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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25日，北平的中南海丰泽园内。 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多位共产党领袖和各界代表正在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 明明已经临近新中国成立，本该是举国欢庆的时候，可这些人却不见轻松的神情，屋内的氛围也十分紧张。 大家发愁的地方在于，几百篇应征国歌的稿件，在经过谱曲、演奏之后，竟没有一篇合适的。  就在会议僵持之际，马叙伦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我们就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怎么样？” 听到这个提议，宗教界代表刘良模当即表示，《义勇军进行曲》曾获得了国内外人民的称赞，应该采用为国歌。 其他人听后，也表示同意。 但是，国歌确定了，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又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部分歌词放在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合适，需要进行修改。 包括身为词作者的田汉，也觉得有修改的必要。 可另外一部分人，比如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等，却认为应该保持歌曲的完整性，不赞成修改歌词。 就在大家争论不休之时，周恩来主动发声，支持保留原歌词。毛主席在听完周总理的论据之后，也表示了认可。 就这样，会议最终决定仍然采用原有歌词作为国歌。 那么，《义勇军进行曲》的原歌词到底为什么会引起争议，周总理又缘何要支持原歌词呢？  一、《义勇军进行曲》背后的“一个公司，两个男人”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然而日军仍不满足，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 面对国土沦陷、百姓流离的惨状，国民党却坚持实施不抵抗的妥协政策，这让无数“心忧天下”的爱国志士无比愤慨，《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便是其中之一。 无法扛枪上阵的田汉为了抒发心中的家国情怀，下定决心以笔代枪，以自己的作品去唤醒无数热血青年和普通民众的抗日救国之心。  就这样，田汉主持并领导了“左翼戏剧运动”，开始倡导发展“大众化的戏剧”，带领30年代最为有名的'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创作出了一批富有时代特色的“广场戏剧”。 他们在工厂、农村等地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剧团，力争通过戏剧的形式将抗日救亡的种子播种于中华大地。 1934年秋天，为了进一步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田汉决定创作一部抗日电影《凤凰的重生》。同年冬天，田汉又将该影片改名为为《风云儿女》。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田汉刚刚构思完《风云儿女》的剧情梗概之时，便被国民党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了。 为了不影响后续的制作，田汉紧急将剧情书稿交给自己的朋友孙诗毅和夏衍，央求他们一定把这部电影创作下去。 入狱后，田汉仍旧没有放弃，他在狱中独自为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写下了歌词。 田汉将歌词悄悄写在香烟纸盒的背面：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辗转几次，他才将这块香烟纸盒交给探监的上海共产党成员。 不久，这则消息便传到了《义勇军进行曲》背后的第二个男人——曲作者聂耳这里。 当时，聂耳正准备前往日本，听到《义勇军进行曲》需要谱曲时，便主动找到夏衍，希望他能将这首歌的谱曲任务交给自己。  刚拿到《风云儿女》的剧本，聂耳便翻到最后，找到了《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念了两遍。 随后，聂耳主动握起夏衍的手，神情激动地说道：“请把作曲交给我，我可以干，我愿意干！” 1935年4月，为了躲避搜捕，聂耳借用自家哥哥的身份（两人长相相似），顺利地带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曲稿到达了日本。 在那里，他将进行进一步的创作。 作曲完成后，聂耳将曲谱的最终定稿寄回上海，由上海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制作唱片发行，之后又转录到《风云儿女》的胶片上。 同年5月，电通影业公司将《风云儿女》拍摄完成，并在黄浦剧场（即上海金城大剧院）上映。  为了配合电影的宣传，电通公司决定免费向社会赠送歌谱，令人意料不到的是，电通公司在《申报》上的广告一经登出，便吸引了无数民众的眼球。 他们纷纷前来索取歌谱，《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在民众之间打开了门路，一时间火爆全国。 