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北朝时期的经典石刻造像群

原文地址：北朝时期的经典石刻造像群——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作者：人字草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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啸聚大兴安岭、栖身嘎仙岩洞的拓跋鲜卑族，游弋于蒙古草原，一路征战，一路南迁，经过三次向南迁徙，拓跋珪于公元386年登基，正式建立了北魏王朝，史称道武帝，皇始三年（公元398年）“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改元天兴。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大同市。

皇朝政权的建立，摆在统治者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维护政权，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壮大国力，就北魏而言，还有更大的憧憬和企望，那就是拓展疆域，实现一统华夏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理想，充满智慧和善于学习的拓跋王朝，深入研究汉人执掌朝政的历史经验，总结历朝历代误国失国的覆舟之戒。从而认识到，愈使江山稳固，愈要征服民心，要在子民中树立起至高无上的皇权信仰——君权神授，从精神层面上筑起皇权就是神权的围栏，形成绝对的政治权力凌驾于黎民百姓的头上。

那么，如何才能实施呢？聪明的拓跋氏因势利导，把握住东汉初年传入中国的佛教这一契机，参照西域诸国接受佛教和佛教艺术的方式——以高僧和民间工匠雕凿佛像，作为佛教徒供奉和礼拜的对象。设若将皇权与神权融为一体，以佛像的造型展示出来，接受子民虔诚的顶礼膜拜。反过来又对其进行彻头彻尾的精神洗礼，何乐而不为呢？

                云冈石窟外景

于是，作为开国皇帝的拓跋珪极力敦崇佛教，并将其定为国教，这一举措使佛教在北魏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及至太武帝拓跋焘，对佛教的信仰逐渐丧失，乃至最后灭佛。太平真君五年，诏曰：“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使闻知。”

太平真君七年三月，“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

一时间，从事佛教的沙门之徒不是被杀，就是各自亡命。

此时，来自西凉的高僧昙曜，倍受恭宗景穆皇帝拓跋晃的赏识，“……沙门昙曜有操尚，又为恭宗所知礼。佛法之灭，沙门多以余能自效，还欲求见。曜誓欲守死，恭宗亲加劝喻，至于再三，不得已，乃止。密持法服器物，不暂离身，闻者叹重之。”

过了七年之后，文成帝拓跋濬即位。甫上任，便要求恢复佛教——“天下成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

《魏书》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京师沙门师贤，本罽宾国王种人，少入道，东游凉城，凉平赴京。罢佛法时，师贤假为医术还俗，而守道不改。于修复日，即反沙门，其同辈五人。帝乃亲为下发。师贤仍为道人统。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

昙曜五窟（16窟-20窟）

师贤的事业未尽，便撒手人寰。文成帝降旨昙曜来完成——于“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昙曜又兴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又有沙门道进、僧超、法存等，并有名于时，演唱诸异。”

                  云冈石窟 露天释迦佛坐像

文成帝和平初年（公元460年），昙曜率领数万来自西凉的匠人，风餐露宿，开凿了这一前无古人的皇家石窟寺——也就是今天的云冈石窟第16窟至20窟佛像，史称“昙曜五窟”。佛像以道武、明元 、太武、景穆、文成五世皇帝的形象雕凿而成，象征北魏皇帝就是如来佛主的化身，特别要指出的是，其中一尊大佛的脸上和脚部各嵌一黑石，与《魏书》中记载的文成帝身上的黑痣部位相吻合。由此显示：这一佛像，绝对是文成帝之化身，使“君权神授”愈加形象化，成为不可撼动的皇权统治思想。

                  释迦坐佛头像

经过昙曜不辞辛劳的创作雕凿，终将五窟佛像展现在世人面前——其气势之磅礴，其神态之逼真，充满了西凉石刻艺术浑厚纯朴的风情，深受皇家的赏识。这五窟的佛像各有特色，主像的高度均在十米以上：16窟正中释迦立于莲花座上，高13.5米；17窟正中为交脚弥勒坐像，高15.6米；18窟为身披千佛袈裟立像，高15米多；19窟为释迦坐像，高16.8米；20窟为露天释迦坐像，高13.7米，为云冈石窟雕凿艺术的代表作。

