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邺城决战惨败，帝国遭遇了军事上的沉重打击，不过按照常理来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唐军的损失撑破了天也就三四万人，之前的灵宝之战、陈涛斜之战，哪次不比这次损失大，帝国也还是挺过来了。 燕帝国即便赢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撑破了天，地盘也还是只有河北一个省而已，唐帝国的地盘和人口都是燕帝国的十倍规模，理论上，唐帝国再组织个三五十万大军玩似的，燕帝国一隅之地，拿什么和唐帝国持久抗衡呢。 可问题就在于，邺城惨败不仅仅严重打击了唐帝国的军事，在经济上对于帝国更是灭顶之灾，帝国现在已经没有能力组织起十万人以上的攻击部队了。 从唐军渡河作战到邺城之战结束，历时四个半月，郭子仪在这次战役中，采用了自己拿手的工事战法，一度打得非常顺利和漂亮，但也带来了巨大的钱粮物资消耗。 时天下饥馑，转饷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车相继。 六十万的士兵与构筑工事的民夫，即便其中四五十万民夫，几乎都是义务劳动，可是你总的个人准备饭菜伙食呀，光是这粮食的运输，就够把帝国国库掏空了，何况还有十多万每个月都要薪水奖金的将士。 而战后各路乱军对于河南的破坏，更是让帝国的根基受损： 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官吏南奔襄、邓，诸节度各溃归本镇。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 这轮河北战役的巨大物资准备，帝国是靠卖官鬻爵、率贷和强制助军来筹集的，第三十二、三十三两节我们详细介绍过，此时的帝国，实际上和伸进人口袋里抢钱，好像也没什么区别了。可是现在大军惨败，帝国平定叛乱的时间还遥遥无期，钱还要像流水般往下花，帝国的大户已经被抢了一轮又一轮，越来越抢不动了。怎么办？ 帝国经济再次遇到困难，皇帝又将目光，转向了帝国经济领域的最高领导——第五琦身上。想当年安史之乱初起，帝国四分五裂，捉襟见肘，第五琦自告奋勇，担起重担，将江淮租庸折算成绢帛等当钱用的轻货送到首都，解西北朝廷的燃眉之急。之后他又组织了食盐专卖改革，为帝国带来了大量的收入，也缓解了帝国行将崩溃的财政乱局，使得采取了一系列杀鸡取暖的财税政策的帝国，终于又重回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第五琦立过大功，皇帝也没亏待第五琦，第五琦大约是756年的八月离开地方进京面圣的，那时候他撑死了也就是一个副处级干部（从八品），可到了759年三月二十九日，才过去两年半，他就一举升任宰相，进入了常委班子，成为了正国级的干部！这火箭般的蹿升速度，在帝国历史上，大约是前无古人了。 第五琦是三月二十九日升任常委的，而唐军是在三月六日与燕军决战崩溃，战败的消息传到帝国首都，大约到了十号前后。也就是说，帝国中央是在得到邺城惨败的消息后大约半个月，决定突击提拔第五琦的。很显然，帝国现在提拔第五琦为常委，就是要他来解决帝国眼下面对的经济困境。 当然，这个决定也并不是一个拍脑袋的决定，雄心勃勃的第五琦，早就在筹划一个大规模的经济改革计划，并且已经试点运行了一段时间，帝国现在提拔他为常委，主要目的也是通过充分授权，要他亲自挂帅，加快全面推广这个计划。第五琦正在筹备运行的这个计划，是一个大胆的，釜底抽薪的大行动——货币改革，通过大规模发行铜钱货币，取代现在的实物货币，建立新的货币体系。 既然是货币改革，我们有必要对货币常识，做一点基本的介绍。最简单的，铜钱和绢帛为什么都可以当货币用呢？他们到底什么区别？为什么帝国一定要推行铜钱来取代绢帛呢？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基础知识，那就是信用和信用货币。 在这里，我打算尽量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最简单的介绍一些基本概念。我们初中开始，就上过政治课，大体都知道，货币就是一般等价交换物，在最开始的原始社会，是没有交换的需求的，人类都是以一个大家族为单元，自给自足，聚居点内平均分配。 