二、如火如荼的救亡歌咏运动“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大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 1939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进行到了紧要关头。国际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也以记者的身份，高度关注着中国的抗战。 他惊讶地发现，尽管此时《义勇军进行曲》仅仅发行了4年，但它早已越过河川、深深扎根在中华大地上。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青年学生，甚至是儿童、老人，都可以唱上几句。 而这首歌的广为传唱，离不开抗日歌咏运动的开展。 1937年3月的一天，在天津的一座体育馆中，刘良模正在带领着400多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小小的体育馆中成员复杂，不仅有大学生、小商户，还有小报童、黄包车夫。 他们的神情严肃、目光坚定，尽管很多人还无法完整地记住全部歌词，但他们还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歌唱。 刘良模就是抗日歌咏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为了向全国传播抗日救亡的理念，他亲自走访了天津、广州各地，教当地百姓学唱革命歌曲。 两月之后，刘良模离开天津，带着青年会战区服务团前往绥远做思想工作，教授前线军队歌唱《义勇军进行曲》。 绥远省主席傅作义非常支持《义勇军进行曲》的传唱，并且下令，各部队的干部均需要接受歌唱训练。 在刘良模等人的大力宣传下，《义勇军进行曲》传唱到了全国各地，带来了一波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热潮。 与此同时，根据地政府也确定了“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的路线，革命根据地也开始组织群众展开歌咏运动。  1938年，陕甘宁边区正式成立了音乐界的相关救亡协会，冼星海、麦新、吕骥等诸多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到抗日根据地进行歌咏运动的宣传。 随后，各种文化服务团、宣传队、文工团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他们的主职是出演话剧，但是在演出之前必唱救亡歌曲。 在根据地中，《义勇军进行曲》便成了大家最常唱起的歌曲，一时期间，“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歌声传唱不绝。 连当地的百姓也忍不住说，“八路军走到哪里，抗日救亡的歌声就唱到哪里！” 在抗战过程中，各种类型的抗日救亡歌曲都被创作了出来。根据数据统计，我们如今能查到的抗战歌曲的歌谱就有三千多首。 尽管如此，《义勇军进行曲》始终是传唱度最高的一首，就像茅盾先生所说的那样，没有一支歌能比《义勇军进行曲》更为普遍而深入民众，更能感召群众。  三、被“禁用”的《义勇军进行曲》1946年夏天，国民党进攻中原解放区，解放战争爆发。 在前线激烈斗争的同时，国共两党在文艺路线和群众路线上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中《义勇军进行曲》的“禁”与“唱”便是斗争的主要焦点之一。 在斗争初期，国共两党均试图通过传唱《义勇军进行曲》来发动群众，进而扩大己方的政治影响力。 然而，一个突发事件的发生打破了这种格局，历史的天平更开始偏向我党方向。 1946年12月24日晚，正值西方平安夜，一位名为沈崇的北大选修班女生和同学约好前往平安电影院看电影。 然而，就在沈崇途经东单时，两个美国军官突然出现将她拖走，并在东单的操场上实施了强奸。 沈崇难以抵抗住两个男人的暴力，大声呼救，恰好一个名为孟昭杰的工人经过，他两次试图将女孩救出，然而力气还是抵不过两个军兵，只能跑到了军警机关报案。 警察听后赶紧跑到案发现场，当场抓住一个名为皮尔逊的美国官兵，另一个名为普利查德的军官在听到声响后已经逃走了。 案件发生之后，国民党当局要求低调办事、快速解决，并且下令禁止了《中央日报》的报道。  然而，北平的许多学生始终在关注着这起案子。他们焦急地等待了5天，却仍然没能等到两名美国官兵受到惩罚的消息。 愤怒至极的北大学生集合了500余人，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报道，声明要建立北平各大学生正义联合会，对美兵强奸女学生的事件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必须严惩和赔偿，并提出要游行示威。 就这样，接下来的几天，两千多个学生在北京联合起来进行了游行示威。 消息越传越远，北平、上海、南京等十几个大城市的学生与各界人士也开始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美军必须退出中国。 这次联合游行在南京达到高潮，国民党政府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派出大批警察镇压学生运动，导致28人被捕，19人重伤，约500 人遭毒打。 这次事件让国统区的民众逐渐认识到国民党的高压统治是多么地腐败懦弱，于是，越来越多的国统区群众开始参与到反蒋反专制的民主运动中。  他们开始自发传唱《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甚至还有不少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革命歌曲。 随着国民党当局的政策变化，在国统区，大量革命歌曲被禁，《义勇军进行曲》也在此列。 