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的两面性：为了标榜风流，而失去了自然风度

魏晋名士多风流，可风流在哪？抽象的概念不好说透，可以通过一个案例先来了解。在《晋书·王徽之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夜大雪，王徽之从梦中醒来。看着洁白一片苍茫之感，遂王徽之干脆不再酣睡，而是置办酒菜赏雪。这还不够，王徽之酒到兴处，直接来回踱步朗诵《招隐》一诗。王徽之的思维是跳跃的，这时候又觉得不尽兴，非要将自己的这份喜悦分享给好友戴安道。

王徽之雪夜访戴家

可是戴安道远在剡县，但王徽之毅然前往，船行一夜才到达戴家。不过到了戴家门口，王徽之连门都没进，望了一眼就原路返回。下人百思不得其解，遂问缘故。王徽之答道：“本乘兴而行， 兴尽而反，何必见安道邪！”；意思是说本就乘兴而来，如今没有了兴致，见与不见有何分别？这就是魏晋风度，一种超脱世俗毫无拘束的生活态度。

玄学清谈

魏晋风度起源于清谈风，又被称为是玄学。玄学的出现前无古人，在三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对两晋的政治风气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最为代表的人物就是曹操的义子兼好女婿何晏，还有王弼郭象等人。玄学主要讨论的范围就是《老子》、《庄子》以及《周易》，根据三部经典著作抒发观点。时常几人或者小团体的讨论，这种行为方式即为清谈。但抛开这一切外表的迷惑，实际来说玄学即是表达对传统儒学思想的抨击，反对儒家礼仪对人行为的限制，根本上玄学的出现就是一种改革。

影视剧中的何晏形象

玄学崇尚自然之风，其中的核心内容出自于何晏。何晏有一套理论名为“贵无论”，着重讨论的是有无概念。和道家思想略有不同的是，黄老道家重点阐述“有为与无为”，玄学单纯意义的讨论有无。主导思想是认为世界万物以无为本，有的存在也建立在无的基础之上，没有无何来的有？同时无既代表着一切事物本没有规矩，是瞬息万变的。一切的规律都要视情况变化而变化，不能依靠礼教强行规范。

魏晋风度在政治上的体现

东汉时期有着对官员考核的制度，设立考课，考核方向从地方人口、土地、赋税、捕捉罪犯的数量，用这些数据来衡量官员的政绩指标。能够达标即可升迁，这时候难免造成官员为了达标而去不择手段，单纯向升官发财看，而不是真心办事。没有罪犯怎么办？提高地方法律规则，原本不用蹲牢房的罪名也要进牢房走一遭，更有甚者的是强行安插罪名，冤枉百姓。赋税不高怎么办？强征强纳，提高税收，逼迫百姓。所以在这种制度下生存的百姓，实处于水深火热。

王弼

到了魏晋时期更为甚之，尤其是魏明帝在位时期，设立的考核标准越来越多，这也就迫使犯罪率飙升。至于是真罪犯还是蒙冤入狱，谁也说不清楚。这也是为什么王弼曾说：“法规越繁，奸轨越多”的原因，在玄学家眼里认为，过多的繁文缛节和规矩，只会把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因此使得当时很多官员提倡追随，不按照考核标准来标榜官员，而是清简法令，与民休息。到了西晋时期，这种风气更是深入人心。甚至按照过去规矩办事的，都被称为是“俗吏”，就好比如今你不知道流行的事物，会被称为俗人一样。

魏晋风度在哪？

魏晋风度所提倡的是一种“清风”，不论是文化修养，还是个人器量上都要求很高。比如《世说新语》当中的“见火忘履”：“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说的是王徽之和谢安两人遭遇火灾，王徽之吓到鞋子都没穿就跑了，而谢安气定神闲，还要叫来左右扶着，慢慢的走出险情。当然是否因为吓到腿软走不动，那就不得而知了。这便是魏晋风度的体现，器量颇足，遇事不慌。

竹林七贤

在汉末至魏晋时期，还有很多类似谢安的人物。比如鼎鼎有名的竹林七贤，其中多有性格放荡，器量恢弘的人物。在如今看来不乏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但在当时这却是一种值得推崇的风气。例如阮籍，《世说新语》记载：“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母亲去世守丧期间，阮籍非但没有悲伤流露，反而是饮酒吃肉。这种风度即是风流，名为“放达”。

魏晋风流之谢安

不过也有为了强调风度而忘乎生死的案例，一味追求标榜风度标签，却摒弃了人的生理常态。比如说谢安在淝水之战时的所作所为，很好的证实了这一点。《晋书》记载：“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当时谢安的侄子谢玄拿下淝水之战的胜利，这场战争关乎国运，能够胜利无疑是拯救了东晋。但是在得知消息后的谢安却没有任何表情，不为所动。从这看谢安的器量已经到达巅峰，喜怒不形于色。但这是一种故意抑制情绪的表现，本来玄学提倡的就是自然之风，这种抑制是不是有些背道而驰，故作姿态了呢？

魏晋风度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谢安最终还是没能忍住喜悦，在众人走了之后，“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见《晋书·卷七十九》）看吧，谢安待到无人之后，激动地鞋跟都掉了，这时候的魏晋风度又去了哪里呢？思维的清晰告诉我们凡事都有着两面性，正如魏晋风度一般。在积极处的影响就是摒弃了世俗礼教对人行为的一种约束，提倡政治清明，为百姓休养生息带来了好处。而且标榜了个人品质，提高了当时闻人雅士的修养、才能和品德。但是反过来看，魏晋风度后期成为了一种过枉矫正的姿态，为了体现风度而故意做作，这又失去了魏晋风度中提倡的“以无为本，倡导自然”的核心。刻意为之，本就“有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