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不同的个人和小家庭，在产出上的差异越来越大，已经没法平均分配了，就开始了交换，当然，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货币的概念的，人们要交换产品都是物物交换，比如你拿一头牛来，我换你100斤米。可是这样的物物交换只能是小范围的交换才可能行得通，稍微范围大点，你有牛羊，我有布，他有米，还有的人做了几杆标枪，你说，这要怎么个换法？ 要交换，就必须要有明确的交换标准，也就是价格，一斤米换多少布，一头牛多少斤米，这样下来，直接交换就会复杂极了，计算起来太麻烦，所以就需要有等价物，进入间接交换的阶段。牛也好，布也好，米也好，大家不再直接交换了，而是使用一个中间物，所有商品都对标这个中间物一个数量，大家就不需要再去做繁杂到几乎没法准确的计算，这就有了钱的概念，也就产生了货币。 对于早期的货币来说，最大的难点就是，等价物要找什么？总的来说，要成为等价物，必须具备稀缺性，稳定性和可分割性。你总不能随便拿些石头就当等价交换物，因为满世界到处都是石头，石头要能换米，人随便一拉一大车几百斤，你说谁能愿意换呢？货币必须是稀有的，随便找找不到的。 当然了，你说两广的荔枝也很稀有，可是荔枝除了吃掉，放手里没几天就烂了，显然也不可能让人愿意长期持有。具备了稀缺性稳定性，还得好分割，不然一头牛怎么也能用几十年，可是我要换你半头牛的东西咋办，还能把牛切成两半？ 在以上几个条件的约束下，以金银铜为代表的稀有金属货币，逐渐脱颖而出，长期以来成为货币的主力。以至于会让人们产生一个错觉，那就是这些金属是天然的货币，金属能成为货币，是因为金属天然具备价值，而大家都知道纸张啊，现在的数字货币，本身实在看不出什么价值，所以就会出现误区，以为金属货币和纸币、数字货币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但实际上，所有的货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所有的货币本质上都是一个东西——那就是信用，货币使用者共同认可的信用。所有的货币之所以能够成为货币，都源自信用，所有的货币，其实都是基于信用的等价交换物。 我们大约都听说过这样一个寓言故事，说两个土财主，一个最喜欢囤积金银财宝，一个喜欢囤积粮食布匹，那个喜欢囤积金银财宝的财主就笑话另一个财主，说你就知道存这些没用的破烂，真是个一辈子的穷鬼啊。结果遇到了大饥荒，囤积粮食布匹的，依靠囤积听过了饥荒，囤积金银财宝的，守着一大堆金银财宝换不到吃的，活活饿死了。 这个故事当然只能算是寓言，只能当故事看，但是也说明，即便是古代人，也懂得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钱只有在有信用的时候，才能当钱用，如果大家都不信任钱能换到我需要的商品，那即便是满屋子的金银财宝，也什么都不值。 从理论上来说，金银铜钱，确实具备了成为货币的非常有利的条件，但是金银铜却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通用的货币。中国金银产量不高，早期主要的金属货币是铜钱，大约在战国后期到西汉时候，铜钱的应用达到一个高峰，基本作为社会主要货币在使用，可是从东汉开始，货币出现了很大的倒退，铜钱大幅度的退出货币舞台，甚至在北中国一度几乎不用铜钱。 东汉中后期开始，主要使用的货币是绢帛等丝织品和盐，逐渐的，随着丝织品越来越精美，质量越来越高，绢帛就逐渐取代了盐，毕竟绢帛比盐稳定、轻便得多。唐帝国是一个转折的关键时期，帝国开始不断的寻求使用铜钱，来取代和驱逐绢帛货币，到了宋代，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虽然绢帛还长期作为货币使用，但是铜钱开始成为绝对的主流，甚至开始出现了铁币，纸币！ 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呢？其实，这就是典型的中央信用与地方私人信用反复争夺的产物，从东汉时期开始，豪门士族的庄园经济，开始在社会中占据主流，具体的细节我们先不做太多介绍，我们只要知道，豪门士族的庄园往往田连阡陌，大的可到几万亩甚至几十万亩，士族的庄园里，什么都能产，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在这种局面下，豪门士族天然的对中央发行的货币，有强大的抵制心理。 