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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古名居延海，它地跨现今的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的金台县，这里分布着许多汉代边塞遗址，已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汉代简牍，被称为“居延汉简”，由于出土的年代不同，“居延汉简”又分为“居延汉简”和“居延新简”两部分，所谓的“居延新简”，也就是1972年至1974年在额济纳河流域居延汉代边塞遗址中所发掘出土的汉简。 这次发掘的边塞遗址分别是甲渠候官（又称“破城子”）遗址、甲渠塞第四隧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共出土简牍19700余枚。 这批简绝大部分是木质文书，包括木简、两行、木牍、木觚、木楬、木检和削衣（从木简上削下来的木花）等不同的种类，简文中的纪年包括了汉昭帝始元（公元前86—80年）至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的所有年份，其中写有汉昭帝至新莽时期纪年的最多，有500多枚，东汉光武帝之后的纪年简比较少。简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文化等方面。对研究汉朝的文书档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图1  图2  图3 这批简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出土了一批完整的册书，其数量多达340余册，本文所要介绍的《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就是其中一册（图1—图3），它是由36枚木简合编而成的一份民事诉讼文书。 这册文书出土于居延甲渠候官遗址编号为第二十二号的房屋内，出土时，简分两部分卷在一起，1—20号为一束，裹在里面，是一组长23cm左右、宽1cm左右的木简；21—35号为一编，卷在外面，是一组长23cm左右、宽2cm左右的“两行”简，两道编绳。36号是一枚木楬，出土时位于两卷木简的附近，长10cm左右，起首有网状的墨线图，内容是这册文书的标题。 简文记载了东汉建武二年（26年）十二月，客民寇恩受甲渠候粟君的雇佣运鱼去觻得出售，议定付工钱一头牛和二十七石谷，但鱼价须卖够四十万钱。寇恩未卖够此数，故卖掉作工钱的牛才凑足三十二万，还欠八万。于是粟君扣押了寇恩的一些车器杂物值一万五千六百。扣发其子为己捕鱼的工钱二十石谷值钱八万，又赖掉他为妻子买米肉所支的九千钱，这样，粟君等于从寇恩手中拿去十万四千六百钱，理应再退出二万四千六百钱才是。可是粟君却于次年十二月向居延县告发寇恩欠牛不还，引起这场诉讼。 简文可根据诉讼文书的格式分为四个部分： 一、十二月乙卯（初三日）粟君向居延县官上书告发寇恩欠债，居延县将此转给寇恩所在的都乡，由都乡专管刑讼的啬夫（官名）复审寇恩，啬夫根据寇恩的口供回复居延县，认为寇恩不欠债。粟君不服，再次向居延县衙的上司居延都尉府上告，居延都尉府令居延县“更详验问”，居延县则下文都乡再次验问。 二、十二月戊辰（十六日），啬夫再次审问寇恩，写成再审的文书。 三、十二月辛未（十九日），啬夫把初三日的审核结果再次上报，并将十六日的复审结果以附件形式随同上报居延县。 四、十二月己卯（二十七日），居延县衙接到都乡的审核材料后，移文给甲渠候官，并抄附了都乡的审案材料和给居延县的报告，甲渠候官将这份文件存档，并标其卷名为“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 这册简书在形制上可分为三种形式，其中1—20号是单行的木简，21—35号是标准的“两行”，36号作为标题简的木楬。 这册简书大致由4位书手写成，其中木简的书写者用笔洒脱，构形奇肆，如第一枚简上的“建”“廷”最后的捺笔，都以舒展而粗重的横捺掠过简面，而“武”字最后一笔则斜拉上扬，其线条虽无粗细变化，可洒脱之气凸显。再如“卯都乡”三字中基本相同部件的组合安排，“候”字两个单人旁的错位处理，“物”字右边“勿”的构形和笔画安排，都显示了书手高超的书法水准，颇有章草的意味。 “两行”的书写者所写书体是比较规整的隶书，其字形都横向取势，字体扁平，横画较为细劲而波挑明显，蚕头燕尾展示充分，竖画则较为粗重，其波磔的粗细对比处处可见，如“未”“夫”字的左撇右捺，都是典型代表。 “两行”简最后面的两枚是甲渠候官的吏员收发文书的记录，其书写的字体则在隶书的构形中间有楷书的意味，如“如律令”三字中的笔画方健顿挫，特别是“律”字中的竖画，俨然就是楷书的用笔了。 木楬上是一个篇题，其起首一行还比较整饬规范，第二行则文字突然加大，信手写去，大小不拘，到结尾时，因空间有限又将字形压扁，紧靠在一起，形成一种特别的书写趣味，而这种不经意处的艺术效果，也正是值得我们好好玩味的所在。 （文/陈松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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