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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自青铜时代中国巧匠已擅其制，但年月并没有让琉璃普及，满清以前，琉璃之器彷佛凤毛麟角，极为珍稀。如此宝钵，独一无二，当属传世佳例。 估价：4,000,000 - 6,000,000 港币 达古斋主人宗杰霍明志（1880?-1949?年）收藏，北京，1930年或更早 巴黎德鲁奥大楼，1932年2月15日，编号153 安德烈．波特尔（1963年卒）收藏 伦敦佳士得1985年4月16日，编号284 宗杰霍明志，《达古斋古证录》，北京，1930年，页409下 琉璃似的釉药，中国陶工自青铜时代早期已有采用，到了青铜时代晚期，彩色斑驳的蜻蜓眼纹琉璃珠从中西亚传入，不久中国匠人便仿效之，且有特制饰纹相近之彩色琉璃，嵌缀青铜器皿或小物上，成品华丽出众，让人趋之若鹜。 精彩光明的引首，并没有让琉璃风靡，却只迎来崎岖黯淡。究其因，或其质之美未获充分展现。在汉代，古人发现可以琉璃仿玉石，廉宜不失美观，纵然广见，但既为替代品，琉璃顿失其珍，乏人赏识。 然而，随着中亚、中东等地胡人迁入，琉璃的发展翻开了全新的一章，特别是南北朝以及此后数百载，异风华物藉由丝绸之路传进。从伊朗、叙利亚与罗马帝国其他地区经大漠抵达中原的珍宝，当中便包括了琉璃器皿。这些崭新的透明器皿，看以虚幻不实，却可载物，世人无不称奇，珍慕心赏。受胡匠东传技艺的影响下，中原遂复制琉璃。 琉璃器物，古代文献偶有载之，足见其珍，例如《晋书．王济传》中有载：「帝尝幸其宅，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英译见安家瑶，〈Glass Vessels and Ornaments of the Wei,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Periods〉，Cecilia Braghin 编，《Chinese Glass. Archaeological Studies on the Uses and Social Context of Glass Artefact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to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Orientalia Venetiana XIV》，佛罗伦萨，2002年，页58）。 琉璃制作所需材料和配方，密而不宣，让其更形神秘。四世纪道教名士葛洪，擅炼丹药，在《抱朴子．论仙》中云：「外国作水精椀，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即中国南方交、广二州）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今以此语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法，玉石之类……夫所见少，则所怪多，世之常也」（英译见李约瑟，鲁桂珍协助，《中国科学技术史》，卷5：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二分册：炼丹术的发明和发展—金丹与长生，剑桥，1974年，页64）。 薛爱华虽有写道，曾有邦国使节来访长安，屡以琉璃赠大唐，但李唐一朝，琉璃似乎甚罕，且以供佛为主，鲜有用诸日常生活，宫廷亦如是。玄宗宠妾杨贵妃尝「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杯上所缀七宝，也是佛教纹饰（薛爱华，《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柏克莱／洛杉矶，1963年，页143、234-6）。 魏泓在她的丝绸之路研究中指，李唐、北宋年间，中原对琉璃的知识甚贫，实物几乎只为佛教所用。琉璃，自西方传入，源与佛教同，其透明清澈，予人纯净之感。琉璃且乃佛教西方极乐世界七宝之一，法器、供奉皆宜。佛塔内，琉璃器既可以供奉佛袓或重要僧人的舍利子，信众献贡尤适（魏泓，《The Silk Road, Trade, Travel, War and Faith》，伦敦，2004年，页157）。 在舍利墓、佛塔地宫、洞窟佛殿等处也有发现琉璃器。而绘画有琉璃器者，除了在甘肃敦煌等地的洞窟佛殿壁画，还有敦煌及其他地区发现的佛教画幡。谷一尚在敦煌从隋至元五十洞窟的壁画上，发现至少八十件琉璃器，器形包括杯、高足杯、盘、盌、钵、瓶（谷一尚，〈Roman and Post-Roman Glass Vessels Depicted in Asian Wall Paintings〉，《Orient》，卷22，1986年，页128-142）。 洞窟内、画幡上，所绘琉璃器内虽偶见莲花，但多空无一物，或为盛载净水之皿，多置菩萨掌中，但也有见于佛陀或其弟子手上。其描绘多甚逼真，细画器皿背面或底下的景物，以佛像指掌清𥇦，侧写琉璃透澈。琉璃透明，光色映彻，玄妙神秘。李约瑟指，唐代尚有博物之士，以为琉璃本乃水冰之类，地埋千年，结精而成（李约瑟，王铃及罗宾逊（Kenneth Girdwood Robinson）协助，《中国科学技术史》，卷4：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物理学，剑桥，1962年，页106）。 中国琉璃稀少，魏泓（前述出处）遂专研多从伊朗传入之进口玻璃。大英博物馆藏一幅九世纪晚期画幡上，菩萨手中所持磨花琉璃钵，显然带有异国艺风，或为萨珊工匠所制（见韦陀及龙安妮，《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Chinese Art from the Silk Route》，大英博物馆，伦敦，1990年，编号39）。