中央发行的货币，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来自中央的信用背书，如果中央发行的货币得到了普遍的认可，那么地方割据势力就很难对抗中央，因为中央有一个最简单的制敌手段，那就是切断你的中央信用！ 一旦天下主要认可的信用，是实物货币，比如说绢帛和盐，那么你就可以轻易的使用手里的物资，去等价的换取大量对抗急需的军需物资；可如果天下主要认可的信用，是来自中央发行的货币，那么中央一旦切断你的货币供应，你想要去和其他盟友交换军需用品，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你手里拥有的物资，需要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为基于中央信用的货币，才可以出手，其损耗和贬值会变得极度严重。 这也是为什么，宋朝以后，除了中央秩序崩溃，中央信用短暂崩塌的极少数时间，其他绝大部分时间里，地方割据几乎无法获得普遍支持，国家分裂也就变得难之又难。因为一旦失去了中央信用的背书，地方就会大幅度失去与帝国其他地方交换的能力。 而在一个生产力尤其是商品经济充分发达的时代，除了边远封闭的山区和边疆，在帝国普遍地区，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一方豪强，一旦失去了交换能力，就意味着生活质量的大幅度降低。当一个割据政权的普遍民众都充满了对生活质量降低的不满，这个割据政权就会逐渐失去大家的支持，没有了普遍人群的支持，你兵也招不上来，钱也收不到，自然就会轻易的被瓦解。 晚唐到五代的这二百年，恰恰就是私人信用崩溃，中央和新型的地方军政府争夺信用的时期，第五琦主持的的货币改革，恰恰就是这轮信用争夺的关键时刻。 第五琦的货币改革想法，大约在他草创新的食盐专卖政策的时候就产生了，我们回顾第十九节，第五琦发动江南税收供应朝廷的时候，是“以江淮租庸市轻货”，到第三十四节主持食盐专卖的时候，又是“以盐价市轻货”。 轻货就是指的丝织品，也就是以绢帛为代表的实物货币。在这个货币体系里，以上等的绢作为等价交换物，其他质量不等的绢、麻、布等等各类织品，按照特定的比例换算成上等的绢来计价。 如果说江淮租庸都是大件货物，帝国缺乏那么多铜钱，只好用绢帛交换，还勉强说得通，到了食盐专卖，都是官销，中间没有经销商，因此食盐的销售都是一次几十的小额零售，使用绢很不方便，所以理论上收上来的都是钱才对。可现在连盐利，最终都要置换成实物货币，相当于帝国自己承认，帝国发行的钱不值钱，不好用，你看连我自己都不用。 帝国绞尽脑汁通过各种渠道收取的税收，居然都要先到市面上换成实物货币，才能进入国库使用，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市场的波动完全由帝国中央承担；还意味着帝国的财政被掌握在地方市场的大商人手里，这就让地方军头有足够的机会卡住帝国的财税，让帝国在与其博弈时，被对方捏住了巨大的筹码。 更可怕的是，在帝国初期，公认的第一品的绢，就来自于现在燕帝国割据的河北地区南部，即便到了帝国中期，洛阳被认为是天下绢帛最好的地方，河北也一直位列帝国绢帛市场的最顶端。 也就是说，燕帝国每年的产能，可以畅通无阻的转换为货币，用于在全国各地进行等价交换，各地物资源源不断的供应燕帝国的军队，很难被切断，这对于唐帝国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其实帝国不是不想发行钱，而是发行钱实在没那么简单。现在的帝国信用，离发行几乎不要钱的纸币还早得很，帝国要发行货币，就得发行铜钱，可是发行铜钱可不是一句话的事，那是需要很高的成本的。 帝国每发行一贯，也就是1000的钱，就必须要用6斤的铜，哪怕每年只造1-2亿的钱，都需要上百万斤的铜，这个消耗是极其庞大的。这么多的铜，需要上万人日夜不断的去开采，造钱还需要其他的锡、铅、柴、炭、炉子等各种物资，都需要人去开采和运输。而最后，这写原材料需要被铸造成钱，也就需要大量的铸钱工人，还需要大量运输人工去运输到市场，这些都是要成本的。 帝国成立的初期，市面上没什么铜钱，对应的，钱也就还比较值钱，所以物价都便宜得不正常，一石米、一匹绢都只要几十钱甚至十几钱，这么低的物价，对应的人工也就很便宜，造1000钱的成本也就不算太高。 