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活的睿智

人类曾经有长达300万年的时间依靠采集和狩猎生活，这种情况大约在10000年以前发生巨大变化。今天的学者告诉我们，农业的出现是人类的一次大升级，是农业使人类得以从艰难、危险、困苦和四处漂泊不定的狩猎采集生活里解脱出来，人类因为农业得以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那么真是如此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

农业的最大成果是人口爆炸。狩猎采集的生产方式下，每平方公里可容纳的人口数量远远小于农耕方式，这是因为人为的干预植物生长，可以带给人类更多的口粮。但是由此带来的问题几乎可以算作一场灾难——人类为了口粮几乎放弃了一切。在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的作者）看来根本不是人类驯化了小麦，而是小麦控制了人类。是人类被小麦绑上了它们进化的战车，从此再没有远古时代的悠闲。今天，即使在最文明富裕的现代国家，工人每天需要工作40—45小时，而相比之下远古时代即便是最贫瘠的土地上，狩猎采集者每天只需要工作3—6个小时。另外在营养水平和饮食结构方面，狩猎采集者都远远高于农业生产者，而相比之下农业所提供的食物过于单一，人类普遍的疾病都与这种单一的营养结构有关。三是在狩猎采集时代，人类不大可能因为饥荒大量减员，这当然也有相同面积的地域上人口数量更少的缘故。但是由于农业所提供的食物实在太过单一，这就造成一种危险，一旦这种农作物歉收，农民马上就会面临口粮短缺的问题，而相比之下，狩猎采集者由于其食物来源非常广泛——有学者研究澳大利亚狩猎采集土著的食谱认为他们的食物多达一百多种——所以很难出现所有食物同时面临短缺的情况。那么农业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呢？按照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的定义——农业革命真正的本质是：让更多的人以更糟的状态活下去。

如果我们可以用这种思路高度概括，人类社会似乎存在着以下这条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的主线。

首先是远古的悠闲与危险并存的狩猎采集时代，这个时代人类就与自然界的所有动物差不多，既自由自在由充满危险。远古时代人类的平均寿命很低，主要原因是居高不下的婴儿夭折率，以及部落战争中的成年男子的死亡率，总之那是个自由与危险共存的时代，是人性解放与生存环境恶劣共存的时代，是人类唯一的真真正正生活在自由之中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一方面人是不需要辛勤工作的，没有拼搏、没有上进，没有等级，没有储蓄，没有奢侈品与消费，人类随遇而安，得过且过，无所事事。饿了就找东西吃，困了就找地方睡，一生中多数时间在消闲和玩乐中度过，一些已经学会酿酒的部落里，人们每周大部分时间都是醉醺醺的。

紧随其后的是辛苦饥饿的农业时代。伴随人类整个农业时代的共同记忆是饥饿，在人类一万年的文明史中，觉得大多数时间属于农业时代。农业最大的作用是在有限的区域内，得到适用于人类的更多的口粮，不过口粮并不代表着美味，口粮仅仅意味着生存。另一方面，农业也意味着劳动的出现，田地若没有农人的劳作是不可能有好的收成的。原始的采集狩猎者也进行一些农业种植，但他们就随意得多了，春天播种，秋天收割，收多少算多少，并不强求。但是农人不一样，自从农业诞生，农人就被彻底束缚在了土地上，一刻也无法离开，自从有了农业，农人就必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得劳作。生产力的确增加得太多了，可是同时这些增加得生产力被大幅度增加的人口和社会的等级分化所抵消。于是农业没有带来普遍的人类幸福生活，相反，农业使人类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幸福的更幸福，不幸的更不幸。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自从出现农业，饥荒就是人类社会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而且越是依赖于农业的社会越是如此。马尔萨斯正是基于农业社会的这种特征提出了他的人口理论，即农业产出与人口增长的不匹配问题。

第三个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消费主义时代。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划分，以及时期的名词可谓耳熟能详，就像工业革命、文艺复兴、信息爆炸等等，但是要说对于人类自身影响最大的名词莫过于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建立在社会生产的工业化、社会交流的商业化、社会组织的理念化的基础上。消费主义虽然被人诟病，偏向贬义，但正是消费主义使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趋向于平等和自由，人类第一次有望摆脱生存的制约，人的生活第一次不是为了实实在在的目标，而是为了看不到摸不着的理念。消费主义还在于它那包罗一切的霸权主义作风，今天，消费几乎已经变成人活着的唯一理由了。消费是一个人显示事业有成的唯一方式，是一个人衡量自己生活是否幸福的唯一标志，是人的群体划分的唯一标准，是今天社会等级划分的内在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消费已经事实上变成了推动人类社会演化的唯一动力。