而在此时的军事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继续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而国民党军队却再也不唱这首歌了。 四、众望所归的《义勇军进行曲》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国旗、国歌等事宜也纷纷提上了日程。 同年7月，郭沫若、田汉、茅盾等五人一起组成了国歌词谱委员会。 为了征集国歌，郭沫若在审批通过之后，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上刊登了征集国旗、国歌歌词谱等等各项事宜的征稿启事。  此次征稿启事连续刊登了8天，受到了来自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热烈反响，截至9月21日，收到了632首国歌和694首歌词。 然而收到稿件的兴奋还没过去，在经过审查、演奏之后，大家却发现如此数量的稿件却没有一个达到理想的效果。 国歌作为一个国家的符号之一，代表了国家的尊严，是万万不能随便对待的，因此对国歌的审查也非常的严格。 直到新中国成立的前几天，国歌还是迟迟没有定下来，想到开国大典上很有可能无法播放合适的国歌，众人急得团团转，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召开会议。  4天后，毛泽东又召开了协商国歌等问题的会议。 在会上，大家了解到应征国歌的稿件均不符合要求后，以马叙伦为代表的诸多委员纷纷赞成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虽然与会众人在国歌的选择上达成了一致，但是在歌词的修改与保留上，又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郭沫若、田汉等人认为原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各种历史性词句，不符合新的现实情况，确实需要修改。 而梁思成等人却认为国歌应该保持歌曲的完整性，不赞成修改歌词。 就在气氛僵持之际，周恩来发表了自己的言论： “法国把马赛曲用作国歌，其中的一句歌词'把敌人的血浇灌我们的田’是旧歌词，但也没有改。我们要用就用旧歌词，只有这样才能激励感情，若是修改了，唱起来也没有那种感情。” 《马赛曲》是法国在与奥地利交战时由鲁日·德·李尔创作出来的，这首歌在战争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士兵的士气。 这首歌也受到了法国国民的热烈欢迎，后来还被法国政府确立为法国国歌。 就像法国总统普安卡雷所说：“《马赛曲》是一个不愿意屈膝于外国的民众发出的复仇和愤怒的呐喊。” 《义勇军进行曲》也同样是这样一首歌曲，它在中华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创作而成，充满着战斗精神，也鼓舞着后世人民不忘初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在听到周恩来的主张之后，毛主席也对保留原歌词表达了支持，他表示： “我国人民经过了艰苦的斗争，虽然站起来了，但还是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还是要争取中国完全的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经过一番讨论和协商，委员们一致同意了毛主席和周恩来的意见。 在会议最终做结论时，毛主席表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仅是现在不能改，永远也不能改，我们需要安不忘危。” 随后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全体一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义勇军进行曲》也首次作为国歌被奏响。 国歌，是彰显国家和民族精神的歌曲，如今，《义勇军进行曲》每每响起，每一个炎黄子孙便会燃起无尽的斗志。 它带着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历史记忆，带领着中华民族走向时代的新征程。 [1]王宗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诞生及立法背后的故事[J].共产党员(河北),2022(04):48-49. [2]王雅芳.聂耳与《义勇军进行曲》[J].创造,2022,30(01):2. [3]李晓栋,郝玮刚.国歌的故事[J].检察风云,2021(19):90-91. [4]刘小兰.《义勇军进行曲》:从抗战最强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J].百年潮,2021(09). [5]逯也萍.聂耳与《义勇军进行曲》[J].当代音乐,2021(05):65-67. [6]贺先国.田汉笔下的国歌故事[J].湘潮,2020(03):44-46. [7]阚珂.国歌立法背后的故事[J].党员文摘,2019(10):56. [8]《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背后[J].当代贵州,2019(23):77. [9]国歌背后的故事——访聂耳侄女聂丽华[J].发展,2011(08):44-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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