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正的大决战 背景 安史之乱后篇 永失河北 （758年-763年六月） 按 俗话说的好，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钱，唐帝国在这个时期也遇到了这个麻烦。《谈人口》篇已分析，唐帝国的大多户口是如何被各藩镇抢掠的，大唐帝国靠收保护费就能潇洒过日子的美好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外敌环视，安史未平，这可恶的史思明更是在相州取胜后，直逼洛阳，在需要大家出力保家卫国的时刻，各藩镇却是个个哭穷，个个向朝廷伸手要钱，不给钱就不干活——虽然明明个个肥的流油。皇帝此刻恨得牙再痒，也得忍着，现在必须得搞钱，该怎么搞呢？ 一定时期内，在生产力没有显著提高的前提下，钱代表的资源那就是一定的，你多了他就少了，当皇帝找钱时，被找钱的又会怎么应对呢？ 正文 乾元二年（759年）九月，燕帝国整顿完成之后，沿当年的安禄山路线再次南下，攻克开封、郑州和洛阳，这样帝国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漕运，再次彻底断绝，帝国的生命线再次陷入困境，对此，帝国该如何应对呢？ 帝国经济再次遇到困难，所有的目光，自然就聚焦到了帝国经济领域的最高领导——第五琦身上。想当年安史之乱初起，帝国四分五裂，捉襟见肘，第五琦自告奋勇，担起重担，将江淮租庸折算成轻货送到首都，解西北朝廷的燃眉之急。之后又通过食盐专卖改革，为帝国带来了大量的收入，也缓解了帝国行将崩溃的财政乱局，使得采取了一系列杀鸡取暖的财税政策的帝国，终于又重回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第五琦凭借着上述的盖世功劳，在759年三月二十九日，一举升任宰相，进入了常委班子，实现了三年里从处级干部到政事堂常委的奇迹般的屌丝逆袭，其崛起之速，更胜当年杨国忠。 第五琦升任常委的时候，正是帝国刚刚在相州会战惨败的时候，帝国的军队已经损失惨重，必须收缩，只不过史思明在整顿内部而已。所以，帝国当然能预计到接下来军事上的困境，现在提拔第五琦为常委，自然就是要他来解决这个困境的。而雄心勃勃的第五琦，面对危局，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釜底抽薪的大行动——货币改革，通过大规模发行铜钱货币，取代现在的实物货币，建立新的货币体系。 要欣赏这场精彩万分的经济大决战，我们有必要对货币常识，有一定的了解，最简单的，铜钱和绢帛既然都可以当货币用，那他们到底什么区别，为什么帝国一定要推行铜钱来取代绢帛呢？这里面，就牵涉到对一个基础知识的了解，那就是信用和信用货币。在经济背景篇，我们为大家简单介绍了国家信用，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深入了。我们都知道，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来自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社会分工的深入，可是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入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根本前提，那就是基于信用的扩张。凭什么我当农民，你当工人，凭什么我来产、你来卖，我怎么相信我被分工后，我做的劳动，可以交换到同样劳动价值的物品和服务？这些都需要通过一个强大的信用体系，来提供信用，只有建立在深度互信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分工合作，而类似于国家这样的暴力机关，之所以可以形成，也是基于维持普遍人群对信用的基本需求。 从物物交换、到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到纸币、到虚拟货币，就是信用体系一步步提升的演进历程。唐帝国这100多年来，始终无法维持信用货币的地位，从高宗到第五琦的币制改革都最终以失败告终，根本原因就在于这实际上是一场中央与地方信用的争夺战。 此前的六百年，是基于私人信用的六百年，土地兼并后形成的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催生了基于豪强贵族和庄园经济的私人信用。