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色欲的态度，二重性 晚明出版业发展，市井文化繁荣，催生了大量供以娱乐消遣的艳情小说。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根据成书先后，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到明中后期的《金瓶梅》，梳理出一条叙述视角不断私密化的演变脉络。至《金瓶梅》，卧室成为情节开展的主要场景，性事也变成一个被描写的重要题材。 在文学作品中，性事和色欲的呈现往往不限于其本身。一方面，文化的普及培养了大量的通俗小说读者，艳情小说的流行也正体现了他们窥视隐私的欲望，非常规的性事，偷情、乱伦、人兽相交，和不可能实现的偷窥又指向“越轨”。 在此之前，诗赋散文中涉及情色描写，偏向于使用一套模糊但相对固定的意象，只意在引发一种朦胧不清而并不怪异的情致。《牡丹亭》第十回和第二十八回也是如此，在涉及性描写时，借喻于那套意象，具体的动作描写则止于解衣缓带。在《金瓶梅》则加上了露骨而细致的动作描写，才使得直接的偷窥得以形成。但意象式的唯美写法往往以全然不同的文体呈现，即夹杂于白话中的诗词，或至少是格式工整的整句。 另一方面，投身创作的的士人给色欲赋予的内涵十分复杂。 王学对良知的强调，特别至后期重释“慎独”，将道德修养推向个人内在，而非赖于普遍性的天理。文学的关注也转向私人与内在。在此背景下，此时的士人不得不直面他们内心的欲望。他们承认了色欲，在艳情小说、春宫画做直露的色情描绘，私人通信中毫不避讳地谈论性欲话题；但同时也对无尽的欲望感到焦虑。从这个角度来说，艳情小说中往往在开头结尾加上的道学劝诫，不只是躲避攻讦的狗皮膏药，也或多或少显现了士人对色欲态度的二重性，他们沉溺于色欲的释放，却也从中洞见纵欲的危害。 《金瓶梅》中，道学劝诫由于残忍的“果报”显得格外诚恳，后半段改弦易辙，着重展现的也是败落和离散。袁宏道《与董思书》由此见《金瓶梅》“劝谕”之意，特赞其“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其弟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九）则对《金瓶梅》提出质疑，“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 ”他认为兰陵笑笑生若“有名教之思”，不必大费周章地用骇人听闻的淫乱事件作为噱头。两种截然相反的读者反应，恐怕来源于作者对欲望态度的二重性。 卜正民从趋于“时尚”的商业文化着眼，认为当时的性的追求也有一定的时尚，而是否能站在时尚前沿，是一种确认社会地位的手段。他们追求的不只是欲望的满足，也寄望于表达一种有格调的欲望，因而获得对其文化身份（名士、雅士）的承认。但《金瓶梅》的作者不像自诩雅士的张岱、董其昌之人关注审美与鉴赏的时尚，如更后出的《镜花缘》为众花排定名次，也区分了审美的高下。 兰陵笑笑生关注的是未分高下的色欲，也未从中区别出“情”。反而在他酒、色、财、气的粗略“四贪”分法下，四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导致实际上他倾向于将四者归结于一种欲望。但他笔下的西门庆，以不同的方式，却同样利用了色欲，确立他在小说世界的中心地位。 二 贪欲的一元世界 在第一回，作者将一首艳情诗假托于道教祖师吕纯阳子，并道“酒色财气最难看破”，而“财色”二字从来没有看得破的。小说前半部分便以西门庆的敛财和求色为线索展开剧情，不乏波折，但大体是一条上升之路，到第四十九回永福寺才埋下逆转的危机。在原本家财丰厚的孟玉楼和李瓶儿身上，西门庆纳她们为妾，既是敛财也是求色，两种欲望通过同一个欲望客体的人物合流。