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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宋明理学之所以能够出现，其核心根源在于孔子。孔子的自己不言天命鬼神而且也不回答弟子们天命鬼神之问，是宋明理学得以出现的理论根源，而且是最核心的根源。 关于宋明理学，是一个称得上“毁誉参半”的学说。鲁迅所诅咒的“吃人”的“封建礼教”，说的就是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自称为“哲学人”的人认为，宋明理学给中国哲学人争了气，并认为宋明理学影响了不少西方的哲学名人。 在我们看来，宋明理学既偏离了孔子儒学的正确轨道，也与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哲学不搭边。也就是说，宋明理学是一个很奇怪的思想产物。 下面，我们就具体剖析一下宋明理学的“真面目”。 按学界观点，宋明理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宋明理学只指程朱学派。广义理学则是中国历史上两宋（北宋和南宋）至明代的儒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 学界认为，宋明理学是在与佛道两家的“冲突”与“交融”中诞生的“新儒学”。 应该说，在人类第一思想大师孔子谢世之后，整个人类就进入了一个思想迷茫的历史发展时期。 这种情形在西方表现得较为突出和严重。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西方思想界，怀着人类特有的对“本质”和“起源”问题的天生疑问，开始了“神人”关系探究，并自此走上了逐步认同科学方法与原则的思想旅途，其直接后果，就是把哲学送上了“断头台”——使人类前进到今天的“后哲学时代”。 所谓“后哲学时代”这种委婉的说法，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不再有哲学的时代”，意思是说，哲学已经死了，或者说，哲学是什么用途都没有的东西，人类已经不需要它了。 在中国，由于孔子的奠基，并没有发生西方人那种走向歧途的情形。虽然孟子和董仲舒在学术上背离了孔子思想的主轴，但是，由于没有偏离过远，尤其是董子巧妙地把天与三纲和五常等概念同阴阳五行 理论掩人耳目地糅合在了一起，使得“董子儒学”在政治层面和大众层面，都能得以“蒙混过关”。 但是，由于汉末道教的创立和佛教的传入，尤其是道家与佛家关于“本原”和“起源”问题的观念，使得不懂孔子儒学真谛的儒家思想捍卫者们，都急于找到能与佛道两家对垒并试图统一佛道两家而独显儒家思想的“新说法”，于是，便有了今天所称的宋明理学。 而所有这些，归根结底，完全是因为孔子“不言”天命鬼神也不许弟子们询问这类问题造成的“后遗症”。从今天的角度回过头去评价孔子及孔子儒学，我们不得不说的是，孔子的智慧程度，在人类所有的思想家中，绝对是首屈一指或独一无二的。 抛开主观色彩和情感倾向之后，至少在“哲学人（具有“最高”哲学“学术水平”和“学术层次”的学人们）”的学术层面来讲，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只有孔子在轴心时代诸圣之后的人类思想史上，能够安然无恙地度过西方哲学史上的“三次危机（一说四次危机）”。至于遭受的不明真相的“批判”，反过来可以更加证明孔子的伟大。 这个现象和事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孔子能够“一以贯之”地坚守学术准则和底限，即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不能言说”的问题，孔子绝对做到了“绝不言说”；反过来看，作为第一智慧大师的孔子同样是一个“人”，因为爱惜自己的身后名，他宁肯放弃能够彰显自己思想水平的“谈”与“论”， 宋明理学与儒学的关系 在儒学内部，或者说，在孔子的“后继者”中，难道他们都不知道形上问题的“不能言说”吗？如果他们真的不知道，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想想，作为宗师的孔子却坚决地、义无反顾地保持自己“不欲言”的准则呢？而且也禁止弟子们问及此类问题呢？ 也许，更大的可能是，他们想了，而且，即使知道了也不想遵守。 所以，我们看到，自孟子和董子开始，孔子不许谈“天”问题的“门规”终于被弃之不顾了。 到了唐代，韩愈和李翱等开始鼓噪，到宋儒开始扩散并各抒己见，终于使宋明理学得以“坠地”。 但是，孟（柯）董（仲舒）朱（熹）王（守仁）的各“说”，实实在在给“孔子之教”带来了“污点”——破坏了孔子“不欲言”的“门风”。我们这么说，并非是对这些先儒不恭不敬。我们只是想说，如果他们不打着孔子的旗号，而能像老子和释尊那样“独创一说”而令西方人“仰视”的话，我们反而会引以为傲的！ 对于推崇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方法与理论的人而言，中国的一部分哲学“职业”学者认为，朱熹的理气说“把理想主义的孔孟之道推向了理性主义的理论高峰（这种对“理性主义”的恋恋不舍式的盲目推崇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另一方面，对于形而上学荒谬性的认识，促使即便是在哲学的发源地——西方，绝大多数清醒的哲学家们已经陆续地、恋恋不舍地逐步抛弃了形而上学，并竭力让西方哲学研究进入“后形而上学”阶段。 所以，当看到“把理想主义的孔孟之道推向了理性主义的理论高峰”这种结论的时候，实在难以描述我们的心情，更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评论它。 如果朱子的拥护者们对我们的评价结论“不满意”，或者情绪激动，我们只能奉劝一句：你们完全可以用“我选择，我喜欢”这类的说辞来自我安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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