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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云冈石窟，总是离不开北魏王朝、鲜卑族和高僧昙曜...... 一千五百多年前，一个佛教石窟的殿堂，一个辉煌的艺术宝库，在鲜卑族建立的王朝中诞生了。这是一个短暂的时代，魏孝文帝带着他的鲜卑族虽然没有成就其千秋霸业，却在一道道平凡不惊的北方断崖前耸立起来。 以大同(云冈石窟)为起点蔓延至洛阳(龙门石窟)和敦煌(莫高窟).....铸成了中华乃至整个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武周山麓，始建于公元460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由当时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造像 51000余尊。这些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足以让我震憾。一眼望去，整个窟群东西绵延1公里，东部是宝殿重叠，傲视雄观；中部石窟象蜂窝密布，疏密有致地嵌贴在山之半腰；西部为小窟连珠，围绕其间。整个画面恰似一条巨龙。是呀，它不正是东方艺术之巨龙吗！ 东部石窟被当地人称为“塔洞”。主要指1至4号石窟。其中，第3窟面积之大，是云冈最大的石窟，窟分前后室，前室凿出一个弥勒窟室，后室雕刻有三尊造像。窟前恢复重建了三进院落的灵岩寺。相传，灵岩寺为昙曜创建，曾在此翻译佛经。我望着这具有北魏风格的幽阁重殿，穿行于回廊石桥之间，却始终未找到昙曜曾经的译经楼。据载，和平三年(462年)，昙曜针对太武灭佛，佛经被焚、所剩无几的状况，组织中外高僧共同翻译佛教经典，参加译经的有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10多人及刘孝标等人。译出新经14部，有《付法藏经》、《因缘论》、《杂宝藏经》、《称扬诸佛功德经》、《方便心论》、《净土经》等，今存9部。我为什么总是想寻找昙曜的足迹，为什么执着地寻找一个答案：昙曜是否是在此翻译佛经的？有时侯，人就这么奇怪。 昙曜何许人也？就是云冈石窟开凿的推动、组织者，也是北魏复兴佛教的高僧。对于昙曜的姓氏、家世、生卒年月，早在唐初已经不详。我们只能从史书中得其只言片语。据载，年少出家，原在凉州修习禅业，为太子拓跋晃所礼重。北魏太武帝废佛教，经像零落，佛事断歇，沙门多还俗，他坚固道心，俨然持守其身。太子再三亲加劝喻，仍密持法服器物，不暂离身，闻者叹重之。足见，品格坚贞，志气高远。兴安二年(453年)，昙曜返平城(今大同)，适值文成帝车驾出行，御马前衔昙曜之衣，演绎了一场著名的“马识善人”的典故。后来文成帝把昙曜迎入宫中，奉以师礼。昙曜感觉到“世界成坏要因诸佛，圣法兴毁必在帝王”，因此他建议凿窟雕佛，不致于因一时的政治权力的迫害使经像法物荡然无存。故在武周山北崖西开窟5所，镌建佛像。即为今云冈第16-20窟之高大佛像。后人为纪念其功绩，以法名命名，称“昙曜五窟”。 沿着长长的石壁，仿佛沿着漫长的岁月在走。看着尊尊石佛，仿佛在翻阅石头写成的一部千年史卷。是王朝史，民族史？还是佛教史，石窟艺术史？全凭各自的造化。 中部石窟崖壁横亘，洞窟相连，内容丰富，神情迥异，形象生动，为云冈石窟之精华。这便是5至20窟。满目石窟，尊尊石佛，给人带来一个目不暇给、眼花撩乱的佛教艺术之空间，佛法在这时空下，就像一部部经典，多得让人应接不暇。我徘徊于大小石窟之间，仿佛在寻找其中的法门或奥秘。也许正是这里有太多的精彩，太多的可以选择，反而使我觉得四顾茫然。有道是；“若得见佛，当愿众生，得无碍眼，见一切佛。”还是快快让自已浮动心，静下来吧，“心净则佛土净”。 5到15窟，开凿于孝文帝时期，分前后两室，主佛居中，洞壁及洞顶布满浮雕。历经千年的风雨洗礼，世事沧桑，纵使颜色剥落，偶有残缺，依稀可见当年雕饰的精美细致和用心。佛像圆润饱满，宝相庄严，神彩动人。如：5窟的释迦牟尼坐像，高17米，为云冈最大的佛像；7窟的交脚弥勒菩萨像，坐于狮子座上；13窟南壁上层的七佛立像和东壁下层的供养天人等等。他们面貌各异，服饰精致华美。此时，我又想起了拓跋宏带着他的鲜卑子民离开大同的背影，这个1500年前被尊为“孝文帝”的青年帝王，为什么要迁都洛阳？是想与汉文化融合，彻底融入中原？还是为“天下大同”之理想？不知其果，只知孝文帝孤独而坚决的从塞外入关，把北魏王朝建立在了中原大地，而把他祖先的业绩，和作为鲜卑人的姓氏“拓跋”，以及眼前的云冈石窟，统统留在了关外的大同。 也许孝文帝的这个理想，太遥远，在今天看来，似乎又更加的遥远了。 凡对佛像艺术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一时期造像的最大特点是汉化：南北艺术的交融，中西文化的荟萃。