而之后数百年，则是属于中央信用的新时代，到了宋代，不仅铜产量大幅提高，甚至还大批的出现铁币乃至纸币，这种完全不值钱的物品能成为货币，唯一的依靠就是来自中央信用的背书！有了纸和铁都能当钱用的强大的中央信用，地方割据就成为了遥远的历史，因为对付任何想要割据的地方，中央只要很简单的一招就能制敌——切断他的中央信用！ 一旦失去了中央信用的背书，地方就会大幅度失去与帝国其他地方交换的能力。而在一个生产力尤其是商品经济充分发达的时代，除了边远封闭的山区和边疆，在帝国普遍地区，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一方豪强，失去了交换能力，就意味着生活质量的大幅度降低。所以，除了中央秩序崩溃，中央信用短暂崩塌的极少数时间，地方割据几乎无法获得普遍支持，变得难之又难。 晚唐到五代的这二百年，恰恰就是私人信用崩溃，中央和新型的地方军政府争夺信用的时期，第五琦主持的的货币改革，恰恰就是这轮信用争夺的关键时刻。因此，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次真正决定唐帝国命运，真正决定今后众多军阀与帝国中央之间根本格局的世纪大决战。 第五琦的货币改革想法，大约在他草创新的食盐专卖政策的时候就产生了，因为这次食盐专卖改革，有着许多无可奈何的妥协，一个最典型的政策就是，第五琦主持的食盐专卖，在从山东到江淮的广大地区，都采取了“以盐价市轻货”的政策。在《李泌的布局》篇（阅读），我们第一次为大家介绍第五琦的时候，就介绍过，第五琦在江南收税，也是换算成“轻货”运送到当时的首都凤翔。 轻货主要是指的丝织品，其中以上等的绢作为标杆，还包含不同质量的其余的绢、麻、布等等各类织品，按照固定的比例换算成绢计价。这些丝织品，本身作为衣服的原料，是一种使用量庞大的实物消费品，在中央信用不足时，又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唐帝国的货币在使用。割据的河北地区一直是绢帛的主产地之一，实物货币的被市场认可，就意味着燕帝国每年的产能，就可以畅通无阻的转换为货币，用于在全国各地进行等价交换，其物资供应就很难被切断，这对于唐帝国来说当然是很不利的。 食盐专卖，理论上是官销，中间没有经销商，因此食盐的销售都是一次几十的小额零售，使用绢很不方便，所以理论上收上来的都是钱才对。现在盐利，最终都要置换成实物货币，相当于帝国自己承认，帝国发行的钱不值钱，不好用，你看连我自己的不用。帝国之所以这么无奈，主要是由于几百年来，庄园制经济下，交换变少，商品流通被抑制，金属货币一直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因此帝国建立初期，对于金属货币铜钱，自然也视做可有可无，从而导致帝国货币的推行和使用，在各个环节都有大量的困难。 通过《谈钱》（阅读）、《太子被羞辱》（阅读）和《府兵制》（阅读）等数篇内容，我们不厌其烦的为大家介绍基础知识，就是由于没有这些基础知识，对于帝国后来的很多重大政策和政治军事走向，就会盲人摸像。现在我们回顾下，在帝国初期，帝国的主要支出——官员薪水、军队开支，以及土地政策、户籍政策、税收政策等等这些，一起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整套体系，都是基于贵族政治庄园经济下的巅峰，因此在这种模式下，商品的交换很少，帝国用得到钱的地方也很少。 但是到了后来，旧的生产关系崩溃，旧的政策体系自然也崩溃，帝国已经进入了职业军人时代，帝国的官僚系统也大大膨胀，因此帝国需要的钱开始大大增多，这个时候帝国铜钱不够的缺陷就被大大放大了。 人们可能会觉得，对于帝国来说，钱不够多那还能算个事啊，钱不都帝国发的嘛，钱不够我就多造点钱不就完了。可是，此时我们说的钱都是铜钱，可不是现在的纸票子，说印多少就印多少。帝国要发行1000的钱，就必须要6斤的铜，现在每年几十亿的缺口，你想要每年造1-2亿的钱，都需要上百万斤的铜，还需要其他的锡、铅、柴、炭、炉子等各种物资，这些都是要成本的啊。 早期的帝国，要造钱了很简单，国家组织一批人去铜矿采铜，然后就近再组织人力和工具造钱，在当时一石米几文钱、一匹绢也几文钱的低物价下，在当时可以大量通过免税、义务劳动和白条，低成本组织人力的大背景下，帝国要造点钱就造点，没感觉出什么难的。可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流通的加速，物价自然会温和上涨，到玄宗初年的时候，一石米已经要差不多100文钱左右了。而从玄宗时期开始，帝国军事的大幅度扩张，职业士兵的大量招募，帝国的政府外包工程剧烈增加，这一切都带动了民间商品交流的迅猛发展，物价的上涨就变得不可抑止。 