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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之分野，以及衍生的相关现象，无论在社会还是文学领域，都是经久不衰的话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文化环境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然而唯独在晚明时期，以变态的演进方式开出一朵奇异之花：晚明小说中对女性的妖魔化。 不管是正统些的如三言二拍，或是低俗些艳情小说，无不在说教的旗号下，一边道貌岸然地揭批物欲横流，一边乐此不疲地对女性角色数黄道黑。或发微启密开解香闺秘闻，或怪诞不经解说孽缘宿命。然而，初衷的美好—抑或说有的初衷并不美好，并不能掌控目的的走向。其恶果之一，便是女性形象的超出人伦常理的变化。 一、艳情与女性，文学进化与商业进化联手作妖？ 晚明小说，女性角色的设定总感觉有那些古怪。她们好似没什么价值，男人可以随意休之、杀之；又似没什么性格，男人说怎样，她们便怎样，就像一坨可以随意揉捏的泥团；又似天生带着邪恶属性，遇到情欲便会变成恶魔。 《喻世明言》插画 《喻世明言》的首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津津有味地描写了一位“两地分居”的女性的出轨过程。客商蒋兴哥外出经商，妻子王三巧香闺难耐，在牙婆的诱骗下，与陈大郎偷情生奸。持家之妇，虽然年纪尚轻，人生经验不足，一时有些怨念不足为奇，但何至于陌生男人突然上床，连基本的警惕与拒绝都付诸阙如？这种女人还有基本的智商么？偏偏奸情撞破后，又想为丈夫殉情。三巧夫人的性格真是奇哉怪也，不可理解。 这种古怪的人设并非孤例。 《初刻拍案惊奇》之《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村妇杜氏与丈夫吵架，一气之下回娘家。路上不巧下雨，她便到一座小寺躲雨。寺里一老一少两个和尚，都是色中饿鬼。杜氏喜爱小和尚眉目清秀，几乎就在一瞬间便动了色欲之心。接下来的事不堪入目，杜氏与两个和尚在寺里胡天胡地，最后被拈酸吃醋的老和尚掐死。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巷》一节，女性第一次取代男性，成为情欲的主导方。翠浮庵三位尼姑是集体宣淫的饿狼，秀才闻人生入庵，被三人轮流缠绕了个把月。后来竟有年轻小伙子入彀，油尽灯枯而死。更有《西山观设辇度亡魂》一节，寡妇吴氏与道士偷情，屡屡被儿子撞破加以阻止，吴氏居然甚至狠毒到要把独子杀死。 此类无耻而迹近荒诞的情节，着实给读者造成十分不友好的阅读体验。放到现今，这些样的作者，任凭你拿过多少诺奖鲁奖茅盾奖，写成这样，都是要被田园女拳们打成碎片的。就算是晚明风气放荡，然而生而为人谁能不顾廉耻，特别是女性，焉能下作猥琐如此？ 个中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 一则文学的笔触越来越深入具体。从唐传奇到宋元话本、戏剧，再到明清文人小说，总体来看，文学语言——特别是涉及到性和艳情的，经历着从典雅到粗俗、从文言到白话、从隐晦到露骨、从朦胧到豪放的变化。 一方面，文本的阅读对象从文人群体转向普通大众，老百姓不爱看《柳毅传》这种佶屈聱牙的文，而更耽迷于《金瓶梅》式的爽文，毕竟只为消遣嘛。当然，你不能说这届读者不行。社会变了，人也在变，需求更是一日千里。老让人家看样板片、老三战，这是静止的观点看问题。特殊时段放一下《英雄儿女》固然能激发大家同仇敌忾，但更多的时候，大众还是喜欢香艳刺激的大片。 另一方面，文本的阅读方式，也从开放式的演说、演绎，转为私密度极高的纯阅读。勾栏瓦舍里，纵然你想听艳情，台上的演说者也不好公然说的太细致，否则不光要被轰下台，还有可能因此获罪。小说却满足了人们的想象欲，你想看，我就写给你。教学相长，供需亦相长。在出版业发达、具备创作能力的文人大增的情况下，出现大量描写露骨、情节淫靡的艳情小说，真是再自然不过了。 二则商业化引发的群体焦虑。食色性也，从话本到小说，任谁也离不开这些主题。