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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在《素问》“热论”“刺热论”及“评热论”等篇，记述了战国以前与当时的医家对热病的看法。认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素问·热病论》)，并以三阴三阳为纲，对热病进行辨治。主用针刺“疾泻无怠，以通荣卫”(《素问·气穴论》)，虽然“专主经脉为病，但有表里之实热，并无表里之虚寒；但有可汗可泄之法，并无可温可补之例”，却已反映出那时对热病的防治大法。 东汉末年，战乱频繁，“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其死亡者……伤寒十居其七”。被后世尊为医圣的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他吸取当时的误治教训，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创立了六经辨证，“对伤寒初起，卫遏营郁者，用麻黄汤；卫强营弱者，用桂枝汤；表实里热者，用大青龙汤等法，以调和营卫，解表清里”，充实发挥了《素问·热论》以三阴三阳为纲辨治热病的方法。由于仲景之六经，是分六区地面，所该者广，凡风寒湿热，内伤外感，自表及里，有寒有热，或虚或实，无乎不包，故可用于伤寒、热病及多种疾病。仲景之书，虽经晋代医家王叔和整理撰次，因社会战乱、交通不便及诸师秘藏等，亦未能广泛传播。唐代医家孙思邈，直到晚年才见到。他通过研究分析，认为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既说明桂枝、麻黄、青龙是治疗伤寒太阳病的主方，亦指出热病初期的治法至关重要，治之得法，表解证除，治不得法，变证迭起。他有感于当时对仲景之法，医人未能钻研，尝见太医疗伤寒，惟大青、石膏等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遂一方面鸠集论中要妙，采取“方证同条，比类相附”之法，便于临证检索应用；另一方面根据当时热病的发病特点，自己的临证实践经验，以汗吐下三法为祛邪大法，在辛温解表方中酌情配伍辛凉、清里、攻里、温里、滋阴、益气、养血之品，使热病初期的治法，更丰富多彩，切合病情。对于“时行温疫”，他首重“辟温”，用屠苏酒、雄黄散等药以预防，治疗则针对证候表现，按四时五脏阴阳毒，确定病名，阐发病机，分别施治，总以清热解毒、养阴生津为主。宋金时期，研注《伤寒论》形成高潮，使仲景之学得以普及。然对天行温病，“医家一律作伤寒行汗下……枉死者过半”。北宋伤寒学家庞安时鉴于此，提出了寒温分治之法。他将四时自受乖气而成脏腑阴阳温毒者，在孙思邈论治的基础上，对五种天行温病进行阐发，化裁药味，确定方名，方用石膏、大青叶等，清热解毒，佐以解表通里，养阴生津；其理法方药，既纠正时弊，又启迪后人。金元时期，兵燹战乱，热病再次多发与流行。俗医不求医理，固守《局方》，用药辛热香燥，使患者未死于病，而误于药。刘完素目睹时弊，深为感慨“病气热则除其热，寒则退其寒……岂可见病已热而反用热药”。遂深究《素问》之旨，探索运气变化，结合地理环境，注意生活习惯，辨析证候表现，认为六气多从火热兼化或转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病，故外感初起，多是怫热郁结，惟有用辛凉或甘寒以解表才是正治，倡用石膏、滑石、甘草、葱豉等辛凉甘寒之药，以开发郁结；表证兼有内热者，创制防风通圣散，以解表清里，从而使热病初起的治法，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明朝末年，饥荒战乱，疫病流行，医以伤寒之法治之不效。吴又可深入疫区，细心观察，推究病源，悟出杂气致病，为患不一，辨治关键在膜原与表里，创用达原饮、三消饮等方，以疏利膜原，分消疫毒，使里通表和，热清症除，开创热病先里后表治法之先河。清代中叶，温热学家叶天士，以仲景之学为本，河间之法为用，博采众长，师古不泥，结合临证实践，创立卫气营血辨证，治疗温邪在表，采用“辛凉散风，甘淡驱湿”之法。吴鞠通法承叶氏，融贯诸家，创立温病三焦辨证，提出“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创用辛凉轻剂桑菊饮、辛凉平剂银翘散、辛凉重剂白虎汤等清表三法，使温病初起的治法更合理，更有效。与叶吴同时代的杨栗山，论治温疫，则承袭吴又可之法。他认为温疫初起，有表证而无表邪，其治疗“惟用辛凉苦寒，如升降、双解之剂，以开导其里热，里热除而表证自解矣”，极力倡导用升降散化裁，以升清降浊，解表清里，使热病初起的治法，别具一格。乾隆年间，疫疹流行，危害甚众，医莫能治。余霖探究运气之变，诸家之说，认为疫疹乃感受疠气，淫热侵及肺胃，布散十二经所致。“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创用清瘟败毒饮，以清胃泻火，凉血滋阴，获效甚捷，使热病之治，又多一法门。自温病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创立后，对外感病的辨治，一直存在着经时对峙、经时参合与寒温统一的学术争鸣。其实，在热病多发与流行之际，对峙、纷争皆无济于事，当务之急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结合临证，知常达变，大胆假说，找出病因，明析病机，确定治则，创新治法，助正祛邪，使邪去正安。例如石膏，经方时方皆用之，仲景则配麻桂等，治伤寒表实里热，可救伤寒横夭；孙、庞则配地黄等，治温毒五证，能免温疫枉死；河间则配葱豉等，治阳热郁表，开发郁结甚妙；又可则径用白虎汤，治疫邪散漫，以辛凉解散；杨璇则配升降散，以解散阴阳内外之毒；吴瑭则用白虎，以解散肺卫热邪；余霖则重用石膏，配犀连等，以清瘟败毒；张锡纯则配薄荷、蝉蜕，清解凉解，透邪外出；丁甘仁则配银翘等，以治湿温化热化燥。可见在辨治外感病中，无论伤寒、温热、湿热、温疫，都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胶柱鼓瑟。 近些年来，随着科技发展，生活提高，人口增长，环境污染，气候变异，生态失衡，竞争激烈，压力增大，杂气致病更多、更广、更急、更重。特别是电扇、空调、暖气等电器的广泛使用，夏天则屋外炎热、室内凉燥，冬季则屋外寒冷、室内温燥，人在此气交之中，加之生物、社会、心理诸因素，就外感病初期来说，内有郁热，外受风寒者居多，故单纯的辛温解表，或辛凉解表，很难取效。现代名医施今墨云：“外感热性病多属内有蓄热，外感风寒，治疗时应既解表寒又清里热，用药时表里比重必须治当。余治此类病有七解三清(即解表药味和清里药味之比例为七比三，余此类推)、六解四清、半解半清、四解六清、三解七清之说，虽属个人杜撰，但在临床中亦示明表里比重关系至切，较为实用。”施氏之说，并非“杜撰”，而是当前外感热病初期“寒包热”的最佳治法。然清热之药，宜选甘寒之品为好，慎用苦寒，以防凉遏化燥伤阴。 ▶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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