同类磨花琉璃钵，中国也有出土，例见《走向盛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纽约，2004-5年，编号65及117。 佛教绘画上之琉璃器，形状多较简约，或属大唐国产。莫高第334窟内初唐菩萨，半蹲，双手捧钵，其形浑圆，看似琉璃（见《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北京，1987年，卷3，图版79）。第57窟初唐南壁壁画上，一佛弟子持淡蓝琉璃宝钵（前述出处，卷3，图版12）。第112窟内中唐壁画则绘菩萨手托琉璃杯，杯内盛放莲花一枝（前述出处，卷4，图版57）。一幅八世纪晚期至九世纪上半叶之菩萨画幡上，也绘有琉璃盘（Jacques Giès 编，《Les arts de l’Asie centrale. La collectionPaul Pelliot du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 Guimet》，巴黎，1995年，卷2，编号27）。 唐初 半蹲持钵香积菩萨 莫高第334窟西壁龛内北侧维摩诘经变 琉璃吹造技术，经胡人传入中原，大唐匠人学其艺、精其制。安家瑶指，除了琉璃原料配方，其吹制技术在琉璃发展史上也极其重要（《走向盛唐》，前述出处，页58）。正如此钵，吹制而成，彷佛能把本来尚在流动变化的，瞬间凝住。形状固定了，时间停顿了。匠人吹制此钵时，琉璃大泡渐渐成形，圆浑曲弧，却因体重微微下坠。如此大钵制造，绝非平常闲作，必需能匠巧工。 传世唐代琉璃器极罕，各有不同，往往大相径庭。此器素雅大方，出版文献却无一近例可考。唐代罕例之中，重器要数奈良正仓院藏一尺寸硕大之高足盘（29公分），公元752年记载该器曾用于奈良东大寺的仪典。圣武天皇（724-749年间在位）笃信佛教，建造东大寺大佛，且蓄珍纳宝，私藏悉贮正仓院。梁庄爱伦指，学界对其来源众说纷纭，但由于与同代中国陶瓷器形接近，极有可能从中国传入。正仓院高足盘泛黄，且盘心微凸，应乃吹制时因黏附棒管而形成之疤痕，种种均与此钵相似（沈从文，《玻璃史话》，李之檀编，沈阳，2004年，页166；以及梁庄爱伦，〈A Report on Western Asian Glassware in the Far East〉，《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新系列卷5，1991年，页117，图22）。 大唐李室尝挑中外琉璃雅器，供奉法门寺，最后一次为咸通十五年（874年）。法门寺，邻近西安，藏释迦牟尼佛指舍利，故属大唐重要寺塔。有唐一朝，曾多次下旨迎奉舍利，大张旗鼓请至皇城供养，未几送还，又添御赐华物，场面盛大庄严。选中御赐供奉之物，悉为珍罕至极之品，除大量金银、织锦及上佳秘色瓷，大唐天子所赠还包括二十件中外琉璃。法门寺地宫发现一浅蓝琉璃盘，圆唇与此近，盘心微隆，器底有相应之吹管痕迹。  另有淡黄琉璃器，其色与此器近，包括一直壁钵（图四）以及一套著名之茶盏与托，后者明显出自中国艺匠之手（《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北京，2007年，上册，页212，图141:1、页218，图145:2，以及下册，彩图版182、189:1及191:2）。 虽无器形与此相近之琉璃器例，但形与此类之陶瓷器，唐前已有，例可参见隋朝河北刑窑所制（《刑台隋代刑窑》，北京，2006年，页69-73及彩图版4）。 此钵属宗杰霍明志（霍明志，1880?-1949?年）旧藏。明志生于天津，双亲早殁，受学于当地法人开办之教堂。1906年，他在北京创立达古斋，经营古董珍玩买卖，以山西所出为大宗，但涉猎范畴甚广，博学旁通。又待客以诚，传授辨别真伪之法，并就此出版中法双语小品，期望树立学者形象。1932年，他在巴黎德鲁奥大楼出售部分收藏，当中便包括此钵，另一部分藏品则在纽约透过 J.C. Morgenthau & Co 易手，同一时间他更在市内举办赝品展览，藉此教育民众（见 Susan Naquin，〈Paul Houo, A Dealer in Antiquitie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eking〉，《Études chinoises, Revue de l’Association française d’études chinoises》，卷XXXIV，第2期，2015年，页203-244）。 安德烈．波特尔（André Portier，?-1963年）自十九世纪始，专营东亚丝绸贸易，又创立亚洲艺术鉴定公司 Cabinet Portier& Associés，至今仍屹立巴黎。早在1908年，安德烈筹办首场中国艺术专场。2016年6月21日 Beaussant Lefèvre 与佳士得在巴黎德鲁奥大楼拍卖他的日本版画及陶瓷收藏，拍卖图录中，安德烈的三名孙儿写道，他们学会了与祖父安德烈．波特尔一起珍赏亚洲艺术，当时却不知道曾祖父亨利．波特尔（Henri Portier）的喜好。原来他的公寓中，一房以亚洲为题，位处维尼翁道（rue Vignon）9号，楼上正是尚·考克多（Jean Cocteau）与尚·马里（Jean Marais）的单位。孙子们自幼进出亚洲宝阁，每每犹如步入博物馆，藏品却可任意触摸，祖父更利用那些亚洲雅器，把中日故事传说娓娓道来。 元约1319年 药师佛壁画（局部） 1965年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以父母Isaac和Sophie Sackler名义惠赠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编号65.29.2 图片版权©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片提供：ART RESOURCE，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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