也就是石窟无论在题材方面，还是在洞窟形制方面都出现了汉化现象。如第9、10、12窟，窟前列柱，洞开二门，这是汉时的榴柱，上雕瓦拢、屋脊，窟面雕成仿木建筑的屋形窟，窟中则雕成屋形龛。又如：11窟的释迦、多宝二佛。菩萨像头戴宝冠，身上除项圈、臂钏、短缨络、手镯外，出现了帔帛。最关键的是出现了汉式服饰的供养人。即从鲜卑装束的夹领小袖式的服装，转变成穿上了宽博的南朝汉式服装。细腻生动，姿态神情，妙至毫巅。抚摸它们的线条，仿佛还能感受到千年之前的温度。其实，胡汉文化的交隔，影响了一代造像。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时期造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即从印度的‘瘦骨清相’完全转变为雍容华贵、慈眉善目，这正符合中国人心中尽善尽美的佛祖雕塑的审美情趣。随着时代的发展，到唐代已不见北魏之古拙，转向了积极欢乐的柔美艺术，更显出了佛的大慈大悲的仁爱。也许，我更应该去关注思索这美学背后的时代变迁。 凡到云岗石窟者，似乎都会为“昙曜五窟”而震憾。 昙曜五窟（16-20窟）是云岗开凿最早，气魄最宏大的窟群。规模宏伟，雕饰瑰丽，技法熟练。而昙曜五窟最独特之处，是北魏王朝“人主即佛”的特殊佛教文化：五尊大佛在代表佛陀的同时，也分别象征着北魏早期的五世皇帝。这种特殊的佛教造像在印度，甚至其他佛教先进地区从未出现过，昙曜五窟的开凿，揭示了与印度佛教不同的“中国佛教”的开创。这种现象，有点象世人所说的“政教合一”。如：16窟，主尊为佛立像，传为当时在位的第四代文成帝的形象。大佛的脸上和脚部都各嵌一黑石，据说与文成帝身上的黑痣部位完全吻合。显然，昙曜是在告示世人，文成帝就是佛的化身，君权神授，不可动摇。如果一块石头有幸，被雕刻成这样的像，历经千年的世事沧桑，它是否也具有佛性呢？其实，就我看来，似乎更相信它是一尊站立佛像。高13.5米，头部刻有波状头发，面部长圆，身上穿的袈裟从双肩搭下来后其衣角搭在左肘上，胸前用带子打结的形式。这种着衣形式称为“双领下垂式”或“中国式袈裟”。应该说它是中国式袈裟佛陀像的早期范例之一。 尽管北魏王朝建造石窟的本意是“人主即佛”和“为人主造祈福像”，但是当时造型艺术家高超精湛的技艺、超凡的胆量和伟大的气魄却不能不令世人惊叹。依山开凿的佛像大者可与山比高，小者仅有几厘米。佛像表情各异，姿态万千，有的面目清秀，有的容貌庄严，有的高大魁伟，有的体态安详。其中，最著名的20窟施禅定印的佛坐像，俗称露天大佛。整个佛像面目慈祥，雕饰精美，刚健雄浑，造型雄伟，几乎成为了山西的封面，骄傲的展示在世界面前。佛像，高13．7米，高肉髻，头部素面，面相丰满圆润，双耳垂肩，大目高鼻，唇上蓄八字须，嘴角微微上翘，宽肩，着袒右肩袈裟，衣边饰联珠纹。跏趺坐姿，两手平放于腿上，仰放下腹前，系禅定印。真可谓：心一境性，进入到虚空法界。石窟顶部为巨型浮雕，刻有手执乐器、凌空飞舞的飞天，仿佛又听到了北魏时鲜卑族悠扬而动听的梵曲...... 过去，我曾在书上见过，没有太多的感觉。今天近距离地目睹1500岁的佛像，只好虔信地双掌合一，唱一声：南无阿弥陀佛。 西部石窟以中小窟和补刻的小龛为最多，修建的时代略晚，大多是北魏迁都洛阳后的作品。主要分布在20窟以西。这个时期的洞窟大多以单窟形式出现，不再成组。雕像的体积减小，却充满了丰富多彩的细节，凸现出了游牧格调、草原特色。坐佛衣裙下摆裙纹日趋重叠、繁褥，流泻着草原如歌的行板。佛龛的装饰更为复杂，龛楣、帐饰多变，洋溢着鲜卑人洒脱、豪放、多趣的民族性格。佛像和菩萨像面形消瘦、长颈，肩窄且下削，这种佛像传承了印度的石窟艺术，后来发展为“秀骨清像”，成为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 蓦然回首，石窟外开满了黄色的小花，鲜艳娇嫩。心却感慨，花有四时荣枯，佛却一坐千年。 这个动用了皇朝力量开凿的石窟，相较于出自民间信众的莫高窟，和中原地带被炮火和风雨侵蚀的龙门石窟，其视觉感、震撼力要高出不少。大家也许会觉得，我只是文字上的附庸风雅，甚至是修饰和升华了的感受。但是，我想说，凡经历过云岗石窟的人，可以说身心都将得到一次洗礼和历炼。 在这绚丽夺目，气势非凡的千万佛像之后，也许是一个胡人王朝远去的背影，同时更多是佛教史的开始...... 作者简介：周聪，号觉宇，网名葱姜园子，任《峨眉山志》编辑部副主任编辑，峨眉文史研究员，峨眉山楹联协会副会长。曾参与《峨眉文物》《峨眉山志》《中国风景名胜故事词典》等专著的编辑。先后出版《诗与禅-峨眉山诗词》《韵-峨眉山诗》《葱姜园子诗文集》等书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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