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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是中国古代门阀政治发展的高峰时期，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政治特点。当时的“九品中正制”制度决定了，只要你出生在上等人家，不管才能和品德如何低劣都能顺利做大官；如果你出生在下等人家，不管你才能和品德再优质也没办法做大官，王朝的整个政治局势被谢家、王家、桓家等高门世族所把持，甚至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  在整个东晋，世族大家们形成的权门掌握了执政的权力，皇权也仅仅是一种陪衬。士族大家基本上都有自己控制的军队，形成“士族专兵”的局面，普通寒门子弟再有本事，也无法融入到上流社会，更遑论执掌兵权了。但是就在这样一个时代，有一个出身并不高贵的将领却把持谢家的北府兵多年，领七州军事，一度游离于门阀势力的控制之外，成为东晋的中流砥柱。他是下层士族依靠武力登上权力顶峰的第一人，也是下层士族登上政治舞台的开创者，这个人就是刘牢之。  （刘牢之） 刘牢之，字道坚，彭城（江苏徐州）人，出生在一个下等士族的武将世家，他的祖父刘曦担任过太守，父亲刘建是西晋的征虏将军。刘家虽然也是官宦之家，但在魏晋时期，武将世家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并不高，当时的高级士族们乐于清谈，耻于将兵，所以军职多由下层士族担任。 在西晋末年，北方战乱频仍，人民大规模南迁，刘家也随着迁徙大军来到江南，定居于南京附近的京口。当时南渡的上层士族一般定居南京，下层士族则居住在南京周边城市为多。 司马睿建立东晋后，让这些下层士族在南渡的流民之中大量募兵，其中徐州移民是募兵的重点人群，刘牢之正是祖籍徐州，在流民中算是比较有名望和地位的世家。  （谢玄） 由于江北移民和南方本土居民之间存在天然隔阂，他们不可避免的带有北方人的风俗和特征，民风比较彪悍，崇尚武力，所以东晋政府非常渴望利用他们建设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并能服从东晋的指挥。 东晋派出谢玄出面，在江北募集人马，建设新军。许多北方流民出于对后秦等北方政权的痛恨，纷纷加入东晋的军队。谢安看中了刘牢之的影响力和军事能力，对刘牢之委以重任，使他成为新军的中坚力量。谢玄任命刘牢之为这支新建的“北府兵”的参军，掌握北府兵的前锋营，作为北府兵的精锐之师。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谢玄的这个决定是无比正确的。 前秦政权从来没有忘记要消灭东晋政权，公元379年，前秦进攻江淮，占领了江苏北部，兵锋直指扬州。在扬州保卫战之中，刘牢之在盱眙大破前秦军队，获得了淮南保卫战的胜利。《晋书》对这次战役的记载是“牢之破难辎重于盱眙，获其运船。（刘牢之》迁鹰扬将军、广陵相”。 公元383年8月，符坚亲率八十万大军发动对东晋的灭国之战。十月，符坚占领了寿阳，向一把尖刀刺入东晋的心脏地区。又是刘牢之临危受命，带着五千北府兵奇袭前秦军，斩敌首一万五千余名，取得了了重大胜利。这一场仆灭了前秦的嚣张气焰，打击了前秦的军心，奠定了淝水之战胜利的基础。 在淝水之战中，谢玄派桓玄和刘牢之率领北府兵在洛涧击败前秦大将梁成，斩杀梁成以下二万余骑。刘牢之随即向谯城和鄄城进军，几乎收复了整个淮南地区。正是刘牢之在淮南取得 大捷，使得晋军士气大振，之后谢玄和谢石的水军与刘牢之两面夹击，在寿阳大败符坚，前秦军被杀得大败，符坚退回长安，东晋取得了“淝水之战”的大胜。 淝水之战的胜利，固然是东晋上下齐心，谢玄指挥有方，但刘牢之的英勇善战，屡破前秦军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刘牢之一战成名，战后被封为龙骧将军，获武冈县男的爵位，威名响彻天下。 前秦输掉淝水之战后，政权迅速瓦解，北方又陷入一片混乱。东晋看到了北伐的有利时机，在谢玄领导下，刘牢之率领北府兵向河南进攻。但刘牢之面对的敌人是鲜卑慕容氏，又有符坚的儿子符丕在旁虎视眈眈，所以尽管刘牢之取得了几场胜利，但最后还是被慕容垂打败。  （北府兵） 随着前秦的威胁消除，东晋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特别是谢安死后，司马道子不断夺取谢氏手中的权力，但谢安、谢玄亲手培养的北府兵仍牢牢掌握在刘牢之手中，所以刘牢之成为各大势力拉拢的对象。 