而不断纳妾的行为本身，也像聚敛财富的过程。 雄厚的财力也成为西门庆得以纵乐宣淫的资本之一。王六儿委身于西门庆，便是卖淫换财，西门庆不断对她有财物赠送（第三十七回到三十九回）。黄卫总以欲望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分法，指出《金瓶梅》“坚持在具体的社会和经济现实的立体背景之下来再现欲望。《金瓶梅》中欲望的描写是如此的逼真和有形可触，以至于它往往可以具体到被测算甚至量化的地步。”他据此认为这是欲望物质性的一面。然而，当切身可感的欲望通过文学手段以数字被衡量时，它已经脱离了内在的体验状态，具体的财富或性关系只作为数字的不断积累具有意义。此时的欲望并非出于物质的不足，不是为由金钱改善物质生活，也不是释放本能的性欲。西门庆的追求是以钱生钱，不断征服更多女人，对物质的亲临体验反而退居二位。借由物质展现依然是欲望的非物质性，也是无限性。 黄卫总在论述他的欲望非物质性时举出了另外两个侧面，一是西门庆总在追求对女性的完全支配，二是他总对别人的老婆而非未婚女性下手。但黄卫总将这些非物质的欲望归结于意涵更抽象的“气”，恐有失于作者本意。在第一回论“色”，谓有一种人“见了个妇女略有几分颜色，便千方百计偷寒送暖，一到了着手时节，只图那一瞬欢娱，也全不顾亲戚的名分，也不想朋友的交情”，也暗指西门庆觊觎别人的老婆，不顾朋友情分。这依旧在色的范畴内。毋宁说财色二端之所以难去，正因通向无限，难有餍足。 当欲望变成对无限的欲望，便难以将其限制于自身之内。在性事中对女性的支配更像是对权力的追求，而性只作为权力关系形成的手段。在他的府上，西门庆习惯用性的方式平衡各房姨太和受宠的婢女。 春梅倚仗西门庆的宠爱，身为丫鬟，却敢欺压孙雪娥，平日也不敬奉潘金莲。李瓶儿往往因最受宠爱，地位高出其他妻妾，后来更是母凭子贵。而第十九回，李瓶儿初入府时，西门庆报复她改嫁蒋竹山，采用的方式先是冷落她，让她独守空房。第二十一回，西门庆见正妻吴月娘为家中祈福，心生动容，通过久违地亲狎表达感激。 西门庆总是习惯用性的方式处理府内矛盾，两次饱含色情意味惩罚场景更助长性与权力的同构。分别在第十二回，金莲与琴童偷情败露；第十九回，西门庆报复李瓶儿改嫁。两个场景有诸多相似，皆是西门庆令她们赤裸地跪在地上，用马鞭抽打，责骂审问。起因也相似，是西门庆受到两人背叛。马鞭代替阳具成为权力的符号，下跪显现出地位高下。脱光衣裳不只是羞辱，也是诱惑和性事的先兆。第十二回更有细致的描写，展现金莲受罚的身体，“向他白馥馥香肌上，飕的一马鞭子来，打的妇人疼痛难忍，眼噙粉泪”“又见妇人脱的光赤条条，花朵儿般身子，娇啼嫩语”。金莲与瓶儿在惩罚场景中显现柔顺的女性魅力，西门庆则顺水推舟，用一场性事化解背叛与惩罚的危机。 支配权力的下达几乎没有任何阻碍，西门庆俨然府上乃至清河县的土皇帝。如上所见，背叛行为一旦被他发现，便会被加以侮辱性的惩罚。蕙莲与西门庆通了奸，她的丈夫发现此事，立刻被西门庆发配至徐州。在第二十八回，她不愿嫁与西门庆做妾，只得以死逃脱他的控制。而一个小丫鬟的死根本无关痛痒，西门庆的权威没有受到一点挑战，毫无悔愧地继续他的欲求之路。 细玩潘金莲的形象塑造能展现更多这一权力的面向。田晓菲女士关注到金、瓶、梅三位女主人公对色欲的坦诚追求，并在《秋水堂论金瓶梅》的前言中认为《金瓶梅》往往“从女人的角度来写女人的欲望”。然而，女人的欲望得以展现首先因为这是与西门庆的共识。 色欲的解放也是整部小说的底色。色欲的有无不存在争论，无疑是有的，甚至几乎没有被压抑，在西门庆身上发生的性事，尽管有不同的意图，但从来都是你情我愿。共识实则以模棱两可的方式阻止女性以独立主体的身份发声，何况在《金瓶梅》中，极具诱惑力的女主首先是西门庆欲求的客体。作者总是在不遗余力地展现她们身体的诱人之处。但西门庆值得崇拜的不是身体，而是强大的性能力，掌控这些尤物的资本。作者又习惯将不同的女子统称为“妇人”或“那妇人”，多个女性同时在场，为避免混淆，才不得不以名字加以区分。