭笞。这是他的带有战斗性的进步爱情观的锋芒存在。 从《聊斋志异》所刻画的妇女形象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以“夫为妻纲”的核心的封建礼教的批判是相当深刻的。蒲松龄描绘的妇女形象，有独立的人格，开朗的思想，敢于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感情行事，不但置“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规范于不顾，而且加以践踏。《嬰宁》就是一例。封建闺训要求妇女目不斜视，笑不露齿。可是那经常不停的憨笑却成为婴宁性格特征的主要表现。她不管到哪里，总是毫无顾忌地“放声大笑”，甚至爬到树上摘花也“狂笑欲堕”。连成婚时依然“笑极不能俯仰”，使婚礼不能按正常程序进行下去。作者紧紧抓住婴宁“笑”这个特征，对封建礼教投以辛辣的讽刺，寄托了进步的社会理想。《小翠》里的小翠性格也极为开朗，她的特点是“善谑”，什么玩笑都敢开。譬如她与王元丰结婚后，一会儿用脂粉把丈夫的脸涂“作花面如鬼”一会儿“复装公子作霸王，作沙漠人”［11］；再不然就制作布球，“著小皮靴，蹴去数十步，给公子奔拾之”。丈夫往来奔跑拾球，累得汗流浃背。有一次，她竟一脚把球踢到公公的脸上，然后迅速避开，“公子犹踊跃奔逐之”，结果被他爹当成了发怒的对象，害得丈夫挨了一顿骂。她根本不把封建王法放在眼里，敢用皇帝穿的衮衣旒冕打扮自己的丈夫，以为娱乐。还有一次，她扮作达官模样，“窃跨厩马而出”，回到家里，公公“急起承迎，方知为子妇之戏”。作者通过小翠的“寓黠于欢，伏警于戏”，对“夫为妻纲”、封建家庭乃至最高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至于对戕贼青年男女爱情的封建恶势力，从豪绅地主到官吏胥役，乃至朝廷，《聊斋志异》都有揭露。如《连城》里的官宰收受贿赂后，扼杀正当的爱情，几乎断送人命。《红玉》里的宋御史公然抢夺冯生之妻，拆散婚姻，逼死人命，冯生“上至督抚，讼几遍，卒不得直。”［12］《伍秋月》里的公役企图摧残伍秋月与王鼎的婚姻，对此，作者气愤地说：“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 ［13］ 以上谈了蒲松龄的爱情观，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爱情观，决不能属于行将死亡的封建社会的思想，而只能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意识形态，是中国近代文学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先声。其道理在于： 在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处于不平等的和受屈辱的地位，被封建统治阶级看成是天生的卑贱者，所谓“妇人，伏于人也”，“夫荣妻贵”等奴隶道德似乎是天经地义；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 “女人头发长、见识短”等谬论被视为常理。可是，蒲松龄笔下的妇女，有同男子一样的人身自主权利，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有超人的才智。如《乔女》、《颜氏》、《狐谐》等作品的女主人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颖敏智慧，有胆有识。另外，乔女喜欢交男朋友，体现了男女社交应该是平等的。如《阿霞》中的阿霞主动与景星相爱，但景星却顾虑原配妻子会妨碍他和阿霞的爱情，对妻子动辄诟骂，迫使其妻再嫁。阿霞知道景星对妻子的态度后，非常气愤，斥责景星说：你辜负了妻子，比辜负了我还要可恨！对结发的妻子还是这样，何况对别人呢？并从此与景星断绝了关系。阿霞的言行表现了她要求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的平等观念。在这里，作者不仅是对男女平等的颂歌，而且进一步表现扬女抑男、尊女卑男。这种思想，乃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基础之上，是属于市民意识的范畴的。 恩格斯指出：“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14］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前面提到的一些作品，青年男女相爱只是“主观的爱好”，无有“客观的义务”。因为他们的婚姻不是父母包办，不讲经济地位，也不讲政治权势。