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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花木兰》在第20届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呈现，新生代舞剧编导周莉亚、韩真以刚柔耦合的风格，将一个家喻户晓的中国故事叙述得别有新意。编导善于捕捉情感细节以塑造人物，善于调动舞台手段以营造戏剧氛围。舞蹈的铺排大刀阔斧又细致入微，充满可溶性元素。音乐则体现了忠实于民族文化的基本站位。剧中木兰夜宿兵营、收留战争遗孤柔儿、卫将军从一面铜镜窥破木兰女儿身的真相等情节，或谐谑，或悲凉，或深情，从不同侧面重塑了故事的质感，体现了编导自觉的叙事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形成了对长久以来几乎是一边倒的“舞剧理论”的反叛——要使一个历史传统故事传承下去，唯有认真地去讲好这个故事，使其内涵之核更加坚实，情节羽翼更加丰满。故事无新旧之分，讲得好，就能呈现出历久弥新的光彩。 同样，《闪闪的红星》也是一部故事框架非常扎实的作品。要改编为舞剧必须走好叙事流程。二十年前，军旅编导赵明以完整的叙事结构呈现了民族舞剧《闪闪的红星》，使其成为中国舞剧的高峰之作。二十年后，同样是赵明，将它创编为芭蕾舞剧，除了那份不曾忘怀的“红五星”情结外，更重要的是，希望把“冬子”的红色故事讲得更加完整。为此，在编导的叙事结构中，不仅保留了原故事的核心情节，更伸展出成年冬子的成长故事，让两者进行时空的融合和连接。可以说，无论是二十年前的民族舞剧，还是今天这部芭蕾舞剧，无论是完整的叙事模式还是蒙太奇式的叙事结构，其创作思考都没有偏离这样的一条路径：以事件形成故事性，以细节凸显戏剧性，以舞蹈思维构架其叙事模式。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在今年艺术节首演后，观众的反响符合预期，人们不仅再一次被“小冬子”的故事所打动，更从“冬子成长”的故事中感受到了当代精神和时代情怀。如果说，这部作品还需要进一步打磨，其中重要的理由就是，围绕成年冬子的叙事，还应作更多的铺展，使其更扎实，更具情感的力量。既然选定了重构原故事这样一个创作方向，编导的坚定自信、潜心笃志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保障。 佟睿睿《记忆深处》讲述的故事并不为人所熟知——以1937年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这部舞剧，不仅采用了大量真实的史料，所表现的人物也大多为真人真事，这就对舞剧的叙事方式以及叙事的准确性、可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佟睿睿在舞剧中不仅表现了拉贝、魏特琳救助中国难民的真实事件，还讲述了这场灾难的幸存者以及参与者的故事。更具挑战性的是，舞剧以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揭露大屠杀真相、以生命为代价与日本右翼极端份子展开斗争为主线，来撕开无耻的遮蔽，还原这场人类历史上善与恶的殊死较量。可以说，迄今为止的中国舞剧，恐怕没有一部作品承载了如此沉重的主题，集结那么多的事件。这些事件或者说故事，彼此独立又相互印证，共同指向一段不可抵赖不可歪曲的历史。只有讲好这些故事，让每一位观众准确接收到创作者的情感投射，才能让作品产生直抵人心、震颤灵魂的力量。应当说，佟睿睿不仅很好地完成了题旨的呈现，也找到了舞剧叙述复杂事件的方式，实现了舞剧创作的一次重大突破。 开掘舞剧的叙事功能，探索其更多的可能，并非是题材的特殊需要。当舞剧作为一门当代艺术，与现实产生密切的关联时，这一切便成为从业者自觉的选择。从本届艺术节参演的多部国外舞蹈作品中，我们同样看到这一趋势——挪威国家芭蕾舞团将易卜生的《群鬼》改编为芭蕾舞剧，通过独特的肢体语言表达谎言、隐瞒、斡旋等复杂的精神行为，整部作品围绕着“说事儿”展开，这种被称之为“心理悬疑剧”或者“社会伦理剧”的舞剧，对于中国编导来说，无疑是个不敢轻易触碰的难题。加拿大蒙特利尔爵士芭蕾舞团的《舞到爱尽处》带领观众领略了“摇滚拜伦”科恩的传奇人生，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部舞剧，但整部作品蕴含着出强烈的戏剧性。爵士舞和古典芭蕾本身具有鲜明的表演成分，然而编舞家恰恰利用这些元素，完成了他的叙事意愿，且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丰收》当属典型的现代舞，由波兰舞蹈剧场带来这台现代舞演出却让你触摸到无处不在的生活肌理——草垛里的滥情，马厩里的怨恨；割草机开过的地方，留下女人疲惫至脱形的身影……这时候，你突然意识到，现代舞其实同样具有强烈的叙事诉求，同样可以实现情感逻辑的回归。在这部作品中，您能看到抽象的肢体语言包裹着一个坚硬的故事之“核”——丰收过后，生命之役重又开战——当你离开剧场时，不仅不再感觉到现代舞的生涩难懂，甚至已经完全解读出了“丰收”两字所包含的全部意义。 当舞剧创作者有意从花鸟鱼虫的小格局脱身，追求更为宏大而深刻的创作理想时，这一刻，也就是舞剧叙事意识的自觉回归之时。 ——方家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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