但分明全书中地位最特殊的西门庆才最不容易被弄错，他却绝不会将西门庆略称为“那老爷”“那官人”。 以《如意君传》作为对照，更能体现女性声音实则被掩盖。黄卫总也用到这一材料，但他将其作为《痴婆子传》的对照，意在显现持握权柄对女性色欲实现的重要性。《如意君传》的女主人公武则天是实际上的天下之主，和西门庆这个清河县土皇帝有相似之处，至少都是小说世界的权力中心。在《如意君传》，女性成为权力中心，男性（薛敖曹）却以阉割自己作为威胁，且“敖曹自是每以为劝”。尽管他完全处在权力劣势的一方，仍能依靠性的手段，对武后施加影响。 而在《金瓶梅》，西门庆对潘金莲的冷落引起她对其他姬妾的嫉妒，但对西门庆的不满，只能化作撒娇式的妥协。自杀的宋蕙莲（原名宋金莲），作者别出心裁地设计她与潘金莲姓名出身相似，成为一个镜像，反是全篇最“烈”的角色。尽管她身上仍有很多复杂而矛盾，甚至不和谐的性格因素。但如上所述，在权力的视角下，她的死只能让她自己脱离西门庆的控制，却无伤权力结构的分毫。《金瓶梅》处在权力劣势的女性，要么选择和西门庆达成共识，在第十二回，李瓶儿利用西门庆戏弄潘金莲，也是正中西门庆下怀，让他借机敲打潘金莲；要么带着另一种想法含恨死去。像薛敖曹劝诫武后那样扭转西门庆的想法，几乎不可想象。 但丈夫作为一家之主而拥有绝对的权威并非常态。作者通过西门庆无法抗拒的性魅力才将这种权力控制合理化。潘金莲对武大总是颐指气使。第十三回，李瓶儿再嫁蒋竹山，但拒绝了婚内求欢，理由恰好相反，是丈夫的性无能。对女性的控制是少数真正的男性，即拥有强大性能力的男性才有的特权，在小说世界里，这个男性实际上只是西门庆。强悍的武松在需要他推动剧情时才登场。 除了故事开幕近于真实世界的常态，在剧情展开中，《金瓶梅》的世界完全道德沦丧。但这个世界又非处在无价值的混乱状态。对“财色”的追求怪异地取代了现实世界的道德，成为不言自明的共识，反而约束了人物的行为——人物们总是在追求自身欲望的满足。这也让小说世界最终呈现为有关贪欲的一元世界，凸显的不是人物作为主体的声音，而是作者借人物的观点、命运所要表达的悲悯、讽劝。人物实际上共有作者给小说世界制订的一元世界观。而女性人物更被约束于男性倾向十足的叙述视角。在一个男性叙述视角下构想的女性客体人物身上贸然谈论从女性角度书写的欲望极为冒险。 但在三位女主角中，兰陵笑笑生又对潘金莲投注了最大的同情，在书末有谓，“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金莲连害二夫，本该罪孽深重，他却以为金莲遭恶报可怪，不乏怜悯之情。如果同时关注到《金瓶梅》一书源出于《水浒传》的枝节，恐怕金瓶梅三人中，真正的女主人公不是活到最后的春梅，也不是最受西门庆宠爱的李瓶儿，而是潘金莲。作者给了她不让男子的高傲，在第二回，她曾自称是“不带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但在嫁入西门府后，反安排她处在一个极压抑的位置，被冷落的小妾，分明最善妒，却不得不借跋扈的婢女赢得西门庆的宠爱。对她的心迹有最多展露，最终使她成了一个极具张力的人物。 另有一处细节，文中屡屡强调潘金莲识字。其他女性即便也识字，只在登场时带过一笔。但在在第三十九回潘金莲生日，识字终于发挥了实际的作用。寺院送来的祈福经疏只写了正室吴氏与生了孩子的李氏（瓶儿），没有她。心生嫉妒增加了一条前因，她希望并且有能力探知她自己在府上的地位。在第二十六回偷听西门庆与宋蕙莲偷情亦然。 西门庆和潘金莲身上同有源于色欲又超于其上的欲望。在西门庆呈现为完全的释放，而他最终死于无尽的追求；潘金莲总是在被压抑，暂时地跳出常轨，又被拉回其中。毒死软懦无能的丈夫武大，嫁给伟男子西门庆，反而做了不受宠的妾室。不甘寂寞与小厮偷情，东窗事发反遭羞辱。改嫁西门庆一时躲过武松报他的杀兄之仇，在西门庆死后依旧难逃恶报。