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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舜水集》，曾名《明朱徵君集》、《舜水先生文集》、《舜水遗书》等。二十二卷。明末清初朱之瑜著。由其日本弟子加贺侯文学源刚伯初集于日本贞享元年，即清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名《明朱徵君集》，十卷，世称加贺本。此后版本有：日本宝永五年（一七〇八）书林茨城多左卫门所刻舜水门人安积觉编《舜水朱氏谈绮》，称谈绮本；日本正德五年（一七一五）刊印水户侯权中纳言从三位西山源光国辑，其子权中纳言从三位源纲条校刻《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称水户本；日本享保五年（一七二〇）书林茨城多左卫门刊行《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称享保本；日本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稻叶君山将水户本、加贺本合刊爲《朱舜水全集》，称稻叶本；民国二年马浮据传入中国的稻叶本删定，刊爲《舜水遗书》二十八卷，称马浮本；一九二六年上海群学社出版许啸天整理《朱舜水集》五卷，爲选集；一九三六年世界书局据马浮本整理重印爲《朱舜水全集》，称世界本。 朱之瑜（一六〇〇——一六八二），字楚屿，又字鲁屿，晚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早岁丧父，曾从学于阁臣、后与清军战死于舟山的张肯堂、吴锺峦等。潜心古学，治毛诗、读礼三十年。爲养家，「盐疏布」，或农或商。崇祯十一年以「文武全才第一名」荐爲恩贡生。后十数次受徵辟，皆坚辞不就。南明弘光元年（一六四五），台省以授官不就无人臣之礼爲名，交章论劾，下令擒拿，只得流亡海上。参与抗清活动，数度赴日乞师，在安南、暹罗等地筹饷，先后达十四年。一六五八年郑成功、张煌言会师入长江，遂应招返国从军，参与克瓜州、下镇江的军事行动。兵败，复明终成泡影，遂于一六五九年六赴日本，次年日本幕府破禁准其定居长崎。一六六四年，宰相、水户侯德川光国欲倡儒学，兴庠序之教，慕名聘请，尊爲国师，亲执弟子礼。自此开始公开讲学。在水户，「学者大兴，虽老者白须白发，亦扶杖听讲，且赞儒道大美。」（卷七《与安东守约书二十五首》第二十五）一六七〇年，德川光国欲建学宫，爲之作《学宫图説》，并指导工匠製作模型及祭器。又作《改定释奠仪注》，亲率弟子习练。学宫模型成爲日本庠序之嚆矢。在日本从事教育二十馀年，卒于江户，葬于德川家陵，并爲之立祠堂。事迹见于《舜水先生行实》、《朱之瑜别传》、《清史稿》卷五〇五《遗逸传》等。 《朱舜水集》除《泊舟稿》诗十五首外，均作于海外，絶大部分写于日本。或因语言隔阂，或因师生异地，教学多赖笔谈、函授，故遗著中多书信。另有问答是其授课实录。有大量文章或总结明亡教训，或介绍儒学宗祀、学校礼仪及道德范畴，或爲读书批注。卷目如下：卷一，中原阳九述略；卷二，安南供役纪事；卷三，疏、揭；卷四至九，书简；卷十、十一、策问、问答；卷十二，诗、赋；卷十三，论、辩、説；卷十四，议；卷十五，序；卷十六，记、志；卷十七，杂著；卷十八，批评；卷十九，赞；卷二十，箴、规、铭；卷二十一，祭文、祝文、告文、碑铭；卷二十二，改定释奠仪注，学宫图説（存目）；附录一至五。教育思想较集中于书简、问答、杂著等部分中。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一、批评王阳明「自能知善知恶」的「良知」説。认爲对于絶大多数「中人」而言，「性非善亦非恶」，「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全藉乎学问矣。学之则爲善人，爲信人；又进而学之，则爲君子；又进而学之不已，则爲圣人。」（卷十《答古市务本问二条》）虽不排斥性三品説，但认爲生知者「旷世而不一见」。而人之所以恶，是因「习染日课，真淳日斲，赤子之习，尽爲外物所铄。」（卷十三《野村重直字遂初説》）人性善恶并非「天赋之」，而是「人受之」，是「既有受之者，则必有予之者矣」，双方面作用的结果（卷十《答安东守约间八条》）。在人性与教育作用的问题上，突出了「习」，反映了明清之际实学教育思潮的一般特徵。 二、继承《学记》「建国君民，教学爲先」的传统。认爲「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爲政之先务。」（卷十七《杂著·劝兴》）「自古以来，未有圣教兴隆，而国家不昌明平治者。」（卷七《答安东守约书三十首》之十四）庠序之所以爲国家之命脉，一是因其兴贤育才功能，再是因其移风易俗作用。当日本儒学初兴，则鼓励德川光国：「今者小试之，而民风已变，与往时遂相径庭。非化之必不可更，非俗之必不可善也。诚能修明其道，使百姓实见其美，则欢欣鼓舞，家弦户诵，可弹指而冀矣！」（卷十五《贺源光国四十寿序》）教育的社会作用还表现爲可以抵制佛教传播，「儒教不明，佛不可攻；儒教既明，佛不必攻。」（卷四《答释断崖元初书》） 三、继承南宋事功学派人才观，提出德才兼备、文武兼求的教育目标。有感于理学教育所造就的空谈心性，文不能济世、武不能靖边的士大夫，他明确地把儒生分成三种：「一曰道德之儒，二曰事功之儒，三曰文史之儒。」