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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容川在《血证论》中，深刻地论述了出血性疾病的病机演变规律，从临床实际出发，提出了“止血、消淤、宁血、补虚”四大治疗原则，为辨治各类出血性疾病莫定了良好的基础，多年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出血性中风也属于血证范畴，因其发生在脑内，证候更为凶险，病机更为复杂，治疗更为困难，因此，探讨治血四法在出血性中风治疗中的运用，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止血是治疗出血性疾病的第一要法，唐容川认为出血属热属实者居多，大都由于“冲气”逆乱所引起，“冲为血海，其脉而于阳明’’，因此治疗上“独取阳明”，必亟夺其实，釜底抽薪，然后能降气逆’’，并推举《伤寒论)泻心汤，认为方中大黄一味能泻火降逆，推陈致新，不但能下胃之逆气，而且对经脉、肌肤、躯壳等处凡有气逆致血乱者，都能克而制之。出血性中风急性期，究其病机，素体肝肾不足，或五志过极，致肝阳暴张，阳化风动，血随气逆，并常挟痰火腑实，上冲犯脑，络破血溢。临床常见猝然昏仆，半身不遂，痰潮息鼾，面赤烦躁，口气秽臭，遗溺便秘，脉弦劲，舌绛苔厚，为《内经)所云:“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临床治疗上，常选承气泻心之类，通腑泻热，迅速荡涤肠腑积滞，大便一通，浊热下泄，痰火阳热之势每亦随之转衰，全身极度紧张的筋脉、器官得以迅速舒缓，窍闭渐开，转危为安。即使大便不甚干结，只要痰火壅盛，亦可循此“釜底抽薪”之法，迅疾下夺，以挫“上盛”之势。从现代医学研究来看，通腑泻浊法不但能排出积于肠内的代谢废物，还能降低颅内压对缓解症情具有重要意义。 唐氏认为，出血之后，“离经之血，是为血淤”，故以消淤为治疗血证第二大法。出血性中风也不例外，临床常见头剧痛有定处，神昏、歪僻、舌强语蹇，半身不遂，舌贡紫暗，脉弦涩等一系列脑内淤血阻窍之症，同时淤血阻滞，血行失去常道，还可进一步加重出血。现代医学认为，这种“离经之血"可压迫周围脑组织引起脑缺氧，脑水肿而出现意识障碍和一系列神经机能缺损症候。因此活血化淤已成为脑出血的重要治则，据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在此期及时加用活血化淤中药，既可减轻脑血肿的形成，加速血肿的吸收消散，防止再出血，又能控制和减轻脑水肿，防止脑疝形成，对于终止和延缦脑出血急性期病理发展环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具体运用时，在辨证用药基础上，选用一些具有化淤与止血双重作用之品为田三七、花蕊石、茜草，再加入丹参、赤芍、水蛭养血活血，川牛膝引热引血下行，为此，既耆眼于整体机能的改善，又直接针对淤血阻窍这一病机关键，已成为近年来出血性中风中药治疗的重要方法之一。 宁血之法在出血性中风治疗中，也是一个重要环节。唐氏认为宁血的目的在于使“冲气”安和，以防复动。出血性中风患者肝阳暴张,，阳化风动，气血逆乱，其中关键在于肝失疏泄，血失所藏，则气血逆乱。故出血性中风宁血之法主要在于遏制肝阳鸱张或防止肝风再动，临床上常选用枸杞、女贞子、旱莲、山萸肉等以柔肝养阴；丹皮、山梔、菊花、夏枯草、龙胆草、黄芩以清肝泻火；钩藤、天麻、石决明等以平肝潜阳；磁石、龙骨、代赭石以镇肝熄风。因此，此期多应用镇肝熄风汤、天麻钩藤饮、龙胆泻肝汤等随症灵活加减，则阳亢风动之势可随之转衰，气血逆乱之势得以扭转。 补虚一法在治疗出血性中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唐容川在《血证论》冲指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去血既多，阴无有不虚者矣……故又以补虚为收功之法。” 出血性中风为本虚标实之证，病初风阳痰火，气滞血淤等标实较盛，治以祛邪为主，后期往往虚象显露或邪实正虚并见，肝肾亏虚，气血不足，治以扶正为要。故益气养血，滋养肝肾为补虚之大法。气血亏虚者多肢软无力，面色萎黄，舌质淡，脉细弱。若气虚血淤，脉络痹阻，还可有肢体偏废不用，舌有淤斑、淤点，治拟益气养血，化淤通络，首选补阳还五汤，其中黄芪必须重用。肝肾不足者，因阴血不能满养筋脉，每见瘫侧肢体拘挛变形，肌肉萎缩。治拟滋养肝肾、补精益髓，多选用地黄饮子。总之，恢复其必须重视扶正补虛，但化痰祛淤之法也不可偏废。 综上所述，出血性中风临床证候是复杂多变的，风火痰淤的阻遏，气血逆乱的病理变化以及脏腑功能虚损等等，并非孤立存在，其间必然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止血、消淤、宁血、补虚”四大法则，在临床的具体实施中又宜相互渗透，相互贯通，不可墨守成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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