对欲望的压抑因其出身贫寒的女性身份易于理解，可她更像是弗洛伊德所谓被阉割成为女性的男性。 三 荒淫无道和因果报应 艳情小说中的劝诫往往借因果报应，让主角因纵欲过度受到惩罚，以缓和在虚拟世界中纵欲带来的道德压力。但在果报的安排上，也有一重性别差异。 对于三位女主人公，东吴弄珠客序言中谓“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为更惨”。李瓶儿的死是因花子虚的亡魂纠缠，源头仍在与西门庆偷情，又纵容西门庆占了花家财产。另外两人，奸淫致死，作者通过宿命报应式的结局安排，将她们的死因解释为纵乐于非正常的性事。金莲死于武松之手，是因通奸杀兄之仇；春梅因贪淫，死于怪病“骨蒸痨病症”。自我的觉醒，过人的智慧和美貌，让她们暂时占得一席之地，最终却使她们落得较其他妇人更悲惨的收场。 西门庆也死于荒淫，作者却在其中安排金莲替他多用了胡僧的药，与先前毒死武大事暗合，只不像对武大是蓄意谋害。再加上金莲被算出“刑夫”的命格，她在西门庆之死中难辞其咎。男性的悲惨命运首先由于女性的诱惑，在女性身上，作者却更倾向于从她们本身找原因。第一回论色之害，对典故的有意曲解颇耐人寻味。“石季伦泼天巨富，为绿珠命丧囹圄；楚霸王气概拔山，因虞姬头悬垓下”，将女性视作“红颜祸水”，推为败落的直接动因。 许多艳情小说，果报只是冲击主人公反思纵欲行为的环节，最终的结局则是主人公幡然醒悟，往往以皈依宗教告终。在《醒世姻缘传》狄希陈念《金刚经》消除罪孽，而其正是一部十分注重果报的作品。《肉蒲团》未央生最终则遁入空门。但在《金瓶梅》，宗教并不是一个解脱之所，第七回有僧人隔墙听淫，第四十九回是胡僧给了西门庆置他死地的壮阳药。 与此相应，皈依宗教意味着个人由内而发的悔悟，而在完全堕落的《金瓶梅》世界，个人的觉悟完全缺席。只有暴死或是被揭发，将主角的荒淫行为突兀地打断。果报完全是外来的宿命，而无关内在转变。一元化的贪欲世界也折映出作者极为悲观的态度，他对个人的觉悟不寄任何希望。在道德被取代的小说世界，人物全然沉沦于贪欲，如吴月娘、孟玉楼之类安分守己的人物，同样精于打算自身的利益。她们几乎静止地处于故事开始时的常轨之中，故而得以保全自身。 正因《金瓶梅》的果报没有给人物忏悔改过的机会，使道德警示的意味较别书尤其浓厚。反而那些主人公忏悔变成了徒有其表的仪式。在《金瓶梅》，纵欲和道德堕落被解释为一条单行线，没有回头是岸，唯有以报应终结。潘金莲几番越出常轨，也已在处境越变越糟的路上。它所呈现的贪欲世界，是现实中欲望濒临失控的一种极端走向，饱含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焦虑和悲观。女性角色在贪欲世界中不可避免地触及她的欲望，但她们依旧首先是充当祸因的欲望客体，而先以独立的主体呈现，关注到自身的欲望。 参考文献： 兰陵笑笑生著，齐烟、王汝海点校：《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香港南粤出版社，1990年。 袁宏道：《袁宏道集》，凤凰出版社，2009年1月。 袁中道：《珂雪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9月。 黄卫总：《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05月。 卜正民：《纵乐的困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 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0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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