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因铭文出现了“宅兹中国”四字而闻名。但应知，“中国”一开始并不是地理概念，而是尊称，远古时代的“中国”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 古代游牧民族始终以军事联盟的形式存在，大联盟中有许多的“国”，例如，周武王伐纣之后，所属诸侯国达二千余，但在军事联盟中，能以“中国”自称的只有一个，就是周武王的本国。 注意铭文中“国”的写法，与甲骨文一样，写作“或”，外面没有城墙。因为最初的“中国”是在移动的。“何尊”出土于陕西宝鸡境内，离青藏高原很近，离西安还有很远的距离。 铭文中的“或”由代表杀戮的“戈”，旁画一圆“头”组成，此头就代表部族军事首领，圆头上下两横，代表他所掌控的一方天地。
古人为何有如此奇怪的造字方式？只有放到藏语中才能解释清楚。藏语中的“国”与“头”是同一个读音，写作
མགོ་ 故最初的“国”都是“行国”，并不固定于一处，当然就没有了围墙。最初的“都”也是指部族首领的帐篷“斡尔朵”，所有属民都随他的帐篷转移而迁徙着。 周人原本就是古羌之一种，入主中原前他们游牧于野牦牛出没的甘青地区。周武王本名“发”，此“发”不是指头发或者毛发，乃是藏语对祖先神的一种尊称。直到《后汉书·西羌传》中，仍有以“发”为名的“发羌”存在。满洲语把祖先神叫作“玛法”，意为“黄神、金神”，因为满洲语和藏语属于同一语系。
作为国号的“周”用汉语是很难解释的，一旦放到藏语中就不一样了，安多藏语把“龙”写作
འབྲུག་ 注意“羌”的读音，现在读作qiāng，但最初肯定读作“姜”。笔者已指出，后来读成与“抢”同音，应是故意的，是为贬称，出于敌意，当然也不是无中生有，古代羌人就是以抢掠和战争为生的。 如此就可以解释你，为什么炎帝姓“姜”而不姓“羌”。《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又曰烈山氏。”炎、黄既然并称为华夏始祖，当然不能用贬称，但问题是，这“烈山氏”直到敦煌吐蕃文书中仍然存在，仍是吐蕃军事集团中的一个成员！（参见王尧《藏学文集》卷一） 周人也喜欢以“宗周”自称，《诗经·小雅·正月》中有“赫赫宗周”之语，与“中国”的含义是一样的，就是“宗主国”的意思。直到吐蕃时代，《唐蕃会盟碑》中，青海西宁仍被称为“宗喀”（“喀”是“康巴”的注音），因为此地就是古宗喀国的都城所在。 注意宅兹中国之“宅”，读音同样来自古藏语。藏语把奴隶主贵族的“庄园”叫作“tshal”，在西藏，庄园制度一直延续到了1959年才消失。 至于“兹”是“滋”的本字，来自藏人对母牦牛的称呼“zi”。对于藏人来说，牦牛不仅是乳酪的来源，也是财富的代名词。藏语“牧人”就叫“滋巴”（rdzi-bo），因为放牧就是为多繁殖畜口。金文之所以画成两条自天垂下的“金縻绳”，用以表王族和后族。 有藏学家指出，一部藏族史，就是一部不断自西向东迁徙的历史。笔者以为，这些都是地理环境使然。青藏高原的地势是西高东低，越向西海拔越高，自然环境越恶劣，古代游牧民族总是要从气候严酷之地向气候较好之地迁徙，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历史的规律。 周武王建立的“中国”就在不断向东挪动着，为避开自西而来侵扰和挤压。王朝重心不断东移的趋势始终存在，例如唐朝，到武则天时代，重心已东移至洛阳。所有这些都与青藏高原的西高东低有关。
但仍有许多人坚持认为，古羌与藏人无关，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类，古羌是汉民族先民，已全部融进汉民族中。但笔者以为，一个古老民族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这种例子在世界历史上也找不出来，“姜”就是古藏人的一个自称，并且是一直使用着的，例如，藏文“西藏”至今仍写作 藏文“姜”的本义就是红色，并特指“喇嘛红”，就是带有一点黑色的暗红色。苯教有护法神叫“姜杰”，其特点是一身红色战袍，右手流星剑，左手持盛满鲜血的人头碗，骑一匹白蹄红马。 笔者始终认为，文明史研究的最大敌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你不能用现代人的国家观念去套远古历史，你不能把今天的民族感情硬按到古人头上。体量庞大的汉民族本来就是一个融合而成的民族体。不舍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将永远看不到历史真相。如不知道华夏文明终极源头之所在，你将永远处于瞎子摸象的状态！ 笔者论文《华原本是羌藏类游牧民族的自称》，2017年6月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后来转载在了博客中，昨天才发现，不知何时，此文已被删除。这肯定是因为有人看了非常不悦，去举报了。
对暗中举报笔者是非常鄙视的。“华”原是古代羌藏类游牧民族的一个自称，是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你去看藏文史料中的“卫藏”，即日喀则以西拉萨河一带，通常就记作
དབས་ 事实这样明摆着，有人不喜欢或者无法正视，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存在了。对这些举报者，笔者要说，如果你决心维护心目中的历史观念，你应当首先指出论文中的证据出于虚假、属于捏造，再去举报不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