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安 公元1世纪意大利维苏威火山喷发遗迹赫库兰尼姆和庞贝古城的发掘；对美索不达米亚、中美洲玛雅文明、阿法南方古猿等著名考古遗址、已逝文明的探索，对赫梯人、米诺斯人、迈锡尼人、特洛伊人、亚述人等过去的民族的探寻……这些片段是考古学者们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亦是吸引普通考古爱好者的重要来由。 乔治·华盛顿大学古代史和考古学教授埃里克·H·克莱因在《考古的故事》一书中，以时间为轴，将上述重大发现以故事一般的叙述脉络呈现在读者眼前。身为资深考古学家，克莱因的考古足迹遍及地中海、近东、中东地区，他有幸参与了诸多闻名世界的考古现场的发掘和研究。 在《考古的故事》一书中，克莱因不仅展示出考古学“永远不知道会发现什么”的独特魅力，更与读者分享“对于考古学者来说，眼下的确是令人兴奋的时代”。 一种新兴趣蓬勃涌动 在现代考古学尚未形成一门学科之前，诸多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已经投身其中。1709年，德·洛兰公爵就组织人们挖掘维苏威火山遗址之一的赫库兰尼姆。当时工人挖掘的地方正好是赫库兰尼姆的古罗马剧院，一口气出土了很多古代大理石雕像。公爵把大部分雕像用于装点自己的领地，别的卖到了欧洲各处。克莱因认为：“准确地说，这不算考古，更像是劫掠，因为没有留下关于出土文物的记录，挖掘的目的仅仅是寻找古代的精美物品，而不是试图了解那些古物所属的时代。” 在整个18世纪和接下来的19世纪，伴随着席卷欧洲大陆、影响波及全球的启蒙运动，国家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不断增加，人们对考古学和古迹的兴趣蓬勃涌动。在德·洛兰公爵组织挖掘赫库兰尼姆的几十年后，此地真正的考古挖掘工作才宣告开始，人们先继续挖掘赫库兰尼姆，接着又开始挖掘附近的庞贝，克莱因认为这是“旧世界考古的开始”。第一位研究赫库兰尼姆和庞贝的学者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被考古界公认为古典考古学之父。 在庞贝遗址中，被火山灰覆盖了的城池、建筑物等经过发掘后清晰可辨。经过了近2000年光阴的侵蚀，木头、人体、面包等易腐烂物质早就消失殆尽，在火山灰中形成了中空的凹陷。1863年，负责挖掘庞贝遗址的意大利考古学家朱塞佩·菲奥雷利将雕塑家常用的“失蜡法”用于上述凹陷部分的复原。他们复制了很多遇难者遗骸、木桌和别的家具，甚至还有面包。起初，用于失蜡法的主要脱模材质是熟石膏，这种材质在复原骨骼和人体其他细节方面存在缺陷，改用树脂等透明材料，成本就会很高。考古人员只在1984年对一位维苏威火山罹难者选用了树脂材料进行“失蜡法”还原。还原后发现这位女士遇难时戴有黄金首饰和发针。 经过3个世纪的发掘和研究，最早出现于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记载中的维苏威火山喷发湮没的庞贝古城的大部分已经重见天日，公元1世纪的城池布局清晰地展现出来，如今的游客可以看出哪一部分是富人区、哪一部分是普通居住区，庞贝古城临街房屋常设店铺的格局尽收眼底。 一场“挖宝”竞赛 英国侦探小说家、三大推理文学宗师之一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曾说过：“女人能找到的最好的丈夫就是考古学家。她年纪越大，他对她越感兴趣。”阿加莎的丈夫马克斯·马洛温的确是考古学家。 1922年，伍莱和马洛温开始在两河流域的乌尔挖掘。到1929年，他们发现了16座建造于公元前2500年的国王陵墓，乌尔因此声名远播。1930年，阿加莎来到乌尔参观发掘现场，她很快发现马洛温比“乌尔的坟场”更令她着迷。半年后，两人结婚。婚后，阿加莎在乌尔受到排挤，传说是因为伍莱的妻子凯瑟琳·伍莱夫人不容许任何人与自己分享挖掘现场男性的注意。他们离开乌尔去别的地方挖掘，阿加莎一直陪伴着她的丈夫，她在考古发掘现场创作了多部作品，不写作的时候，她会帮助丈夫处理找到的文物。 如今，关于马洛温和伍莱在乌尔的发现，考古学界仍在进行研究和解释。 除了挖掘乌尔，破解美索不达米亚之谜也是考古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破解美索不达米亚之谜始于19世纪中期。《考古的故事》指出，当时的考古学家在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等机构的资助下，对现代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和尼姆鲁德（公元前7世纪亚述帝国所在地）遗址展开发掘。