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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灭亡之后，整个中国北方陷入了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争霸的混战之中，其中，鲜卑的拓跋部在这场长期斗争中崛起。 公元386年，拓跋珪建立了北魏王朝，公元398年，北魏将都城盛乐迁到了平城（今山西大同）。 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拓跋焘统一北方，北魏将原来的凉州吏民三万多户（其中包括高僧、建筑家、数学家、天文家等）迁至其国都平成（今天的山西大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才迁徙，而这一批人对北魏的发展，尤其是佛教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北魏建都平城，佛教发展的中心也从凉州转移到了平城。 云冈石窟根据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的发展，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早期的石窟即今天云冈的第16~20窟，也被称为昙曜五窟。昙曜五窟更多延续了“凉州模式”的石窟艺术风格，延续十六国风气，其西域外来艺术因素仍然比较多。例如云冈石窟第二十窟的主尊“露天大佛”，其着袒右肩袈裟而右肩覆衣角的形式就常见于凉州地区，所以也被称为“凉州式袈裟”。另外，昙曜五窟中有些佛造像带有明显的犍陀罗风格，波浪卷发，深目高鼻等特征非常突出。 图一 云冈石窟第二十窟的主尊“露天大佛”， 云冈石窟第18窟，正中立像高达15多米，右臂袒露，身披千佛袈裟，刻画细腻，生动感人。侧龛立象亦生动。 但昙曜五窟也从各个方面体现出了区别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艺术”的创立。昙曜五窟最大的特点是佛造像代表佛陀的同时，也象征着具体的皇帝、统治者个人。这种特殊的佛教造像也其他佛教地区从未出现过，所以也可以说，昙曜五窟的开凿，代表着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艺术”的开创。 云冈石窟第13窟 交脚弥勒佛像 高12多米 左臂与腿之间雕有一托臂力士像，是云冈石窟仅有的一例。 云冈石窟第二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即位至迁都洛阳前。这一时期开凿完成的佛窟，有四组以双窟形式出现的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和一组以三窟形式出现的第11、12、13窟，以及尚未完工的第3窟。云冈石窟第二期佛教洞窟不同于昙曜五窟，其逐渐开始体现出明显的汉地审美。例如参考中国传统建筑样式以营造出佛国仙境般的场景，造型样式上，汉式服装、雕刻技艺等逐渐显露出来。我们从中能很明显感受到，佛、菩萨等造像的雕凿，和早期北方民族推崇的刚毅和豪放不同，其更多了南方汉人的从容与洒脱。 云冈石窟第三期的造像样式及特征已经具有明显的汉地审美。太和十八年，北魏迁都洛阳，云冈的皇家佛教建造工程宣告结束。后期云冈的开窟造像之风更多是由民间刮起的，造像内容上区域模式化和简单化，这个时期的造像风格也不同于早期的雄浑健硕，整体呈现出形体文弱、面型清秀、服饰重叠繁复的汉地审美特征。 云冈石窟第18窟 和云冈石窟具有明显北方少数民族所崇信的佛的伟岸庄严形象不同，龙门石窟所展现的更多是“秀骨清像”。北魏早期的衣纹紧窄、偏袒右肩式的袈裟被褒衣博带式的服装所替代，衣裙层层垂悬，形成疏密间杂、通体流畅的衣饰线条，从而达到了飘逸豪迈的艺术效果。 龙门石窟雕刻的飞天动作潇洒，多呈跪姿，雕刻手法由云冈石窟的直平刀法向龙门石窟的圆刀刀法过渡，艺术风格也由浑厚粗狂、富于幻想的神秘色彩转向精细入微、趋向写实的境界。 龙门石窟 卢舍那大佛 (卢舍那大佛，是按照武则天的形象塑造的，作于唐高宗咸亨四年，即公元672年，位于洛阳龙门西山南部山腰奉先寺，通高17.14米) 比如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主尊释迦牟尼，嘴角上翘，微露笑意，衣饰也由偏袒右肩和通肩式变成汉化了的褒衣博带式，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仿佛接近了很多。这是明显的南北艺术交流的结果。 龙门石窟未来佛－北魏宾阳中洞南壁中央 龙门石窟由北魏始开凿，此后在东魏与西魏、北齐与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代都有修复和续作，而其中又以北魏和唐代的开凿活动规模最大。从逐渐汉化到形成独特的“龙门模式”，龙门石窟所代表的正是成熟的汉地佛教艺术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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