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者，道德，道义，人道，公道；术者，手段，谋略，心计，智能。圣人之为圣人，以道德教化影响万代千秋，但常乏于智术；王者之为王者，因功名霸业震惊万民百姓，但略输于道。然，道至于圣而术胜于神、德才兼备者，诸葛孔明堪称其名也。道及圣人而术过神鬼者。精于韬略，善于运筹，神机鬼灵，经天纬地，是道与术、德与才的完美结合。道术结合，相得益彰；道术相离，各见其害；轻道重术，则智术滥用，手段极尽，故生酷吏与小人。谋权，术也。然德义极而智术尽丧。道之为体惟此为大；术之为用，以道御之。体用相生，是为极道而至术。古人云，非学无以广识，非学无以明智，非学无以立德，通过学习达到君子慎独的境界，通过学习实现以德御术，用德行的修养来控制和引导个人的能力，实现德才兼备的效果。御人之道，在以德而不以术，以道而不以谋，以礼而不以权,以道义来承载智术 道是境界、修养，术是智力、技巧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道是方向，术是方法；道是法则，术是谋略。悟道比炼智更高一筹正所谓德有善恶，才无好坏，“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应以德御才，勿恃才败德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无德，如家无主而奴用事矣，几何不魍魉猖狂。以道驭术——我国先秦时期的技术伦理及其现代意义 先秦时期是我国思想文化奠定丰厚理论基础的时期，也是我国技术伦理在理论和实践上萌发和成长的时期。我国古代从一般意义上对技术与道德关系的讨论，可以概括为“以道驭术”，指的是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伦理道德的驾驭和制约。在先秦时期，“以道驭术”的思想观念就已经出现。其中儒家、道家、法家、管子和墨家等不同学派，分别从不同侧面建立了“以道驭术”的技术伦理思想体系。 一、先秦儒家的“以道驭术”观念 先秦儒家的“以道驭术”观念是直接针对技术应用的社会效果而言的，强调工程技术所产生的宏观社会效果，力求限制和消除不适当的技术应用带来的消极影响《论语·述而》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就是说，道德是包括技术在内的一切社会活动的思想基础。在技术发展中，儒家格外重视和强调“六府”、“三事”，要求技术发展目标既对国计民生有利，又有道德教化功能。([1],pp.291-292)所谓“六府”，指的是“水、火、金、木、土、谷”，即水利、烧荒、冶炼、耕作、贵粟之类。所谓“三事”，指的是“正德、利用、厚生”。在儒家学者看来，“六府三事”是经世致用的“正经”技术。在这些技术之外的东西才是儒家大力抨击的所谓“奇技淫巧”，即那些容易使帝王“玩物丧志”，或使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有人说儒家学说鄙薄一切科学技术，将科学技术统称之为“奇技淫巧”而加以排斥，这是不正确的。 查史书上关于“奇技淫巧”的解释，《周书·泰誓下》中曾提到“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礼记·月令》规定，“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礼记·王制》中也抨击“作淫声、异服、奇技以疑众”的行为。显然，这里的“奇技淫巧”都不是指农桑、水利、建筑、冶铸这一类技术，因为这一类技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民众基本生存，是儒家一直倡导和强调的技术。在儒家思想长期居正统地位的我国古代社会，注重发展这一类技术，曾使我国技术水平在整体上一度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诸如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等发明，对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儒家学说真是鄙薄一切科学技术，怎么会有“四大发明”和其他一度居世界领先水平的科技成就呢？先秦儒家思想抨击“奇技淫巧”的目的在于“以道驭术”，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用道德规范限定了当时工匠们的技术活动范围，起到直接约束工匠们的具体技术行为的作用。 先秦儒家抨击“奇技淫巧”，但对“奇技”与“百工”（即有各种实用技艺的工匠）做了明确区分,认为后者虽不登大雅之堂,但还有存在价值。《论语·子张》中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虽小道(按：指技艺)，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显然，这里尽管认为“百工”的技艺远不如君子的学问重要，但对“百工”的社会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持肯定态度。不过，先秦儒家认为同农耕技术相比，工商活动中的技术在地位上更低一些，必要时要加以限制。如荀子所说：“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省工贾，众农夫，禁盗贼，除奸邪，是所以生养之也。”([2] 先秦儒家还强调“术”要以仁为本。孟子说：“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仁处，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他批评白圭以邻为壑的不符合仁道的治水之术：“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3] 儒家伦理讲究现实性,提倡经世致用。《尚书·旅獒》中讲：“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这里的“玩物丧志”、“贵异物”，指的都是“奇技淫巧”之物，而非有用之物。先秦儒家在技术应用的评价标准上强调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礼，与其奢也，宁俭。”