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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战争中，多兵种配合机制是战争能否胜利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适应这种配合作战的方式，军事指挥者们往往会以特定的方式对士兵的站位以及兵种的排列作出规定，这些看似奇特的规则是古代将领们从实际出发所得的经验之谈，而为了将这些经验流传后世，往往会以图文化的方式进行记录，这就形成了所谓的阵法、阵图。 这些阵法，有利于为将者准确的调派士兵，应对敌人的攻势，然而，在我国的宋代，曾经有数位不谙军事的帝王，对于阵法、阵图有着颇多的"见解"和"创造"，今天我们就以此为例，分析宋朝对外战争屡次失败的真正原因。 一、阵法的产生和传承 阵法的出现由来已久，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最为基本的方阵。这种方阵主要针对春秋时期最为常见的兵车战所研制，古代军书《十阵》中称其"必薄中厚方"。这种注重两侧士兵数量而故意削弱中部兵线人数的方式，正是为了在进攻时形成对敌人的合围之势。但必须注意的是，此时的方阵，仅仅只是步兵和车兵的一种简单组合方式，而到了战国时代，方阵也开始了新的演化之旅。 原先的单一方阵被多个方阵单元所取代，车兵、步兵、骑兵分别聚拢成阵。在指挥官的调配下，以一个方阵整体为单元，进行运动战和歼灭战。如战国策中提及的"鱼丽阵"，就是这种类型的方阵。  由于车兵在战国时期的重要地位，在鱼丽阵中，车兵是最为重要的战斗支点，它们往往被派往最前端，而后则是由步兵进行周边的防护。在作战时，方阵集中出击，并在接敌之际逐渐铺陈开来。 在这一时期，由于战争通信技术尚不完善，想要指挥军队，往往只能在两军开始冲锋之前，因此将领们在行军打仗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自己麾下的部队布置作战的战阵，在战争开始之后，合理的阵法不仅可以减少伤亡，甚至还能让己方以少胜多。 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战车的流行，以战车为主要作战单位的方阵大行其道，除了上述介绍的鱼丽阵外，还有五阵、八阵、十阵等不同的阵法，在孙膑所编写的兵书中，其认为为将者最重要的素质就是"：上知天之道, 下知地之理, 内得其民之心, 外知敌之情, 阵则知八阵之经"。这里所说的"八阵"，自然不是三国诸葛亮的"八阵图"，而是在战国时代被将领们奉为圭臬的方阵。此时的方阵，已经演化出各式各样的不同变种，比如以"天、地、 风、云、龙、虎、鸟、蛇"命名的八阵。  那么什么才是诸葛亮所说的八阵图呢？遗憾的是，关于八阵图的记载并未流传开来，今人们已经无从了解什么才是所谓的"八阵图"。而由于诸葛丞相那令人仰视的威名，不少人将这一阵法传的神乎其神。而唐朝开国大将李靖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古人秘藏此法, 故诡设八名耳, 八阵本一也, 分为八焉"。这样的猜测其实也符合实际，古代的士兵大多目不识丁，即使是士兵中的什长伍长同样如此，因此想要在这种情况下训练士兵修习八种不同的阵法，似乎也不太实际。 二、阵法在宋朝的"异化" 从李靖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宋代之前的人们，对于阵法图册的看法虽然有时会有失偏颇，但总体上仍然是出于实际。而一些兵书中针对阵法的改良或因陋就简的处置，同样说明此理："易则多其车, 险则多其骑, 厄则多其弩"。根据不同的作战情况，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兵种调配方式，这正是宋朝以前人们对于阵法的普遍看法。虽然将阵法图册奉为圭臬，只懂得生搬硬套的事例并不能完全禁绝，但是在大多数时刻，人们还是能够以理智的看法对待阵法。然而到了宋朝，这种看法却发生了改变。总结其原因，则可以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来总结。 宋代，是阵法大行其道的时候，如果我们从武器装备的角度上考虑，可以用火器的兴起来解释。然而事实上，在这一段时间内，火器虽然已经出现并列装军队，但事实上，由于黑火药的威力有限，冶铁技术也尚未真正发展，火药武器真正成为主流武器仍需等到明朝开国之后。 而宋朝阵法真正兴起的原因，与宋代三朝皇帝的偏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宋仁宗赵祯，这三位帝王都无一例外的酷爱阵法与阵图，尤其是宋太宗赵光义，其亲自设计的阵法"平戎万全阵"更是成为宋代帝王阵法中的"经典"。 而这种喜爱同样影响了当时朝野上下对于阵法的取舍和看法，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就记载了多次朝臣献图之事：咸平六年,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上鞭箭阵图；庆历初, 知并州杨偕献《龙虎八阵图》及所造神楯等兵器；仁宗朝大臣韩琦曾仿古兵法, 作方、圆、锐三阵, 指授偏将, 日月教习之；皇祐时, 泾原经略使夏安期上弓箭手阵图。  而这还仅仅只是众多献图之事中的几个典型事例，尤其是杨偕献上的所谓神楯兵器，曾经被当做重要的军事战略武器用于实践，然而其结果却使人大失所望。 