人类整个历时两三百万年的主线中，似乎隐藏着这样一个主题：那就是对自由的追求。远古时代人们的生命几乎不属于自己，完全在于自然的恩赐，人的生命就像是掷色子，运气好就能够生存，运气不好就失去生命。严酷自然面前的人类与蝼蚁无异，为了摆脱这种状态，一方面人类用农业对抗自然，将口粮这一最基础的生存必需品掌控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用更多的人口，更大规模的群居，以确保种群的生存繁衍。但事实上是，农业社会的人们绝大部分不但未能摆脱生存必需品的束缚，而且还失去了仅有的自由。人由自然的奴隶变为土地的奴隶。只有一小部分人实现了解放，但那是建立在对绝大部分人残酷的剥削基础上的。今天，人类有望普遍摆脱饥饿的威胁，人类社会第一次看到解放的曙光。但是人类社会似乎始终是监牢的轮回，旧的监牢被摧毁的同时伴随着新监牢的隐约可见。就像信息时代洪水一般的碎片信息构成的新的铜墙铁壁。

消费主义的无孔不入的今天，有些人反而开始怀念蛮荒时代，他们说，那时候的人生活极其简单，赤身裸体，简简单单，是纯粹的人的生活，而今天的人已经成为他们工具的工具。就像马克思所谓的“异化”。虽然绝大数奢侈消费品以及许多所谓的使生活舒适的东西不是必须的，但却并不妨碍贪图奢侈和挥霍成性成为新的时尚，人们就像对笼子里的奶酪趋之若鹜的老鼠。

其实智者很早以前就开始告诫人们这一点了。早在两千年以前，伊比鸠鲁就说过凡是不能满足于少量物质的人，再多的物质也不会使他们满足。我们似乎并没有见过历史上的那个智者是通过奢侈生活而来的，相反所有智者都是同一种类型，简单朴素。泰勒斯可能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这位爱奥尼亚学派的创始人，是第一个问世界本质上是什么的人。泰勒斯本身是一位商人，但是他并不将赚钱视为第一要务，这就导致他不大富裕。于是就像中国人嘲笑“百无一用是书生”一样，人们也嘲笑泰勒斯没用。相传泰勒斯运用他的知识预测到第二年橄榄会大丰收，于是提前租下了所有的榨油机，到了来年橄榄成熟时节，他乘机抬高榨油费用，大赚了一笔。据说泰勒斯以此证明如果致力于赚钱，他能够赚得比别人更多，但是他有更重要得事做——我们姑且称其为睿智的生活。

房龙说过，享乐本身并不邪恶，但享乐不能带来神秘的灵性满足，而没有灵性满足的人生会很贫瘠，缺乏真正的快乐。由此可见，灵性满足更多取决于自我心灵的活动，反之奢侈生活必备的物质条件却必须要求心灵之外的更大份额，于是前者基于内部的重要性从而得以自我解放，后者必然囿于外部事物的事实使人无法自成一体。

自然界存在同样的设定，基于自身内在而重要的都是简单朴素的，而依赖于外在而重要的都光鲜亮丽。在自然界，雄性因为毫无用处——相比于雌性对物种繁衍的重要性而言——所以进化出美丽光鲜的羽毛和外表，用以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像是孔雀的长尾和雄狮脖子上的那一圈毛发，除了吸引雌性之外不具有什么实际的价值。反观雌性却普遍的简单朴素，毫不起眼，她们的重要性来源于她们的内在，而不在于外在，或者说不在于她们自身之外，这一点与现代人衣服的性质几乎一模一样。现代人的衣服主要不是用来御寒的，主要是用来看的，而且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穿自己看的，而且穿给别人看的。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越是拥有自在的重要性就越是简单朴素，反之则光彩照人。

今天，奢侈品的定义完全是消费性质的，更简单直接来说，完全以金钱来衡量。但是如果让我们简单进行一些推理的话却是另外一回事。人类历史的发展在于这样一种流程：提出理论——实践检验——实际运用——产生问题——提出理论。那么问题就首先在于某种理论的提出与建立。不管是牛顿三大定律，还是弗洛伊德关于梦的解析，都完全是依靠人的大脑的理性活动而来，也就是思考。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思考造就思想者。但是如果整日被困顿在卑微劳动中，是没有人有精力进行思想活动的。同样的，如果被灯红酒绿抽干了激情，也同样苍白而贫乏，是不可能迸发出理性激情的。所以，思考只能来自于安乐——既不是贫穷也不是富足——这也是人最大的奢侈品，安乐。造成这一点的主要原因在于得到安乐困难的特殊。一是必要的物质保障，当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安乐是无从谈起的。二是对于安乐的错误性认识过于严重，主要在于对安乐的污名化——将安乐与懒惰、不求上进等同起来，似乎人只有为了物质生活忙碌才是正直和美德。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世俗将所有精神性的追求定义为不切实际，把思想者变成怪人和傻瓜。把独立思想看作异类和走火入魔。

总结，何为睿智的生活呢？起码的物质保障，节制的生理学意义上的需要，不间断的精神追求，健康的社交以及有节制的社会往来。不为物役，不为名累，自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