天宝年间，一匹绢的价格到了550，栗米一石也涨到了400，显然，铜钱在一步步的贬值。铜钱贬值，造钱的原料不变，那就意味着造钱的成本大大提高了，再加上旧的各种白条、义务劳动的机制被破坏，人工成本越来越高，政府大包大揽的国营模式，人浮于事、腐败盛行，效率低下。这一切都导致一个可怕的后果，政府造钱的成本比钱本身还要贵，政府发行铜钱，变成了亏本买卖。 铜钱成本太高，政府自然要缩减成本，比如说采用铜锡合金的青铜钱，锡的价格便宜，铜锡合金用铜量就减少，锡的熔点低，铸钱的难度也大大降低。问题是，你拿这种钱来糊弄人，人也就会反过来糊弄你，青铜钱制造难度低，容易仿制，产锡的江南一带的人，大量的伪造锡钱，甚至干脆直接拿纯锡做钱，小户人家一炷香时间就能做好100个钱。假钱的泛滥，彻底的扰乱了市场，帝国对此屡禁不止，想尽办法也无可奈何，导致民间几乎不用铜钱做交易，绢帛价格进一步被抬高。 玄宗时期，地方军头权利大增，军阀难制的风险越来越高，帝国中央开始再次考虑扩张中央信用，抑制地方军阀，因此，在杨国忠成为首相后，主导了一次大规模的货币改革。帝国在全国仔细梳理，在十来个大小铜矿附近，一共建设了99个铸炉，每炉大约每年铸钱350万，每年共铸钱大约3.5亿，通过规模化效应和严格的管理，控制了原料成本在每1000钱750。这样，离首都比较近的一些地方，比如商洛，运输成本较低，铸钱再运到首都消费的总成本，只需要900，帝国铸足额好钱终于不至于亏本太多。 当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铸钱主要并不是追求利润，而是追求中央信用，压制军阀的私人信用，地方信用，阻碍其自力更生的能力，明乎此，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所有军头一致如此痛恨杨国忠。杨国忠的货币改革后，帝国有了难以仿造的优质金属货币，遏制了假钱泛滥，铜钱不被认可的局面，在帝国超级外包工程的配合下，货币流通开始缓慢打开，然而，新货币才发了不到三年，安史之乱就爆发了，所有进程都彻底中断。 第五琦接手后，认为杨国忠的增强中央信用的思路自然是对的，但是在方法上还不够多快好省。首先，战争爆发，人工继续上涨，漕运被断，运输成本大大增加，总成本已经控制不住；第二，帝国国库空虚，哪怕铸钱的亏损不大，现在也完全承受不起；第三，战争状态下，有些铸钱场所已经停止，有些地方人力凋零，政府很难像以前一样严格集中规模化管理。 也就是说，旧办法根本解决不了当前需要，怎么办？第五琦认为，办法很简单，就是发行大额面值的货币嘛，原来只发一块钱的，我现在发十块的，五十块，不就把货币的发行量增上去了吗。实际上第五琦的货币改革想法，应该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在帝国进行了内部讨论，早在758年九月的时候，就开始了试点，先发行了10块的乾元重宝，应该来说还是收到了很不错的效果。相州会战，庞大的军队的后勤供应，为了支撑和掌控军头们作战，帝国花费了大量财力予以奖惩和协调后勤的转输，新铸的大额货币增加了帝国的购买力，无疑起了重大作用。 正由于货币改革的试点成功，所以第五琦才一举跃升为常委，他当上常委后的首要目标，就是将货币改革进一步全面推广。为此，第五琦为代表的中央，经过了大约半年的筹备，一鼓作气，于九月七日开始全面试点，增发五十元面值的新的乾元重宝，号称重轮乾元钱。 然而这一次改革的变化却让帝国中央，包括第五琦本人始料未及，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市场上突然发生剧烈反应，物价突然间猛涨，米价居然一度涨到了七万一石，涨了百倍！帝国造新钱，本来是想换更多的米，从而招募养活更多的士兵，现在倒好，帝国能买到的米越来越少，甚至不到十分之一了。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刚刚当上常委不到八个月的第五琦，很快就被贬职，从此告别了常委的舞台。 九月七日开始货币改革，十一月五日就已经全面崩溃，第五琦去职，光从这个时间线，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这轮崩溃是绝不正常的，其崩溃原因绝不是史书上所描述的那样，被民间自发行为击溃的。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的历史上，发行大面额货币导致货币贬值，都发生过，甚至可以说在那个年代，是很可能发生的大概率事件。