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第二次到日本的时候，根据地舟山已被清军攻陷。师友旧部都已战死。老家回不去，只能留寓在日本长崎。这时恰好日人安东守约等来拜师，求教中华文化，并奉上学费，朱之瑜的生活才总算安定下来，开始收徒讲学，影响力也逐渐扩大。“日本水户侯源光国厚礼延聘，待以宾师，之瑜慨然赴焉。每引见谈论，依经守义，曲尽忠告善道之意。教授学者，循循不倦。”朱之瑜本人博通经史，最喜《资治通鉴》，长于《春秋》；道德方面，主张忠君爱国，推崇苏武、文天祥的伟大人格。正是这种不尚虚华的学风、扎实严谨的学问和刚直崇高的人格，他的学术于日本发扬光大，当时的日本学者以师事朱之瑜为荣，比拟为“七十子之事孔子”。他的学生遍布日本，最著名的有前面所说的历史学家、《大日本史》的作者安东守约，日本儒学古学派的奠基人、江户时代著名哲学家伊藤仁斋，德川家康的孙子、政治家、儒学“水户学派”的始祖德川光国，江户时代著名经学家山鹿素行、木下顺斋等等。在教育思想方面，他力倡'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的教育为本论；'学者，所以学为人'的教育目的论；继承并发挥了儒家笃志好学、循序渐进、少而精等传统教学法.其言行对日本明治维新实践的成功、教育兴国理念的确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氏论学，以实用为标准。所谓实用者，一曰有益于自己身心，二曰有益于社会。他说：“为学之道，在于近里着己，有益天下国家，不在掉弄虚脾，捕风捉影。……勿剽窃粉饰自号于人曰‘我儒者也’。处之危疑而弗能决，投之艰大而弗能胜，岂儒者哉？”朱之瑜的实学思想的基本特质是注重“实学”、“实理”、“实政”、“实功”、“实践”。这种思想，对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即致知力行目的在于经世致用。朱之瑜认为人们能否为善人，为圣贤，关键不在于具有什么气质，而在于能否努力学习。要在致知和力行上并下工夫，这才是学，才是习。他又指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孔子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岂非圣贤之学，俱在践履。” 他在日本虽受人崇拜，但他敢批评日本人心胸狭隘、“量窄意偏”，日后必为中华之祸。朱之瑜为人谨严，端肃正大。他在言行中从自己的自觉、统一的人格信念和人生理想出发，不为外在的“位”、“势”所动；在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上，不是消极地顺从社会权威，而是根据自己的人格信念和人生理想对当时的学术权威进行批判考察，做出自己的判断。朱之瑜居日本二十余年，年八十三卒，葬於日本长崎瑞龙山麓。日人谥曰文恭先生，立祠祀之，并护其墓，至今不衰。朱之瑜一生著述不多，但几乎全在日本所撰，有《朱舜水先生文集》、《安南供役纪事》、《阳久述略》、《释奠仪注》等等。朱之瑜留存的诗词不多，有一首《避地日本感赋》可见这位伟大思想家的胸襟和抱负：“汉土西看白日昏，伤心胡虏据中原。衣冠谁有先朝制？东海翻然认故园。”'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