( [4] 孔子的节用观是跟儒家“爱人”、“惠民”的政治伦理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儒家主张统治者必须具备的道德观念。反对奢侈浪费的主张，成为我国古代社会“以道驭术”的主旋律。后世许多封建统治者和学者在技术伦理方面“抑奢”的主张和实践，在思想渊源上即发端于此 二、先秦道家的“以道驭术”观念 先秦道家对“道德”含义的理解,要比儒家的理解更为广泛,其“以道驭术”观念也要比儒家的观念更为深刻。在道家看来，“道”和“德”的内涵都不局限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道”是“先天地而生”的世界本原，而“德”是有得于道，在实际生活中体现一定的原则。所以老子讲:“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只是广义的道德的一部分。“以道驭术”实际上是由“道”与“术”的本质联系所决定的，而“德”与“技”的结合则是“以道驭术”过程的自然体现。 《庄子·养生主》中有一个人们熟悉的“庖丁解牛”的寓言：“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这个寓言本来是讲如何“解牛”的，为什么梁惠王（文惠君）会把它会同“养生”联系起来呢？这里就涉及道家对“道”与“技”的本质联系的理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这个范畴的最初含意是“道路”。“道”蕴含着行走应恪守的目的、途径、步骤、方法。然而，老子所说的“道”，并非指实在的路或行走过程，也不限于各种具体的操作途径或方法。老子认为“道”本身无形，不可言说，这意味着不仅把人们对实在道路的体验抽象掉了,而且把各种具体途径或方法的特性也抽象掉了,留下的只是对于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再做什么”这种步骤性活动本质特征的体验。这一系列步骤性活动的操作规程，对操作者而言是人为的，但根据操作者、工具和对象的自然本性，应该存在一种合理的、最优的步骤性操作规程，据此形成特定的途径或方法，这就是“技”之上的“道”。“道”是客观存在的，但它是由操作者、工具和对象的自然本性共同决定的。它超越了“技”，是“技”的理想境界。追求“技”之上的“道”，目的在于使人为设定的技术规程逐步转化为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技术规程，以至于达到能运用自如、天人合一的程度，因而老子才强调“道法自然”。如果人们的实践活动能够达到“道”的境界,显然对人的生存发展是最为有利的,所以梁惠王才说:“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在《庄子》中，有不少形象生动的寓言故事, 如轮扁斫轮、佝偻承蜩、运斤成风、津人操舟等等，都体现了这种通“道”之“技”。 由于“道”意味着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合理的、最优的途径或方法，所以寻求“技”之上的“道”，理应造就技术活动各要素之间的和谐。这里不仅指技术操作者与技术工具的和谐，以及技术操作者身心活动的和谐，也包括技术应用中人际关系的和谐、技术活动与社会的和谐、技术活动与自然的和谐。然而，人们不恰当的技术活动却破坏了技术活动各要素之间的和谐人们发明的器物和掌握的技巧反而给人们带来了麻烦,这就意味着技术应用摆脱了“道”的控制,这就是“失德”。先秦道家对技术的不恰当应用带来的不道德现象给予激烈抨击，不仅涉及人际关系与社会生活，也涉及人的身心关系、操作者与工具器物的关系，这是道家“以道驭术”观念的特色所在。而现代学术界讨论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如“技术异化”、“技术的人性化问题”等等，恰恰涉及人的身心关系、操作者与工具器物的关系，而这方面思考在先秦道家那里早就有所体现。 有些学者以为先秦道家厌恶所有工艺技术，而且对后来的技术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因为老子的确说过：“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庄子也讲过“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掊斗折衡,而民不争。”《庄子》中还有“汉阴丈人”的寓言，其中提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即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然而，这些看似极端的说法，其实只是在批评技术的不恰当应用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非要取消一切技术的应用。因为庄子在另外一些地方还曾谈过技术应用与道德相容的关系。庄子说：“同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也，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 [5] 《庄子》一书中对庖丁、梓庆等杰出工匠“道进乎技”的“绝艺”也极为推崇老子尽管并未直接谈“道”“技”关系,但他引用具体技术事例来说明“有”“无”关系时说过：“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显然，他对这些技术成果的实用价值还是肯定的。老庄作为见解深刻的思想家，不会极端到取消一切技术应用的地步，后人也不应把这种极端见解强加到道家身上。 在对技术应用的评价标准方面，先秦道家和儒家一样推崇节俭，反对奢侈浪费老子提出“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老子还讲过“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6]将“俭”视为一“宝”，足见对其重视。 与儒家的“以道驭术”观念相比，道家对技术与道德关系的理解更为深刻，更有普遍性。