但是这个过程一般都比较长，最少也要一二年的时间，而且主要原因往往都是政府在最初尝到甜头后，认为发行这种超额的货币，少发成本多赚钱，以为只要能发钱，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从而不自觉的过度超发。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超发，物价的上涨在初期都是可控，甚至没有感觉的，要到后面帝国自己忍不住不断偷尝禁果，才会引发质变。 所以，我们就不禁要问，这帝国的货币改革才一个多月，难道就有大规模的超发货币了吗？我们来算笔简单的帐，《收入来源》篇为大家介绍过，玄宗早期，帝国的货币收入只有户税大约一年200万贯，其余主要依靠实物地租或者实物货币，那么到了现在，实物地租已经基本收不上来的情况下，帝国每年实际需要的收入是多少呢？此时的数据已经找不到了，但是后面两税法改革以后，这个数字就比较清晰了，每年以货币形式上到中央库存或者和中央机构发生关系的，是一千五百万贯的样子，现在正在大规模战争，帝国中央所需不会比这少。所以，帝国需要的钱的比例就是要提高7.5倍。 我们再来看货币改革是怎么玩的，三种货币，一块，十块和五十块，对应的铜的比例分别是1 ：1.6 ：3.2，由于大额货币原材料成本的消耗会比小货币稍微少点，所以实际的耗铜比可以看作1 : 1.5 : 3。而一般这种大额货币的最终比例规划，都会是4:2:1的样子，也就是说10份铜，原来只能造10块，现在能造4个一块，2个十块和一个五十，加起来74元，新增的比例正好7.4 : 1，和前面我们算的需求，只差了0.1！由此可见，帝国的货币改革从用铜的比例到币值，都是经过团队非常仔细的精心计算的，绝不是我们想像的那种拍脑袋做出的决定。 而且，上面的计算是帝国货币改革的最终目的，实际上帝国此次增发货币，还远没到7.4倍这个数字。帝国只是新增了5炉用来铸钱，一炉一年3500贯，三月开始筹备的，当时最多造了七八个月，就当这5炉造的全都是大钱，帝国实际上最多只增发了五六十万贯，也就是五六个亿而已，还不够一年的盐税多出来的对钱的需求。而且要考虑到安史之乱三年多来，北方的商洛、飞狐、包括这次的绛州，这些可以造钱的地方大都停了或者铸的很少，所以实际上帝国新发的这些货币，从流通上来说，只是对这几年的战乱停滞的补发而已。可见帝国中央，显然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和推算的，计划是通过铜钱的一点一点的增发，逐渐将绢帛这样的实物货币挤出市场，最终实现钱的主导流通的。 那么既然帝国实际上远没有超发，那么为什么帝国会遭遇一次如此巨大的滑铁卢呢？史书上记载了，导致当时物价完全不合常理的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由于新货币面值大，有利可图，所以长安城里民间大量把铜融化了铸新钱，一下子市面上出现了很多的新钱，所以就把物价给冲垮了。 新钱注水，会导致民间大量铸造假钱，最终会冲垮市场，这当然是货币改革需要面对的头号风险，这样的事情也一定会发生。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纯粹自发，这种过程一定是相对缓慢的，绝不可能区区一二个月就如此来势汹汹！首先，新发的铜钱就有几个亿，民间存有的铜钱更是远在此之上，要把首都的物价这么快就打的涨十倍百倍，这得造多少钱？这得在一两个月里熔多少万斤铜啊？ 第二，假钱可没那么容易造，钱并不只是铜，还有锡或者铅锌的合金铜，造钱还需要有所谓的锡母，就是打造好母钱的模子，再批量铸造，锡软，易于捏改，所以母钱都用锡造。而锡矿主要产于南方，所以之前的造假钱，也主要是江南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造假钱，在首都造假钱哪那么容易。帝国发行新钱，筹备很久，对于打击假钱肯定是有周密的准备，严格的监控的。开炉造钱，繁琐的技术，巨大的场所，巨大的声响和烟雾，大量的人工，严厉的官方打击，单靠民间自发，在首都附近神不知鬼不觉的，如此短的时间里就造出数以百亿计，以至于把物价冲击到几十倍，上百倍的假钱，这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真正把帝国中央，把第五琦团队在一两个月，就彻底击垮的，绝不是民间自发的行为，而是有组织的对抗。那么，是谁在与帝国作对，他们又是怎么样给予帝国以沉重的打击的呢请看中篇——决定性的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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