就如现在仍是，某冰和某晨离婚了，立马儿全网猜测谁怀孕了、谁被包养了。就如鲁迅所说，看见半袖衫，便联系到裸体。人性如此，甭管你是佛祖还是孔圣人，都改不了这毛病。 细心的可以发现，晚明小说中的通奸情节，与明初《水浒传》中潘巧云、潘金莲的居家式通奸有明显不同，大多与外出有关。要么是外出的男人后院起火，要么是不同地域的人交流，进而产生不应该有的事情。 奢靡的晚明生活 事实上这种现象，有着充分的社会基础。晚清时代，商业化的步子已然悄悄迈开，说当时的中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固然有所夸张，但贸易发达带来的人口大规模流动，以及都市中随之出现的大量脱离农业的人口，这是不争的事实。 大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行商，远出南洋奔波海外的大贾，一夜暴富的传奇天天上演。就像某影厂门口的北漂演员某某强，突然被大导演选中，一下子就红了。但红也有红的隐忧，说不定哪天后院起火，娇妻和助理跑了。就如三巧儿，丈夫蒋兴哥是个逐利的商人，通奸的者陈大郎也是个商人。就连撺掇二人生奸的婆子，也是晚明都市中非农业人口的典型缩影。而这些艳情现象，正是折射着晚明商业化条件下，忙碌与焦虑、宿命与无奈、麻木与空虚的众生相。 然而问题又来了。文学进化也好，商业化发达也好，艳情与淫秽，不该是男女共同承担的罪责么，因何只把屎盆子全扣到了女性头上？ 二、男人永远是中心 男人中心论本不待多言，但在晚明小说中，男性形象却令人发指地逃脱责任，把出轨、淫秽的帽子全扣到了女人头上。似乎这世界上所有桃色事件，全是由女的欲望勾起的。 个中最极端的，当属《灯草和尚》。 《灯草和尚》的艺术价值不高，是一部充满着低俗粗暴性描写的庸俗作品。但越是庸俗，越接近时人思想的真相。 杨知县在外游历，夫人独守空房，突然来了个红婆子，从灯草里变出一个和尚，供杨夫人作乐。杨知县回家发现蹊跷后，红婆子又变出来春夏秋冬四个美女缠住他行欢。一时间，杨家变成了一个只知行乐的淫窝。 杨夫人本是个安静的居家女性，被红婆子一挑唆，一夜之间变成永不知足的欲望机器，天天想的便是如何与灯草和尚行乐。连同十几岁的女儿、粗使丫头，都迫不及待地加入淫乐大军。节操、克制、廉耻，都被扔到九霄云外。乱哄哄令人不忍卒睹。 然而这场人间乱局，究竟意义何在、目的何在？小说的末尾道破天机。原来当年杨知县在某处断一桩乡绅之妻通奸的案子，判决当场剥光衣服打板子。乡绅为了顾全自己的脸面，求知县打则随便打，但别剥衣服。恶趣味的杨知县仍坚持原判，乡绅羞愤气死。这事办的有伤天道，上天便派红婆子和灯草和尚来扰乱其家，诱使女人失节，败坏家声。 粗糙情节的背后，是一个令人瞠目的逻辑。 杨知县折辱别人家女人，这是他的过错，为何要让夫人、女儿和丫头失节来偿赎罪责。活生生的人写成这样，是那时的文人、抑或说唱艺人，真的没有识人阅世的智商？ 问题出在哪呢？其实还在文人本身。 晚明文人形象 晚明时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主力，已从宋元时期的群体创作者，转移为经过系统文化培训的文人，即如秀才、落第举子等。明朝虽然盛行心学，但那是士大夫阶层的事。在社会底层，不论是无知乡氓，还是散居于乡里的落魄文人们，仍旧受到程朱理学的支配。 特别是在夫妇伦常上，“夫者,妇之天也”的理念，文人们深信不疑，并且结结实实地贯彻到了文学创作之中。在他们笔下，女性必须绝对无条件服从男性，男性的一切欲望都是正常的、合理合法的，即使嫖娼，也往往被认为是风花雪月的浪漫之事。 当然，这种合理合法也是有限度的。明代官员如果嫖宿娼妓要按律治罪，不是你想干啥就能干啥。更不要说你丧尽天良地嫖宿多名未成年少女，不管放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杀无赦的罪过。 夫妇伦常是维护封建社会运转的纲常伦理，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一样合理。所以说，在艳情小说这个领域，你没办法去指责男人怎么样，而只能把罪名扣到女人头上。 反正扣了也白扣。 三、欲说还休的性 《水浒传》里写云雨之事，大多是点到即止，即使有些许场面描写，也只敢在旁白的诗词中展现一二。