儒家的“以道驭术”观念只是强调技术活动的社会后果，用道德教化协调技术活动中的人际关系，而道家的“以道驭术”观念还涉及如何协调技术活动中操作者与工具的关系、人的身心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涉及所有技术活动要素的和谐。道家的观念在先秦时代似乎并未体现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一直对今天的技术发展仍有现实的启发意义的“以道驭术”观念，恰恰来自道家的理解。李约瑟曾经这样评论先秦道家的思想：“他们看到，用以统御无生命界的工具可以转过来对付工具创造者的血肉之躯。他们的洞察力是人与机器的整个关系史的一部分：这种关系有时是增进人的健康的，有时是压抑人的，有时又是致人于死命的。这是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出公正论断的社会主题之一。”([7],p.140) 三、法家的“以道驭术”观念 法家关于法度的思想，对技术发展有一定的规范作用。“法”的本意之一就是技术标准。如《管子·七法》中所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商君书》上说：“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韩非子主张，君王放弃法术而任心治，就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工匠放弃规矩尺寸而凭主观臆测，就是能工巧匠也不能制好一个车轮。这不仅是谈治国方略，也是在谈对工艺标准的态度问题。《韩非子·饰邪》中还说：“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志，惑乱之道也。” 在李约瑟看来，秦国的勃兴与其军事上的某些技术发明有密切关系。而这些发明的出现，又不能不考虑到重视法度的思想背景。（[7]，p.237）这同样是在“以道驭术”，它强调的是对技术规范的严格要求。 与儒家抨击“奇技淫巧”，道家倡导节俭相类似，法家对“雕文刻镂”之类华而不实的技术活动也表现出极大反感。法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李悝提出了“禁技巧”的崇俭主张。他帮助魏国推行“尽地力之教”，提出必须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认为农是国之本，“农伤则国贫”。他的“以农为本”的观念，对巩固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有明显作用，但往往从消极方面看待工商活动的社会影响，把“技巧”同奸邪淫佚联系起来，实际上限制了工商活动中技术的发展。 商鞅在“重农抑工”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他在《商君书·农战》中将“技巧”同“商贾”并论,认为必须加以限制,才能保证国泰民安。韩非子也有类似观点他说“仓禀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纂组、锦绣、刻画为末作者富。”“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务而外末作。”在他的《五蠹》中，还把“商工之民”比作社会的蠹虫。([8],p.164，p.183)先秦法家对工商活动中的技术持限制态度，目的在于维护农耕经济的稳定发展，防止将技艺过多用于奢侈的需求。从维护社会生活稳定和倡导淳朴民风的伦理角度来“禁技巧”，其前提是根据农耕经济的需要来取舍，但这里留给技术本身的发展空间是相当有限的。 四、管子学派的“以道驭术”观念 管子的思想兼有道家、名家、法家成分，其技术伦理思想需要专门加以论述。管子对技术的应用持积极态度，这就是“立器械以使万物”，即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制作器物，以役使并支配自然界，为人们谋取福利。管子对所谓“奇技淫巧”也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管子》一书中说：“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于备用者其悦在玩好；农以劳矣，而天下饥者，其悦在珍怪，方丈陈于前；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悦在文绣。”在他看来，技术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给国家与百姓带来财用。如果不能带来财用，只是丧志败德的玩物，那么，最精巧的技术也只能贬之为“淫巧”，不仅不能提倡，而且还必须大力禁止，严加惩罚。 《管子》中把“雕文刻镂”的工事称之为“末产”或“末生”，把“锦绣纂组”的女织称之为“文巧”。《治国篇》说：“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管子还认为，“审量度，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这里是说，国家和百姓无积蓄而讲排场，是奢侈国家的风俗，势必产生贫穷和浪费。 值得注意的是，《管子》中还主张适度扩大消费有利于推动生产，这和管子比较看重工商活动的价值有一定关系。《侈靡篇》中说：“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畜化。”这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倡导奢侈,而是说工商业活动在一定条件下需要适度消费的推动,因而《管子》中强调“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时化”指的是“因时而变”，“侈靡”重在“善于”，而非过度。管子认为，人的德性的完善主要不是依靠自我修养、反观内省，而是依靠物质生活的富裕。因此，要振兴民德，就必须厚养其生，输财于民，遗利于民，宽其政，救民之急，赈民以穷。通过给予民众以物质利益的途径，培育其德性，然后在“知德”的基础上，导之以行义有礼，而技艺则在其中起着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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