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霏70年前的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北京隆重举行，《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抗日救亡氛围浓重的上海。诞生之初，该歌曲借助上海发达的媒介网络迅速传播，救亡歌咏运动又将《义勇军进行曲》的传播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在抗战时期，《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国人民最常唱起的一首歌；在世界舞台上，《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最能代表中国的一首歌曲。而上海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都见证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录制、传播和荣光。 田汉居所 （原山海关路274弄11号） 1934年冬天，田汉创作了电影《风云儿女》的故事文本，交由中共领导下的左翼电影公司——电通制片公司进行拍摄。在交出故事文本后，田汉有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初稿，随手写在一张香烟盒的衬纸上，可惜尚未来得及誊写就被捕了。日后出版的《田汉全集》之《书信·日记·难中自述》中提到：“我是在山海关路被捕的，在赴一个讨论梅兰芳赴苏演出宣传工作的宴会上回来的时候。先被关在爱文义路巡捕房。妻女也一起抓去了。”田汉被捕的时间是1935年2月19日。这一时期，田汉的家正位于山海关路安顺里（274弄）11号。《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地便位于此。 聂耳居所 （今淮海中路1258号3楼） 1935年初，得知田汉为《风云儿女》创作了歌词，聂耳自告奋勇要为之谱曲。根据聂耳日记可知，1935年初，他居住于霞飞路1258号3楼。为了创作曲子，聂耳常常整夜大声歌唱、大步踱来踱去，引来楼下白俄房东的严厉斥责。由于参与左翼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聂耳赴日暂避风头。离沪前夕，聂耳到电通公司摄影棚用简谱初稿试唱，认真听取了司徒慧敏和张云乔等人的修改意见。4月底，聂耳在日本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并在留学生聚会上演唱。这是《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唱的最早记录。4月底5月初，聂耳将曲谱最终修订稿寄回国内。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在曲名“进行曲”三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歌曲由此得名。 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 （今衡山路811号百代小红楼） 在《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完成之后，电通公司开始酝酿录制工作。考虑到这首歌曲歌词鲜明强烈、曲调慷慨激昂，过早流传出去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考虑到演出人员众多，不容易把歌唱整齐。于是，电通公司决定由青年歌唱家盛家伦、电通公司剧务主任司徒慧敏、导演兼演员袁牧之以及郑君里、金山、顾梦鹤、施超等7人，在吕骥和任光的指挥下，组成一个小乐队。5月7日（一说5月9日）这一天，这个临时的小乐队在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唱片制造厂——百代唱片公司的录音棚第一次录下《义勇军进行曲》并灌制成唱片，后将唱片上的录音转录到了电影《风云儿女》胶片上。 电通制片公司 （原荆州路405号） 1934年夏，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司徒慧敏争取了马德建、司徒逸民等人的合作，组成了左翼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制片公司。1935年初，为了便于工作，电通制片公司迁至荆州路405号。《风云儿女》是其迁入新址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这部由田汉提供故事文本、夏衍编剧的电影，描述了青年诗人辛自华的转变和大学生梁质甫毅然参加抗日的故事，通过剧情表达了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愿望。据主演王人美回忆，最后的镜头是在5月初的一个深夜拍摄的。唱片里播放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家边做着动作，边随着唱机里的歌声唱着。 金城大戏院 （今北京东路780号） 金城大戏院即今天的黄浦剧场。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首演。尽管对于影片的艺术表现褒贬不一，但影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却大获好评。随着二轮影院的纷纷上映，《义勇军进行曲》迅速在上海传播开来。同年8月16日，上海音乐、戏剧、电影界爱国进步人士冲破白色恐怖和重重阻力，在金城大戏院举行聂耳逝世追悼会。歌咏团体在会上高歌聂耳的作品，《义勇军进行曲》的悲壮旋律再一次响彻金城大戏院。 李树德堂广播电台 （原凤阳路黄河路口） 在《风云儿女》首映后的第十天，即1935 年6月4日，民营广播电台“李树德堂”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这是上海第一家播放《义勇军进行曲》的电台。其后，上海各家电台竞相播放这首抗日救亡歌曲。在淞沪抗战爆发之前，共有25家电台先后播放过《义勇军进行曲》，占上海电台数的近九成。在1935年6月至1937年7月的两年多时间内，《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电台的总播放数达179次，平均每4天播放一次。作为当时最具传播效力的大众媒介，广播急遽扩大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响。 民众歌咏会会址 （今四川中路599号） 1935年初，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干事刘良模在四川路青年会成立“民众歌咏会”。从最初的90多人，发展到1000人左右，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群众歌咏组织。《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刘良模在歌咏会中教唱该歌。1936年6月7日，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盛大的“民众歌咏会”大合唱。据《立报》报道：当唱到《义勇军进行曲》时，慕尔堂童子军军乐队，敲着战鼓，那一种激愤的歌声，加上急促有力的击鼓，使我们想起军队的军容，和他们 “冒着敌人炮火前进”时的步伐，这支歌曲是够雄壮的。据刘良模本人回忆，当天参加歌咏大会的人数有5000多人。 国民救亡歌咏协会会址 （今文庙路215号） 到1937年7月，上海的抗日救亡歌咏团体已发展到百余个。为了协调各歌咏团体的行动，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发表《国民歌咏救亡宣言》，呼吁各歌咏团体联合起来。1937年8月8日，上海国民救亡歌咏协会成立，冼星海等为常委会成员，会址就设在文庙的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下午2时，在民众教育馆举行歌咏大会。《大公报》载：“参加歌咏团体的二百余人歌咏员与听众数百人，不怕天气炎热，秩序整齐，情绪热烈地立在民教馆的露台上下，一起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等20余首救亡歌曲。”后定8月8日为救亡歌咏运动纪念日。 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会议地 （原黄河路21号） 1937年8月20日，新成立的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在卡尔登大戏院召开大会，由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于伶宣告将成立13个救亡演剧队。演剧队陆续组建后，先后离沪，分赴全国各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整个抗战时期，演剧队的足迹遍布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以流动演出、教唱歌曲的方式，有效促进了民众抗日意识的觉醒。《放下你的鞭子》成为最常演出的话剧，《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必唱的歌曲。随着演剧队每到一地，《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就随之在那里唱响。 刘良模居所 （今山阴路343弄3号） 抗战时期，刘良模始终致力于推广民众歌咏活动和《义勇军进行曲》，特别是为《义勇军进行曲》走向海外作出贡献。1940年，刘良模赴美。他在纽约唐人街组织华侨青年合唱团，经常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在美期间，刘良模结识了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向其推荐《义勇军进行曲》。罗伯逊被歌曲深深打动，与华侨青年合唱团一起录制了一张收录中国抗战歌曲和中国民歌的唱片，取名《起来》。罗伯逊还将《义勇军进行曲》列入他的“和平之歌”曲目中，多次在国际活动中用汉语演唱。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徐悲鸿、刘良模等多名委员联名向大会提出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的建议，被大会采纳。 夜光杯2019年09月29日 星期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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