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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棚旧婚俗－闹新女婿探源 雪岸 “来罗！来罗——” 一个十多岁的小孩从塆（村）外跑回塆里，边跑边大喊：“新女婿（新郎）来罗！” 早已聚集在塆头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听到喊叫声，立即骚动起来。 “快准备、快准备！”有的大人对着新娘家喊起来。 “伢们！准备好你们的东西，好好热闹一番！”有的老人们对着小孩们说。 有个半大小伙子说：“拿上东西，我们到路上去打新女婿！” “伢们！就在塆里，等新女婿来了，炮竹放完，你们再闹！”立即有大人出来指挥。 刚想出塆的小该们立即停了下来。他们提着装了苦楝树籽的小蓝子，一个个跃跃欲试，作好打新女婿的准备。这是他们头一天就准备了的打新女婿的武器（弹药）。 不一会，一群抬着各样礼盒的队伍，在媒人的带领下进了村。其中新女婿在抬礼盒人的后面，在几个来亲的拥凑下跟着队伍进了塆。 紧接着，新娘家的大门前，放起了鞭炮。“噼叭、噼叭”的炮竹声震耳欲聋。炮竹声未停，就有小孩和半大小伙子上前，抓起小蓝子里的苦楝籽朝新女婿的身上扔去。等炮竹声一停，场面就更热闹了。被打的新女婿只能自我保护，不能还手；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拿出预先准备好的糖果（或小红包，一般以糖果为主），朝天上撒去。那些忙着打新女婿的小孩们，忘了再去打新女婿了，在地上抢起落下的糖果。 这时，新女婿家带来的礼盒被接进了新娘的家。随即大门被关上，并由人把守，把新女婿拦在门外。抢完糖果的小孩们，又将尚未撒完的苦楝树籽，朝新女婿的身上砸去。新女婿一边躲避，一边再向天上抛糖果，一边向守住大门的新娘家人送红包。就这样，几次三番，新娘家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直到媒人和新女婿及来亲在堂屋里就座，打（闹）新女婿的程序才算走完。至于喝茶、吃饭时还不时有一些小小的恶作剧就不用说了。 这是上个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发生在安陆赵棚一带婚俗中“过盒子”的一个场面。也是笔者儿时和青少年时期多次见到的场面。很显然，这样的场面就是把新女婿当作抢婚者来对待，才出现新女婿被打、被拒之新娘家大门外的场景。 近日，又看到【中外风俗大观】一书。其中第136页在【打女婿】一节是这样叙述的：“在中国某些地方，特别是西北地区部分回族婚礼中盛行着打女婿习俗，新婚当日，当新郎娶亲行至新娘家门口时，早已聚集的顽童或小伙子，用土块或雪球朝新郎打去，新郎只能躲避，不能还手——打女婿成为当地男女老幼对新郎的一种独特的欢迎方式。”本书描写的情节，是不是和我上面的叙述类似。不仅回族，在汉族中也有如此婚俗，大概是【中外风俗大观】的作者没有想到的吧。 笔者文中所说的“打”，主要是是针对小孩以及半大小伙子们而言的。对大人们则是“闹”，也称“闹新女婿”。当然在那样的场合，也有大人们向新女婿摔苦楝树籽，不过他们都会掌握轻重，不会伤及人身。因为小孩子们力气小，砸苦楝树籽，怎么也不会伤到新女婿，也只能算是“闹闹”，即图个热闹而已。“热闹”一词，在鄂南通山县的方言中称为“闹热”，只有“闹”，气氛才会热烈，将“热闹”说成“闹热”是很有道理的。 到了此后的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以致进入二十一世纪，老家那一带部分地方还在沿袭这种婚俗。到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进城务工（包括打工）经商成为常态，进城（镇）购房定居不断增多，这种婚俗才逐步淡化，逐步为新式的结婚仪式所取代。 【安陆县志】（1993年12月出版）云：“新中国成立后，家村青年除依据{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办法}办理结婚登记外，还沿袭旧俗，即“提篓”（送预定聘礼）、“过门”（正式定婚）、“上门”（追婚）、“送日子”（请期）、“过盒”（催妆）、“迎亲”等几个步骤。” 【安陆市志】（1979-2000）在【婚嫁习俗】一节中云：即“说媒、送茶礼、送端阳、送日子、过盒子、哭嫁、熬夜、铺床、发亲、拦车马、拜堂、喝交杯茶、撒帐、闹洞房、拜茶、回门、谢媒、分家。”其中，对过盒子一节是这样叙述的：“80年代，正式婚礼前，男方送礼物到女方家里。礼物要用一种专用的礼盒装着，因此叫'过盒子’，也称'追节’。礼物中有猪肉、鱼、烟酒等，系女方家里招待亲友时用。90年代，多改为送钱。” 在此要说的是，道光版的【安陆县志】没有如此的记叙。 遗憾的是，【安陆县志】（1993年12月出版）和【安陆市志】（1979-2000）虽然均提到过盒子的婚俗，但都一笔带过，没有祥叙。 