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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一般都特别注重节奏的连绵气势,黄山谷是个例外,他对构成形式和对比关系的倾心和取得的成就别开生面,后人都或多或少在他独特的方法和形式中受到过启发。明代祝允明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草书点画线条盘旋迸跳,穿插避让,结体雄奇跌宕,大小仰伏。章法上没有行与列的区别,上下连绵,左右穿插,浑然一体。《草书赤壁赋》为代表作,书写上以气行笔,以势造型,节奏如狂风骤雨,震电惊雷,有横扫千军之势。文嘉跋曰:“枝山此书,点画狼藉,使精神得张巅之雄壮,藏真之飞动,所谓屋瘺痕、折钗股,担夫当道,长年荡浆,法意咸备。”其实他的书法除了张旭的横撑和怀素的环转之外,还有黄庭坚夸张的点线结合。 书法作品的章法,行距疏阔能强化纵向的阅读顺序,上下连绵,产生时间特征和音乐感觉。这两种章法是矛盾的。假如行距过密,行与行之间点画的相互穿插过多,会损害纵向运动的势感,消弱作品的时间特征和音乐感觉。祝允明草书在这方面有缺陷,明末的董其昌感受到了这些欠缺,他的草书运笔没有强烈的提按顿挫,化折为转,线条粗细基本一致,圆润细劲,章法上字距行距疏朗,布白空灵,形成一种空阔清新的艺术风格。 明自嘉靖以后至明末,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从哲学到文学艺术都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草书更能抒发人主体情感,从狂放的徐渭到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的书法中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个性解放给他们书法带来的强烈鲜明的艺术语言。 二王创立了行草书法的内偃与外拓两种笔势,张瑞图继承了这样内偃的形式,起笔与收笔上抛弃笔法上藏头和护尾的传统规,收笔利落,锋芒毕露。用笔明显的特征是以偏侧之锋大翻大折,因而突向的动态,一变历代草书家以圆转取势的笔法,以方折峻峭取胜。在翻折中,细而尖的笔锋与锐利的方折显得尤为突出,横画排列紧密,犹如山水画中的折带皴,富有鲜明的节奏,章法上行距疏空,竖行中,压紧字的距离,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风格。 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在笔法上各有倾向,但在章法上趋于同调,行距疏空,字距茂密,显示了同一时代的书法特征。只有王铎的狂草真正远离了元、明两朝绝大多数书家所求的典雅蕴籍之风。 唐孙过庭《书谱》说:“草书以使转为性质”,“草乘使转,不能成字”。草书要求线条圆转流畅,然而意味求圆求畅,没有方笔、停、留、提、按、顿、挫,就会缺少阳刚之气。王铎草书在尽量保持流畅的前提下增加一些用笔的提按顿挫,照顾到一般规。线条要流畅悠扬,表现平和优雅的感情,用笔上有三种方法:第一,用笔铎平面运动,线条粗细变化不要太大;第二,线条要表现的圆润;第三,扩大上下字之间的纵向间隔距离,使笔画的的连接能圆转的过渡。线条要表现跌宕起伏,表现激烈亢奋的情感,也有三种方法:其一,用笔多垂直移动,使笔画与上下跳跃;第二,线条的形质要方硬;第三,王铎所强调的就属于这一方法,缩小上下笔画与上下字之间距离,使笔画的连接只能采用折笔的形式。其作品《草书诗卷》点画强调上下提按,因此线条的飞腾跳跃有强烈的运动感;又由于折笔产生出许多角,而且上下笔画的间隔距离很小,这些折角其尖锐,使结体造型的外向张力特别大,强烈的运动感和强大向外扩张给王铎的草书带来了生气、力量和阳刚之美。 张瑞图用翻腕的写法将王羲之的内偃法推向了极端;傅山用转腕的方法将王献之的外拓法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其用笔强调使转,线条回环连绵,章法从上至下,大小错落有致。 明末草书成就非凡,除王铎与傅山外,清初以后,草书又走向沉寂,直至清末和民国初草书才逐渐有所起色。沈曾植草书通过黄道周,上朔流沙坠简和秦汉碑版,在点画结体和章法上都融合帖学与碑学于一体,开创了一种崭新的面貌。林散之将绘画中的用墨变化融入草书之中,润如春草,枯似秋藤,将枯湿浓淡变化的反差推向极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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