而且早期的帝国，大量使用隐性成本，比如说，铜矿的工人的薪水，都是通过免税的方式，不用帝国花钱；又比如原材料的运输转运，铜钱的铸造，所有这些人工，除了少量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其他都是以徭役的形式义务劳动；超过了徭役规定的二十天，其薪资计算也大多是打白条，以次充好。 可问题是，国家发钱成本低了，就忍不住乱发钱，发的钱一多，物价就很快升高，恢复正常价格；同时，你都是让人义务劳动，打白条，劳工积极性就低，铸钱的浪费就很高，效率就很低，此消彼涨，铸钱的成本就迅速攀高。 另一方面，帝国的皇亲国戚的数量，官僚机构的规模，都是十倍二十倍的急速膨胀，帝国需要花钱的地方迅速增加，在一个类似国企的铸币系统里，你的需求量越增加，他的内部人浮于事、贪腐横行的缺陷就越大，效率就越低，成本就越高。 别说一千多年钱的唐帝国，哪怕是现代社会，也是如此，比如某石油大国把石油买卖国有化了，结果政府卖石油居然能巨额亏损；再有更厉害的，某发达国家把毒品（主要是大麻）国有化了，结果政府卖毒品，居然也能卖出巨额亏损。 所以，到了帝国中期，大约高宗武后时期，帝国就出现了政府很缺钱，于是就下大力气造钱，结果造钱的成本比造出来的钱还高，越发钱越亏损，国库越空的尴尬局面。 这咋办？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不是，钱是我帝国中央发的，我想怎么发，还不是我说了算？于是帝国决定，降低造钱成本，怎么个降低法呢？嗯，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说，钱的成本主要是铜不是，主要就是开采和运输铜太难，铜的成本太高嘛，所以呢，我就偷偷摸摸的，把钱里面的铜的成分降低，反正钱都是铜和锡，还有少量铅、锌等金属的合金，我多放点锡不就把钱的成本降下来了嘛。而且锡的熔点低，这也让铸钱的难度大大降低，铸钱的成本也降下来了，你看看，这多么高明，一举多得。 可问题是，你拿这种钱来糊弄人，人也就会反过来糊弄你，大量掺锡的铜钱成本低，制造难度低，这也意味着很容易仿制。于是，在产锡的江南一带的人，大量的伪造锡钱，甚至干脆直接拿纯锡做钱，反正政府发行的钱锡放的多了，和纯锡已经没法区分了。 这下子，江南哪怕一个小户人家，只用一炷香时间就能做好100个钱，于是，江南家家户户开辟第二职业，制作假钱。巨额的假钱的泛滥，彻底的扰乱了市场，让市面上以帝国发行的钱来计价的商品，物价飞涨到可怕的地步。帝国对于杜绝假钱想尽了办法，可是你自己就带头做假钱，你又怎么禁绝得了别人跟着你造假钱呢？ 最终的结果就是，帝国自己彻底的破坏了自己的信用，失去了信用，你发行的钱就如同垃圾废品，根本没人愿意用，导致民间几乎不用铜钱做交易，绢帛价格反而进一步被抬高。 实际上，唐帝国这一百多年来发行货币的历史，也是千年以来国家信用货币的历史的一个缩影。战国末期，中央集权的国家逐渐形成，国家信用背书下，国家发行的货币的信用很得到大家的认可。可是这信用度高了，中央的强势人物就忍不住利用这种信用，各种胡乱发行，以此充好，彻底搅乱货币市场，自己破坏自己的信用。 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地方豪门士族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西汉，帝国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自己的信用，还没多大后果。可到了东汉开始，地方豪强逐渐成型，中央一次次破坏自己的信用，就会导致地方豪族的信用一次次的被加强，也就导致中央货币逐渐在市面上消失。 天宝年间，一匹绢的价格到了550，栗米一石也涨到了400，显然，铜钱在一步步的贬值，铜钱贬值，就意味着帝国发行铜钱彻底成为亏本买卖，而帝国不发行铜钱，绢帛成为主要的货币，就意味着以节度使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可以越来越轻易的拥有巨大的财力。 为了解决这样的被动局面，玄宗皇帝任命杨国忠成为首相，授权杨国忠主导了一次大规模的货币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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