为什么在我的老家一带会出现这样的婚俗场面呢？如此之类的婚俗在各地又有怎样的表现？特别是它的源头何在？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有关著作，特别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等，经过分析认为，这一婚俗其实就是人类婚姻制度在发展中曾经普遍发生过的“抢婚”现象的遗风。 抢婚，又称劫夺婚、抢劫婚、掠夺婚。 抢婚，是一种在原始社会末期，由对偶婚向个体婚制过渡形成的现象。即由男子通过掠夺其他氏族部落妇女的方式来缔结婚姻。对偶婚制实行"夫从妇居"，男子"寄人篱下"，难以树立性别权威。随着男子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提高，开始了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的转变，此时由于自然选择规律而开始形成族外婚。即男子必须在本氏族外寻求妻子，但某些女子却不愿意离开本氏族而嫁到外氏族。一方要娶，一方不愿嫁，就只能靠掠夺形式来实现婚媾了。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集中，着重论述了历史上的抢婚的形成及其作用。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57页云：“顺便提一下，抢劫妇女的现象，已经表现出向个体婚制过渡的迹象，至少是以对偶婚的形式表现出这种迹象——于是在这里群婚开始消亡。” 恩格斯在第59页云：“原始时代家庭的发展，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并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由于次第排斥亲属通婚——起初是血统较近的，后来是血统愈来愈远的亲属，最后是仅有姻亲关系的——，任何群婚形式终于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了，结果，只剩下一对结合得还不牢固的配偶，即一旦解体就无所谓婚姻的分子。从这一点就已经可以看出，个体婚制的发生同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性爱是多么没有关系了。所有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各民族的实践，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在以前的各种家庭形式下，男子是从来不缺乏女子的，相反，女子倒是多了一点；而现在女子却稀少起来，不得不去寻找了。因此，随着对偶婚的发生，便开始出现抢劫和购买妇女的现象，这是发生了一个深刻得多的变化的普遍迹象——。”恩格斯在此阐述了抢婚的现象的成因。 恩格斯在第58页又云——“在这种越来越排除血缘亲属结婚的事情上，自然选择的效果也越来越表现出来。用摩尔根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创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了，新生一代的颅骨和脑髓便自然地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才能的程度——这样，实行氏族制度的部落便必然会对落后的部落取得上风，或者带动它们来仿效自己。”从这一段话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那时的抢婚所起过的历史性的作用。 从中国历史看，关于抢婚首先可以从甲骨文中找到蛛丝马迹。甲骨文中的娶，其写法是一只手举着大斧，对着屈膝的女子，表明“娶”是武力威逼或战争掠夺的产物。 抢婚的最早记载当属《周易》。 《周易·屯·六二》云:"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其意思是说:一群人乘马而来，想进又难于前进，却又在原地回旋。这不是强盗前来抢劫，而是来抢亲婚配。《易经 ·屯·上六》云:“乘马班如，泣血涟如。”意思是说这一群人乘着马在原地回旋，被抢的姑娘悲痛得血泪不断流淌，山路上留下一串可怜的哭声。寇与婚同时出现，说明婚姻与掠夺有关。然而，有的人认为，易经所写的不是抢婚，而是描述婚姻热闹场面的颂歌。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倒是梁启超的观点应予以肯定。梁启超曾云；“夫寇与昏媾，截然二事，何至相混？得毋古代昏媾所取之手段与寇无大异耶！” 此后的记载则更多。 东汉许慎的【说文】（即【说文解字】）载：“礼，娶妇以昏时——故曰婚。”因为抢婚在夜晚比较容易成功。 【礼记·郊特性】记载有“昏礼不用乐”、“昏礼不贺”之说。