他们把一大批华美的文物运送至赞助机构。德国和美国的博物馆也不甘落后，纷纷出资赞助考古队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向巴比伦、乌鲁克和尼普尔等古遗址“进军”。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古代文字的碑铭专家会在挖掘过程中与考古人员同行，其中涌现了19世纪30年代帮助破译古代巴比伦楔形文字的英国学者亨利·罗林森。 伊拉克的第一次考古发掘行动开始于1842年，主导者是法国驻摩苏尔领事保罗·埃米尔·博塔。在摩苏尔期间，他几乎将时间都用在了挖掘工作上。紧接着，1845年，外交官奥斯丁·亨利·莱亚德开始在尼姆鲁德发掘，他运气极佳，曾创下一天之内发现墙上刻满铭文的亚述西北宫、西南宫的辉煌战绩。 由于博塔和莱亚德的身份（同属外交官），如今一些学者在回顾他们的工作的时候，会花些时间来探讨是否应将他们的贡献视为殖民主义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或多或少体现了欧洲强行将其他民族历史纳入自身的企图，他们也多多少少为了一己私利参与了博物馆出资的“挖宝“竞赛。对此，克莱因认为：“即使他们的根本动机是寻宝，最终结果仍然是——莱亚德、博塔和其他探索者使亚述、巴比伦和苏美尔这些原来不为人所知或深埋地下的文明重见天日，为增加我们对西方文明的起源的了解作出了贡献。” 第一份确定年表 两艘来自青铜时代沉船的挖掘出水，在20世纪的考古学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20世纪60年代，由乔治·巴斯领衔的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海洋考古研究所在土耳其西南海岸的盖里多尼亚角挖掘出一艘沉船。当时，随着“水肺”（现代自携式水下呼吸器）的发明以及其他技术手段的进步，水下考古逐渐成为考古学界的新兴领域，该领域先行者——巴斯及其团队对这艘沉船的挖掘，是专业考古学家在该地区对青铜时代沉船的首次正式挖掘。 随后，巴斯对这艘沉船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一艘来自迦南前往爱琴海地区的船只，约在公元前1200年沉没。他们的考古成果出版后，3000多年前古代爱琴海地区和近东之间就有贸易往来的结论受到了考古学界的广泛质疑。 巴斯十分不服气，他发誓要在有生之年发掘出另一艘青铜时代的沉船来证明自己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巴斯的机会来了。布鲁布伦沉船在土耳其西南海岸附近挖掘出水。这艘沉船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00年，经考古研究复原，该船装满了玻璃生料、大麦、树脂、香料甚至葡萄酒等物品，当然还有生铜和青铜时代最重要的资源——锡。布鲁布伦沉船是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体积最大、物品最丰富、发掘最完整的沉船。 两艘沉船的考古历程和巴斯的传奇经历出自克莱因另一部著作《文明的崩塌》。 两艘来自青铜文明时代的沉船，有力地证明了在地中海沿岸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各国之间就已经发展出发达的商贸关系和较为紧密的外交关系。当然，除了针对沉船以及相关文物的研究，地中海东部发现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的迈锡尼陶器，以及同一时期埃及、塞浦路斯、迦南等其他地区的舶来品可以证明，当年迈锡尼与塞浦路斯以及古代近东地区的其他强国之间有着积极的贸易关系。 在地中海沿线进行商贸交流、开展外交关系的同时，青铜文明的系统性崩溃已经开始悄然上演。《文明的崩塌》一书梳理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考古成果后认为，公元前12世纪前后，从商业城市、港口遗址乌加里特，到叙利亚北部泰勒特温尼，到迦南、拉吉等地，考古人员通过对遗址的挖掘研究后得出结论——或因自然灾害、或因外来者入侵，不同程度的毁灭已经开始上演。