20窟佛像的雕凿蓝本是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的形像，是云冈石刻中的杰作，是佛像艺术中的精品，是今天人们看到的云冈石窟的标志性佛像——13.7米高的释迦坐像，肉髻滑润，面形圆腴，两耳垂肩，目光平视，嘴角稍翘，微现笑容，神情怡然，法相庄严。在背景石刻为火焰纹和坐佛、飞天等浮雕的衬托下，肃然危坐，气宇轩昂，佛光熠熠。

云冈石窟的开凿从文成帝和平初（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60多年。此后的东魏、北齐、隋唐均有雕凿。先后在武周山南麓开凿绵延一公里的石窟群，共有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佛像石窟群。 

作为北魏最有雄才大略的孝文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首都人口的急剧增加，及其战略地位的限制，久谋中原，欲统华夏，若继续以平城为都，则鞭长莫及。于太和十七年“六月丙戌，帝将南伐，诏造河桥。”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以“南伐”为名，正式迁都洛阳。这样便于向东西南北出兵，从战略地位上夺得制胜权。

                                     孝文帝南迁图

为了巩固和加强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郑重地向鲜卑贵族发出通令：“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为了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巩固北魏的皇权统治，孝文帝颁布了最重要的改革措施——革除鲜卑旧俗，全面推行汉化。

这次改革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易鲜卑服装为汉服；二、易鲜卑语为汉语；三、易鲜卑人为洛阳人；四、易鲜卑姓为汉姓，孝文帝带头改姓“元”，将拓跋宏改为元宏；五、易鲜卑旧制为汉制。这一彻头彻尾的改革为鲜卑族全面融入汉族铺平了道路。

                  洛阳龙门石刻全景图

迁都洛阳的孝文帝，继承了前朝雕凿佛像的衣钵，拉开了营建龙门石窟的序幕，应该说，洛阳的北魏石刻主要在孝文帝执掌朝政的最后几年。《魏书》记载：“太和二十三年夏四月丙午朔，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时年三十三。秘讳，至鲁阳发哀，还京师。上谥曰孝文皇帝，庙曰高祖。五月丙申，葬长陵。”

孝文帝驾崩于公元499年，雕凿佛像的工作仍在继续。公元500年，继位的宣武帝元恪为他父皇孝文帝开凿佛像于宾阳中洞，另有宾阳南洞、北洞，但尚未完成，直到唐朝初年方才竣工。宾阳中洞历时24年，用工达80万之多。

该洞为马蹄形平面，穹窿顶，主佛为释迦牟尼，雕法仍以瘦为美，面颊清癯，脖颈细长，体态纤削，只是服饰有所不同，没有云冈石窟雕像那种偏袒右肩式袈裟，改为宽袍大袖袈裟。龙门石刻历经了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等朝代，连续大规模雕凿达数百年之久，南北长达1公里，共有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余品。

                   洛阳龙门石刻卢舍那大佛像

短暂的北魏龙门石刻，从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算起，至公元534年北朝灭亡，总共40年的时间，其发展创新较为逊色，真正将龙门石刻推向艺术巅峰的是唐代。从位于龙门西山南部山腰奉先寺的主佛造像可以看出——卢舍那大佛是龙门石刻艺术的代表作品，显示了唐代佛教造像的最高成就。

整座像龛东西进深38.7米，南北宽33.5米，主像高17.14 米，头部高4 米，耳长1．9米。发髻为水波纹状，卢舍那正襟危坐，两耳齐肩，面部丰润，鼻梁挺直，眉似弯月，双目半合，口角上翘，微露笑意，身披袈裟，端坐于八角束腰莲花座上，神情肃穆，威严慈祥，衣纹清晰，简洁流畅，堪为人神的完美结合佛像。

          为卢舍那大佛发行的邮票

卢舍那大佛开凿于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是为48岁的武则天开凿的，武则天曾捐钱两万贯。雕凿工程于至上元二年（675年）12月完工，历时3年9个月。这座卢舍那大佛再现了则天皇后的形象与仪容，凸显其母仪天下的威严与风度。

卢舍那是梵语“光明普照”之义，武则天亦取名“曌”——“日月当空”，其意不言而喻。佛像的形态似武则天，名字的蕴意也一样，故坊间将卢舍那佛像直呼为武则天像。

                    卢舍那大佛局部

……

纵观北魏王朝，从建国到灭亡，走过了148年的历程。然而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却在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仅就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而言，可谓南北双璧，开创了我国佛教石刻造像的先河，代表了当时世界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光辉灿烂，蜚声中外，双双于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