这是经典文学应有的矜持和体面。直到石破天惊的《金瓶梅》，彻底揭破了这层窗户纸。茅盾先生在《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一文中认为对性的描写“直至《金瓶梅》出世，方开了一条新路。” 这条新路，着实有些过火。《金瓶梅》创作的初衷是教化。书名各取三位女性人物名字之一字，主旨大概是：纵欲只有一个下场—死亡。然而正大光明的主题下，长久的性压抑借着说教的名义，一股脑爆发出来，令人大呼辣眼。 明万历巳刻本《金瓶梅词话》 纵欲这种事一个巴掌拍不响，要贬而斥之，自然是男女都要指摘。但《金瓶梅》对女性的污化却比男人高出了几个数量级。好似这个社会上，女人才是罪恶的来源，女人坏起来才是真正的不可救药。 李瓶儿本是西门庆邻居，偶然间见了西门庆一面，便勾搭成奸，对西门庆的房中术神魂颠倒。李瓶儿丈夫死后，她阴差阳错地招赘了蒋竹山，却嫌他性能力不行，没两个月就把他扫地出门。最后百川到海，还是嫁给了西门庆。 李瓶儿是书中诸多女性中较有智慧者，居然有这种表现，殊不合于寻常女性的风范。试看她骂蒋竹山的言语： “你本虾鳝，腰里无力，平白买将这行货子来戏弄老娘家！把你当块肉儿，原来是个中看不中吃，腊枪头，死王八！” 赤裸恶毒刻薄，令人不忍直视。 潘金莲比李瓶儿对性的渴望尤甚。性欲成了她生命的动力,其所有的聪慧、努力、奸诈、犯罪几乎都是为了追求性的快乐。西门庆已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潘金莲还要榨取他最后一点生命力。 这样一个人，会真的存在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潘金莲这个形象，集中了晚明社会对女性最恶意的想象，集所有坏的、浪的、贱的特点与功能于一身。与其说她是个具象的人物，反不如说，她只是男人猥琐性幻想的抽象集合体。 我们既然能理解被网民活生生粉成大流量IP的蔡徐坤，自然也应该能懂得晚明文人对女人的幻想。你有爱豆，想让他成神，不遗余力地把他捧上神位，甚至不惜与周杰伦的中老年粉大战。晚明文人爱狂想，自然也有理由造出一个淫邪浪贱的潘金莲。 似乎说远了。那么晚明文人为何为如此肆无忌惮地狂想呢？没人管吗？ 还真是。传统处世哲学，似乎在晚明时代失去了约束力。明朝经由嘉靖、万历两朝，上层政治的腐化，断绝了相当一部分士人的理想，对庙堂期冀的破灭，使得许多士人变得或是偏激狂妄，或是怪诞无行。其注意力也逐渐转向，或寄情游逸于山水之间，或浮浪流连于市井之里。而作为晚明小说创作的主力军，从他们略显偏激与挑剔的视角观察社会，那些本在正常范围内的社会问题，大概率会被放大乃至变异。 早已褪化为只会转述宋朝程朱语录的明朝理学，此时也失去了固有的统治地位，民间早就抛开约束玩嗨了，上层知识分子也逐渐要挣脱那些陈腐旧套，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发起天理人欲之辩，把程朱理学批的体无完肤。 李贽高调肯定“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把禁锢在“天理”阴影之下“人欲”解放出来。率真任性、不拘形迹的李夫子甚至宣称，“成佛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 诚然，病体衰浸的李贽并没有真做这种事。然而理论上的开放，着实令文学界亦步亦趋，开始了极为剧烈的变化。小说不知不觉间对女性、情欲、性爱话题高度关注起来，文风与尺度一夜之间超越传统话本小说。 结语： 文学的功能，在穿越时空后，往往会失去特定的时代意义，回归对人性的展述与剖析上。就像我们已不能设身处地体会北宋官逼民反的社会环境，而只能对梁山好汉的快意恩仇叫好一样，晚明小说置于现代语境中，已经失去鞭挞时事的意义，只剩下对情、爱、性的解说。世人的关注点，自然会转移到女性角色奇怪而异化的描写方式上。 不能不说，这对那些曾经杰出的、深刻的小说，是一种时代的误会与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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