对抢婚成功的男方家庭而言，，大概是怕女方闻乐声前来抢回女子，当然不用乐了。对女方家庭而言，女儿被抢，全家哀伤，当然就不能祝贺了。 以后，随着原始的抢婚的现象的逐步消失，人们的记忆逐步淡亡，而且王公贵族由于奢侈放纵，打破禁忌，婚礼首先用乐，接着收取贺礼。随即民间从而仿效行之。 以上等等，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从【中华文化通志】记载的过去各地流传的一些婚俗，也说明抢婚对后世婚姻礼仪的延续和影响。 广西云南僳僳族，娶亲时，双方约好地点，抢那么一番。男方结伴持刀，女方假装呼救，女伴亲属佯救，男方扔钱财，女方亲属拾钱归。这个，估计就是现在乡下迎亲时，新郞所扔的红包。 在湘西南瑶族聚居地区，还流行一种类似“迫婚”的娶亲习俗。即成亲之日，新郎在伙伴的陪同下去接新娘，待新郎将至之时，新娘故意出外躲避，新郎见了便去追，追上后双方挽手一同回到新娘家。刚刚进屋，新娘又跑，新郎再追，如此反复三次，新娘才拜别父母和亲戚。 在鄂西南、鄂西北一带，娶亲队伍最多达48人。前两人各持一根新竹（寓意夫妻感情长青不衰）、扯起一条中间系着绣球的红绸，红绸下垂一尺黑布（黑红两色相配反映对色彩的崇尚），黑布两角各缀一枚铜钱（寓意致富发财）。接着是打着灯笼、火把，虽说是白天也要点上。然后则是旗罗伞盖、鼓乐彩礼和花桥。但女方家并不轻易接待，而是当门放一张桌子拒来客于门外。当然要用礼钱（包括猪头、猪腿）才能赚开大门。 有学者认为，中国旧制婚俗里，仍有抢亲的遗留。比如男方迎娶女方，女方要蒙红盖头，防止她们记下回家的路，伺机半路（或以后）出逃。这一手，跟土匪绑人，用黑布蒙其眼是一个道理。再如，过去一些地方乡下迎亲仪式中，前有火铳开路，紧随其后的是十几个半大小子，手举各色小旗招摇，新郎身后更有众多的弟侄等青壮年护卫，咋看咋觉得象抢。而女人臂弯上所戴手镯，我们不妨把它想象成手铐。至于某些山区的哭嫁习俗，更是让人怀疑，新娘子是被人抢走的。这些学者的观点应该是有道理的。 在此，笔者顺便要说到是，【中华文化通志】第九典【婚姻志】有一些关于抢婚的观点，并不为笔者认可。如此书将掠夺婚按其性质以及具体掠夺方式或原因分成五种形式，离原始的掠夺婚形式相差甚远。还有的就是有将封建社会的某些丑恶的个案当成普遍现象之嫌。如在“依靠权势掠夺”形式中，以唐玄宗强夺儿媳寿王妃杨氏为例，有失偏颇。 此外，婚俗中的“哭嫁歌”中也遗留了“抢婚”的痕迹。 哭嫁，在荆楚地区比较普遍，其中土家族最为盛行。有女哭母，母哭女，哭兄嫂，哭婆母，哭媒人。在湖北咸宁一带还有哭百花。 由张正明、刘玉堂编写的1998年10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化通志】【第二典 地域文化】【荆楚文化志】第426页云：哭嫁中“有的姑娘这样诅咒媒人： 胡豆开花绿茵茵，媒人吃了爆眼睛； 油菜开花一包籽，媒人吃了烂肚子。 鸡蛋黄，鸭蛋黄，媒人吃了要断肠； 鸡蛋青，鸭蛋青，媒人吃了要短命。 【中华文化通志】第九典【婚姻志】记载，土家族姑娘在哭嫁歌中如此咒骂媒人： 背时的媒人是条狗，那头吃了这头走， 娘家来吹女婿好，婆家来夸嫁妆多。 树上麻雀哄得来，岩上猴子骗得走， 豌豆开花角对角，媒人嘱了烂嘴角。 铁树开花八寸长，媒人吃了烂大肠， 板栗开花球对球，背时媒人吃了断舌又烂喉。 人们都知道，在以男女授受不亲为礼仪的封建社会，媒人在婚姻中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所以才会有月老、红娘、红叶、保人、媒妁、冰人等之称。但是一些地方的哭嫁歌中却出现了咒骂媒人现象。除了过去婚姻由媒人说合、父母包办，当事人不满意者大有人在。他、她们一般不能或不敢责备父母，便把一腔怨气发泄在媒人头上。笔者还以为，媒人也就是原始时代“抢婚”的通风报讯者（或信息提供者），自然会遭人咒骂。此“哭嫁”之俗沿袭下来，就是以此解千年之恨。 顺便提及，在有的“哭嫁歌”中则更直接把“迎亲”说为“抢亲”： 阿哟阿爸啊，再坐两个时辰，我就要离开你们了， 人家就要把我抢走，女儿再不是爹娘的女儿，女儿成了人家的人了。 除了赵棚一带的打（闹）新女婿的婚俗外，在安陆部府城周围一带还有夜晚娶亲的习俗。 【荆楚文化志】第427页云：“湖北安陆一带，迄今仍有夜晚娶亲的习俗，只不过为安全起见，火把已由马灯所代替。” 近些年，这种夜晚娶亲的习俗在个别地方仍在沿袭。只不过既不用火把，也不用马灯，而是用的更方便更安全的手电筒。 综上所述，笔者安陆赵棚一带的打（闹）新女婿的婚俗，无疑应是抢婚风俗的遗留。借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到加利福尼亚半岛的居民在一些节日时，说过的一句话——“还保存着一点朦胧的记忆”，那就是安陆赵棚原来的婚俗，也应该是对“抢婚”还保存着一点朦胧的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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