东晋孝武帝对司马道子的专权也心有不满，为了对抗司马道子，孝武帝着力培植以王恭为代表的太原王氏，王家成为谢安之后东晋的又一辅政门阀。而王家毕竟是新发达的显贵，虽然地位尊贵，但北府兵的实际指挥者仍是刘牢之。在孝武帝、司马道子和太原王氏都示好的情况下，刘牢之成为能够决定东晋政权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 公元397年，王恭和司马道子终于撕破面皮，刀兵相见。由于司马道子平素太过嚣张，所以这次争斗的社会舆论几乎全部站在王恭这一边，刘牢之审时度势，积极协助王恭，成为王恭的左膀右臂。而王恭为了笼络刘牢之，不断给他加官进爵，还许诺除掉司马道子后，让刘牢之掌握东晋的全部军权。 可是王恭在取得了对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斗争的胜利后，并没有兑现他对刘牢之的承诺，这就引起了刘牢之的极大不满。司马元显乘机派人游说刘牢之，挑拨他与王恭的关系，并承诺如果刘牢之协助司马氏除去王恭，他们愿意让刘牢之接替王恭的职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刘牢之没有抵挡住。所以后来司马氏和王恭再次兴兵时，刘牢之在背后给了王恭一击，致使王恭兵败身死。 王恭死后，司马道子父子果然任命刘牢之担任大都督，总督七州军事，成为东晋开国以来第一位总手揽军政的武将，而这一位置一般都是由高级士族担任的。因此东晋的世家大族无法接受刘牢之这样一个出身并不很高贵的北方武将掌握大权，他们之间的矛盾必然会爆发。 东晋的军队除了刘牢之掌握的北府兵外，还有桓玄掌握的荆州兵。从数量上来说，桓玄的部队人数远远多于刘牢之，而且桓玄控制长江中上游地区，地盘面积十分广大。虽然桓玄的本领并不突出，但野心却不小，一直想除掉刘牢之。而刘牢之却对桓玄的野心认识不足，不听手下劝告，一直想拉笼桓玄，以致将士离心，为他的灭亡挖下了一个大坑。  （刘牢之剧照） 直到公元402年，桓玄攻占了南京，控制了朝政，并将刘牢之调离北府兵时，刘牢之才知道自己上当了，但此时刘牢之已被架空，手下北府兵也不听他的号令了，刘牢之此时悔之晚矣，在桓玄的不断逼迫下，这位东晋名将只得自杀。刘牢之死后，桓玄为了最大限度的消除他在北府兵中的影响，给刘牢之捏造了罪名，开棺暴尸。 刘牢之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是个军事家，但不是个政治家。他靠着出身和谢家的栽培，从一个流亡的北方普通士族做到北府兵的领袖，并且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东晋政权中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人物。客观的说，刘牢之在抵抗前秦的侵略战争中立过大功，特别是在淝水之战中，正是他的优异表现，使东晋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保证了国家的安全。但是刘牢之本人政治上极其幼稚，他先是依附王恭，后来又与司马道子父子勾结背叛了王恭，接着对桓玄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弃司马道子父子投靠桓玄，最终身死名裂。 刘牢之的悲剧，在于他不是高等士族的代表，他是做为低级士族的代表登上政治舞台的，但是由于出身不是特别高贵，所以在东晋那个讲究出身的政治舞台上，刘牢之获得的支持是有限的，他自己的自信心也是有限的。他没有做好抵抗士族门阀势力的思想准备，他始终想依附于某一个门阀而生存，这是刘牢之和他代表的低级士族的共同悲剧。  我们客观评价刘牢之，是因为他是第一个登上政治舞台中心的低级士族的代表，虽然他失败了，但是他向人们展示了低级士族也能够有可能在政治舞台扮演重要角色，给了那些出身并不高贵的人参与政治的信心。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北府兵出身的刘裕代晋，也是很大程度上受到刘牢之的影响，可以说刘裕正是站在刘牢之的肩膀上，才完成了对东晋政权的取代的。 士族门阀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刘牢之就是一个在改变中迷失方向的武人，他的人生悲剧是那个时代造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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