（卷二十《砚铭二并序（爲奥村兵部作）》）认爲修德与立功是主要的，与其像理学家追求盛德之圣人，不如学就一门实艺，照样也是立德、立功。作者本人就是位工艺多面手。出于抗清战争的切身体验，提倡文武全才，主张文士必通武事，武将必多读书，「文武之道，无所分也……非文无以附衆，非武无以威敌」，「内以咏歌先王，外以肃清边圉，乱则攘扬威武，治则黼黻皇猷」（卷十三《书剑堂説》）。还批评科举制度驱使人以「掇取青紫爲志」，终致道德沦丧，无真学问，是毁坏人才（卷七《答安东守约书三十首》之三）。 四、袭取事功学派传统，提出士人教学应以经学爲基础，史学爲要途，实艺爲必备。力图改变理学教学空疏无用之弊，要求追周孔，求古法，直接求之《六经》，「圣人未生，道在天地；圣人既生，道在圣人；圣人已往，道在《六经》，则先王之道尚矣。」（卷十《策问四首》之四）批评理学家注《四书》、《五经》颇乖先圣本义，即使如王阳明，也无非「淫老佛，不免三脚猫。」（卷十一《答小宅生顺问六十一条》）反映浙东学派共同特徵，要求教学以史佐经，认爲「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经远而史近」，通过学史知兴亡、明得失，以「有益于治理」（卷八《答奥村庸礼书十二首》之十一）。还提倡教授实学、实艺，凡祭仪、服饰、园圃、工艺、医术、兵法，乃至蚕桑、种痘、屠宰、腌腊之术，均在教授之列。德川光国评説道：「先生爲一经济家，假今日旷野无人之地，士农工商各业，先生皆可兼之。」（德川光国《玄桐笔记》）表现出经世致用的教育观。 五、认爲明亡的重要原因是道德沦丧，主张道德教育与政治二者不可偏废。首重气节教育。作者定居日本是爲蹈海全节。当定居日本尚未获准允，有人建议其著文颂扬长崎执政者时，断然拒絶，并表示：「若曰免我于刀俎，鼻孔便当随人牵掣」，则宁可「不须于此间生活也」（卷七《答安东守约书三十首》之七）。但也反对狭隘民族主义，认爲「中国胜于外国」的看法「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卷四《与陈遵之书》）倡导「主敬」教育，以爲不敬无学，不敬无德。但敬不是「伛偻曲谨，外貌足恭」，而应与经世力行结合，「内以敬其心，外以致其事。……夫敬而至于百姓，其安所往而不敬哉？」（卷十七《敬六首》之五）敬还应与「强」结合，奋迅激昂，刚果决断，自强不息。此外，还倡导了仁、义、礼、智、信、诚、谦、慎、谨、毅、敏、忠、恕等衆多道德修养规范。 六、在学习问题上，批评朱、王学説，提出「学贵实行」。所谓学习，「兼致知力行方是学，方是习。若空空去学，学个甚底？习，又习个甚底？慎思明辨即此中事。」（卷十一《答野节问三十条》）学问之道，非行不得；行是知的基础、来源，亦是知的目的。学习也离不开读书，读书「最益人神智」。一个人不读书，如涉大川而无舟楫，无所依托（卷九《答古市务本书七首》之三）；一个民族不读书，将会见识狭小，愚蔽狂妄（卷七《答安东守约书三十首》之一）。如何读书？首在立志，志既定，学无不成；次在用功，不离「勤」、「恒」二字；三在贵疑，「学海」之中，应善选择，前人成见，应善质疑；四在创新，要一字不杜撰，一字不落俗套，一字不剿袭他人唾馀，应有志超越韩愈。 七、沿袭从孔子《论语》到韩愈《师説》的精神，提倡尊师、重师。以爲师道至尊，学者不能轻易以师自居，也不宜轻易尊人爲师。择师不同于交友，应慎重；收弟子须详加考察，也应慎重，否则将会教而无功。爲师之道，首重以身作则，「德足以爲世仪，言足以爲世法。」（卷八《答奥村庸礼书十二首》之三）其次应爱严相兼，「督之如严父」，「抚之如慈母」，其三，一旦爲人师，则应不吝以教。教师尽力，有益师道之尊。其四，教师不能以聚徒讲学爲门户之争之手段。其五，教师应讲究教法，善于因材施教。其六，师生关係应平等。「淡水之交」是准则。其弟子不少都是当时日本政界、学界显贵、名流，一旦纳爲弟子，不论贵贱贫富，必以诚相待，悉心授业。 文集反映作者在日本鞠躬事教二十馀年的经历，在长崎、水户、江户培养了衆多日本弟子，著名者有：儒臣安东守约，幕府副将军水户侯德川光国，水户学派领袖安积觉及井弘济，水户儒臣小宅生顺、野传、栗山潜峰，加贺金泽藩主前田纲纪及属臣奥村庸礼偕子奥村德辉、婿古本务市，学者服部其衷、五十川刚伯、下川三省等。其馀诸侯藩士，请业者尚多。对日本水户学派、海西朱子学派、古学派等学术派别均有过影响。 朱之瑜著作所倡导的「实」、「用」、「行」的教育思想，体现了明清之际啓蒙教育思潮的共同特徵，而使其位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顔元之列。其在日本的教育活动和思想、著作的传播，使「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动力实在舜水。」后来德川光国著《大日本史》，宣扬「尊王一统」，「成明治维新之大业，光国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国之学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是日本维新致强最有力的导师。」（梁啓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七《两畸儒——王船山、朱舜水》） 有关研究资料有：朱谦之重新编排、补充、校勘《朱舜水集》，王进祥《朱舜水评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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