他们婚姻的基础不是别的东西，而是相互爱情，是建筑在双方“知己”、互相尊重和吸引上面的爱情。这种“以双方的相互爱情高于一切其他考虑”的事情，正是下层市民追求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反映。 其次，《聊斋志异》在描写青年男女表达爱情的力式上，与封建规范也是格格不入的。 其特点一是她们多是积极主动、热情奔放地抢先向所钟情的人表白爱情，而不是坐在家里静候男方找上门。二是他们在追求爱情生活过程中，像一团火似的炽热，死心追求，一经胶住就抓紧不放，着实被爱情弄得神魂颠倒，为相思而病、而憔悴，甚至为爱情而死，即使死后化鬼也要结为夫妻。特别是女方更显得直言不隐，大胆泼辣、近于粗犷。而且有些是定时幽会，面对面地倾吐爱慕之心。这种恋爱方式，虽不同于现代式的恋爱，显然也不同于封建女教熏陶下的女子，在恋爱上表现忸怩、躲闪、羞答答的状态，而确是带有浓厚的市民意识。 此外，《聊斋志异》有关性爱的描写，也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其间虽有大量的男女私情结合的文字，但作者采取了含蓄的羞涩的态度，并未对爱情有丝毫的亵渎。象宋元以来一些白话短篇小说为迎合市民的趣味，露骨地描写性生活、肉体美欣赏等等，是蒲松龄所不取的。如《侠女》中“艳如桃李，冷如霜雪”的侠女，与贫寒的顾生互相爱慕，互相帮助，并对顾生无力娶妻、行将绝后深表同情，情愿与他私合，为他生子，但不愿结为正式夫妻。看侠女的举止，有点类似近代的“情妇”，而我们为什么不觉她行为放荡，只觉她思想高尚呢？很显然这是由于蒲松龄的思想带有个性解放的倾向。 （三） 蒲松龄在作品里所表现的爱情观，不是脱离当时社会现实的奇谈，也不是脱离作者生活实际故作惊人之论，而是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土壤之中，具有社会的基础和时代的烙印。 蒲松龄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在康熙时期。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鹅行鸭步地进入清代， 已经到了衰老的阶段，迫近一个历史的终点。虽出现过“康乾盛世”，那不过是回光返照。其所以是衰老阶段，从中国封建社会自身的状况来说，在封建经济体系内部，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固然这种处于萌芽状态的产生关系对封建生产关系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来说，还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但是，它的生产意味着旧的生产关系已经腐朽，并将逐步解体。从它的外部世界来说，当时欧洲的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发展，商品生产正在向外寻找市场，并猛烈地敲打着古老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 清代前期，在明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用雇佣劳动进行商品生产的手工业作坊和手工工场逐渐增多。在农业方面，也出现了商业性的农业和园艺业。蒲松龄在《黄英》里所描写的陶生，在北京郊区种花为业，“菊将开，其门嚣喧如市……市人买花者，车载肩负，道相属。”［15］并且，“以席包菊，捆载数车”贩运到南京出卖，陶生“坐肆中，使仆代论价”。 可以窥见，陶生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不属于自然经济范畴，已着上了时代的异彩。作者通过陶生的口提出：“贩花为业不为俗”。并对反对“货菊”、思想守旧的马子才报以嘲笑。而对《白秋练》中的“以文业迂，使去而学贾”的慕蟾宫，《农妇》中的去农经商，“贩陶器为业”的农妇等等，作者大加赞扬。诚然，这乃是当时时代生活的折光。倘若没有现实生活中的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新的经营方式的存在提供了写作的素材，任凭蒲松龄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也是难于虚构出来的。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和发展，新的手工业、商业城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逐渐形成，因而出现了市民社会力量反封建斗争的新浪潮，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相对的市民思想也随之抬头。 