克莱因指出，发掘人员利用先进的考古探测技术，包括“基于分层放射性碳测定的考古学研究”和“古代铭文—文学来源”和“赫梯—黎凡特—埃及国王生平及天文观测中的定位点”，认为他们最终得以“精确断定海上民族入侵黎凡特北部的时间”，并“提供了人类社会中这一关键时期的第一份确定年表”。 一个全人类的故事 克莱因7岁就立下了当考古学家的宏愿。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他参加了30余次考古挖掘工作，足迹遍布旧世界和新世界诸多考古现场。2013年，他和他的团队在以色列北部发现了迄今为止出土最早（距今近4000年）的、最大的酒窖。 那次发现让他深深领悟到幼年立志时无法体会的考古的魅力——你永远也不知道会发现什么。《考古的故事》一书以时间为序，依照考古学界惯例，以新世界、旧世界划分，按照时序将著名考古学家、考古发掘研究现场依次呈现在读者眼前。 更难能可贵的是，克莱因将不少考古专业的入门知识，用讲故事般娓娓道来的笔法，展现在读者眼前。有幸读到这些内容的读者将会明白，在偌大的荒原中，考古学者如何确定挖掘地、挖掘法，考古学者如何判断考古遗迹遗址文物等的年代。 确定挖掘地是开展考古挖掘的重要前期工作。随着技术的进步，考古勘察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地表勘察、空中勘察、遥感勘察和抽样勘察。传统的地表勘察其实是徒步勘察，考古队员对即将开挖的现场进行巡查，看看能否找到遗存。但是在植被茂密的地区，徒步勘察常常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遇到这种情况，考古人员需要每隔几米就用短锹挖一个浅深坑，看地下是否有人工制品的迹象。地表勘察开始风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到80年代更是大行其道。部分原因是相对于直接“粗暴”地挖开地表，地表勘察覆盖范围更广，考古学者得以对不同种类的问题有所了解。 《考古的故事》指出，随着技术条件的进步，如今的考古不再从地表勘察开始，有时先做空中勘察更加有效，至少在有古代建筑物或遗留着尚能辨认的其他耐久结构的地方是如此。空中勘察有两种常见的方式，一种是从专业公司那里购买航拍照片或卫星图像，也可以在飞机上安装激光雷达飞越勘察区，当然后者既复杂又昂贵。购买照片也包括购买解密的军事卫星图像，比如“科罗纳计划”拍摄的图像。也可以向数字地球这样的公司购买最新的高清彩色卫星图像或从航天飞机上拍摄的照片。 勘察过后，考古学者进入了挖掘的阶段。按照现代考古学的操作方法，如何才能正确地挖掘考古现场？一种方法叫水平挖掘。比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针对美吉多，芝加哥大学考古队就采用了这种方法。这种挖掘方法可以很容易地看清整个考古现场的布局，先民各种活动场所的位置，居住、劳动、敬神、埋葬的地方。但是对于多层的遗址，这种方法容易牺牲深度。 另一种方法是垂直挖掘。通过选几个点深挖，对遗址不同地层的时间次序和遗址的范围略有了解。在水平挖掘美吉多的过程中，芝加哥大学考古队发现，在这座约20米高的山丘里，埋了不下20个古城。该考古队很快调整挖掘方法，采用垂直挖掘，仔细绘制并记录山丘的侧切面（地层剖面）。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很多考古人员和挖掘队都用“哈里斯矩阵”来记录山丘、堤埂切面的情形。 克莱因指出，无论在哪个地方挖掘，记录每天发现和其他活动的考古记录至关重要——为的是后来的研究者有案可查。在庞贝和美吉多等其他遗址，现在的做法是在挖掘现场直接把记录输入电脑或其他类似装置，每天把这些信息上传到位于美国、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服务器，有效地降低了丢失数据的风险。 如何确定挖掘出来的古物的年代？这个问题绝对位列普通考古爱好者最关心的问题之前列。《考古的故事》中的简短回答是，放射性碳测年法、古埃及文献和其他文字记录、历史事件对照、树木年代学、陶瓷类型学，还要留出前后误差的余地。除了放射性碳测年法，热释光定年法、钾氯定年分析也是近些年兴起的测定年代的科学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将某件物品的年代精确至具体年份。 从《考古的故事》到《文明的崩塌》，考古发现中的故事像一颗颗珍珠一样，串成了华美诡谲的人类的故事，吸引着后来者永远不停地追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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