如果我们仅仅将这些大臣献阵图之事看做笑话和闹剧，那么宋太宗赵光义的"平戎万全阵"则必定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军事灾难了。据《武经总要》记载，"平戎万全阵"由前锋、殿后、中军、左翼及右翼组成。总人数多达110040人，而除了人数以外，拒马、长枪、床子弩（大型连发弩机）、步弩、步弓、刀剑、盾牌等等种种繁复的武器装备名目更是令人眼花缭乱。另外，在这11万人中，还必须包含用于作战的轻重骑兵两万多人。这些骑兵组成了军队的左、右、前和后四阵，在战斗中帮助大军驱逐敌方骚扰部队，并承担追亡逐北的任务。 更令平戎万全阵成为彻头彻尾笑话的，是其严苛的地理限制，由于平戎万全阵阵面最宽处达17里，在列阵之时，将领必须寻找将近20里的平坦开阔地，但事实上，即使真的有这样的地点，在与辽国、西夏作战的过程中，对手又岂会以骑兵冲击这样严阵以待的军阵？ 事实上，当时的辽国军队，由于骑兵众多，在对阵步兵之时往往会寻找其薄弱地带进行攻击"其用军之术, 成列而不战, 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断粮道。退败无耻, 散而复聚, 寒而益坚。此其所长也"。这样的情况下，注定了：平戎万全阵只能是一位君王的白日梦而已。 三、"平戎万全阵"的唯一实践 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样繁复又低效的阵法，自然只是一种笑话，然而在宋朝赵光义当政时期，这位在历史上深陷"篡位"疑团的君主，似乎真的以为这样的战阵可以奏效。太平兴国四年十月, 辽军南攻，宋太宗"赐（崔彦进、崔翰等）阵图, 分为八阵, 俾以从事"。此阵，便是臭名昭著的"平戎万全阵"。 在一开始，畏惧于宋太宗君权的崔彦进、崔翰等将领，"按图布阵, 军阵分散, 阵相去百步, 士众疑惧, 略无斗志。"而这同样也成为了决定抗辽一战能否胜利的关键节点，就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将领赵延进极力反对继续执行宋太宗"庙算"之法，认为"我师星布, 其势悬绝,"并声明自己将一力承担抗命责任，这才使得崔彦进放下心来，以前后二阵克敌。  从平戎万全阵的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宋太宗对于此阵法的得意，然而在宋朝的官修史书中，除了上述的记录以外，我们根本看不到任何有关于平戎万全阵的记载，这只能说明两点：一是平戎万全阵并未真正的应用于军阵之上，另外，则是唯一的幸运之处，那就是同样是因为其使用条件的严苛，宋朝并未因为这种不切实际的阵法而受到损失。 四、阵法异化背后的政治逻辑 事实上，即使是宋太宗的子嗣，宋神宗皇帝在评价前朝所创的阵法和阵图时，评价同样不高：朕尝览近日臣僚所献阵图, 皆妄相眩惑, 无一可取。这种"无一可取"的奇怪状态，正是宋代阵法的最佳总结。 事实上，所谓的阵法、阵图，皆是源自于宋代朝廷对于武将的压制和不信任感。为了防止武将专权，统治者和文臣集团对于武将的权力可以进行种种削弱，即使这种削弱是以阉割宋代军事实力为代价进行也在所不惜。 在如今的人们看来，这样的不信任实在是有些矫枉过正。然而，宋代之前所经历的五代十国时期，武将专权之事层出不穷，甚至可以说，五代十国时期，武将篡位几乎是改朝换代的唯一方式。即使是赵匡胤，同样是在陈桥兵变中夺去了后周的法统。这位曾经为柴世宗柴荣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都尉，在掌握了军事权力之后也走入了五代十国的怪异轮回中，这样的发端又如何不让宋朝历代皇帝感到惊醒。  宋太宗"图阵形, 规庙胜, 尽授纪律, 遥制便宜, 主帅遵行, 贵臣督视"的行为，似乎违背了军事作战的重要法则，就连当时的文臣中，也有不少意识到这种恶例对于宋代军队和战争实力的摧残，太宗朝朝臣田锡曾上书讽谏"今委任将帅, 而每事欲从中降诏, 授以方 略, 或赐以阵图, 依从则有未合宜, 专断则是违上旨, 以此制胜, 未见其长。因此要求 既得将帅, 请 委任责成, 不必降以阵图, 不须授之方略, 自然因机设变, 观衅制宜, 无不成功, 无不破敌矣"。然而，不能了解其行事的真正缘由，这样的劝谏又如何可以奏效。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庙算之法虽然有着种种问题，宋朝历代皇帝对于阵法的执着仍然从未停止，"平戎万全阵"虽然并未真正成为宋朝将领的对敌之法，但是宋真宗一朝却创造出了新的阵法用于迎敌，此阵法名为"常阵"，而对于此等阵法的实质，明朝学者曾经有过十分辛辣的评价"常阵之阵, 宋真宗皇帝备边之作也。真宗作此以代万全。后每用之, 故时谓之常阵"。 五、结语 南宋名将岳飞曾言"阵而后战, 兵法之常, 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与之相比，自宋太宗时期开始逐渐兴盛起来的阵法研究，不但没有让北宋在对外战争中获得更大的进展，相反，这种通过死板阵法压缩将领权力的做法，反而使得太宗朝之后的对外战争屡屡失利，这些毫无价值的阵图，也就成为了对于"重文轻武"荒谬逻辑的最好反讽。 参考文献： 1、《吴晗. 阵图与宋辽战争》 2、《孙膑兵法》 3、《续资治通鉴长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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