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他们的封建专制政权，在思想领域内实行了严酷的统治。他们一方面大力提倡理学，宣扬“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道学家思想；另方面，采取科举考试，开博学鸿词科，编纂图书，严禁集会结社和大兴文字狱等等政治措施。这样，以功名利禄为诱饵，以理学教条为绳轭，箝制知识分子，禁锢进步思想。 但是，在统治阶级竭力提倡孔孟之道、推崇程朱理学以控制人们思想的同时，一些代表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家、文学家，针对君主专制、 “三纲五常”、科举制度、男尊女卑等进行了勇猛的批判和抨击。如王夫之说：“王道本于人情，人情者君子与小人同有之情也。”［16］颜元也说：“禽有雌雄，兽有牝牡，昆虫蝇蜢亦有阴阳，岂人为万物之灵而独无情乎? 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17］冯梦龙提出了“男女相悦为婚”的主张。唐甄还批判了“夫为妻纲”的伦常观念，公开提出“均是子也，我之恤女则甚于男”、“今之暴内者多，故尤恤女。”这些思想家、文学家主张爱情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剖析和抨击封建统治阶级“以理杀人”的反动实质，无疑对蒲松龄有积极的影响。事实上,蒲松龄不但吸取了他们思想中的民主性精华，并且结合现实的历史条件，以他们的进步思想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既具体地闪现了他们的理论的光辉，又丰富了当时代表新兴市民阶层的先进的思想。 蒲松龄之所以能写出独树一帜的爱情小说，除上述的时代的内容和特征是其客观原因外，与他独特的生活经历也有密切的关联。 蒲松龄生在破落地主兼商人的家庭，长在商品经济颇为繁荣的海滨之地，加之他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日益增长的江苏做幕僚的生活，耳濡日染，对市民阶层的实际状况较为熟悉，乃是他产生并易于接受新思想的重要条件。特别是他一生坎坷失落，考场的失意，生活的贫困，加之他长期住在农村，有机会同劳动人民接触，了解下房社会的真实情景，特别是对倍受压迫的妇女，更是了然于胸，这不能不激起他对封建恶势力的仇恨满腔。但是，在专制统治和大搞文字狱的恐怖时代，他有话不能直说，只好假花妖狐魅、婚姻嫁娶，写“磊块愁”，寄“孤愤”。清代人余集说:［18］可见，作者写狐女鬼女的爱情故事，显然是别有番一用意在心头的。 我们从卷帙繁多的爱情故事中可以看出,作者不是把爱情问题当作一个孤立的生活现象去处理，而是把爱情描写和社会描写深刻地结合起来,以搪舒他的爱憎——肯定真善美的事物，否定假恶丑的东西; 作者也不是把爱情描写当作创作的最终目的，而是把爱情当作“突破口”,旨在批判封建等级压迫和封建宗法制度。正如马克思说的。“社会的进步可以用文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19］如人们既然看到妇女经济上不独立，政治上无权，成了男人的附庸，受压迫如此惨重，那么就可以断定那个社会必然是个政治腐败，公道不彰的黑暗社会。作者并通过他塑造一批自食其力的妇女形象进而指出: 争取经济独立，摒弃“被养”的地位，是广大妇女获得人身自由、个性解放的重要途径。由此可知蒲松龄表现爱情主题的意义十分深刻，远远超出爱情本身的意义。 自然，蒲松龄创作的爱情小说，主题并非一以贯之的，也有为封建礼教服务的东西。这是时代和阶级对他的局限。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摧毁了封建的婚姻制度，开始了自由恋爱、男女婚姻自主的阶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而完全的、普遍的以爱情为婚姻基础只有在彻底消灭了私有制，完全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后，才能实现。就目前来看，还存在着封建思想残余，门第观念买卖婚姻或变相买卖婚姻和包办婚姻等旧痕迹，尚未完全剔除。因此说，蒲松龄在爱情婚姻上的观点和创作艺术，对于他的时代和社会来说是先进的,富有革新精神，对今天来说，也不无可以借鉴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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