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凭什么能富甲天下？

▲ 摄/黄明，图/《地道风物·苏州》

蛮荒之地的逆袭

吴越：围田1.0

现在我们都说富庶江南。但对于先秦时期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原来说，长江以南的“江南”地区是一片偏远的混沌疆域，交流很少，也比较落后。

苏州正位于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这里长江一改中上游的“好脾气”，浩浩荡荡，风涛险恶，与大海无异；太湖湖面宽广，周围近乎都是沼泽地区，对以农牧为生的中原先民来说，并不是一片适合耕种的好居所。

▲ 被江河湖海塑造的苏州。“水”是影响苏州环境的主导因素。制图/Paprika，图/《地道风物·苏州》

约公元前12世纪，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因父亲偏爱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便逃到荒凉的江南梅里（今江苏无锡梅村）。泰伯主动融入当地习俗，并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当时江南的上千小部族都自愿归附于泰伯。泰伯便自创基业，建立了勾吴古国，还带领当地居民开凿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人工河流——泰伯渎。

吴人早期境况窘迫，只能集中在太湖北岸的无锡一带活动，那里地势稍高，傍有残丘（比如今锡山、惠山），土层相对坚实，但土地面积狭小，发展很受局限；今苏州所在的太湖东岸则几乎全是水泽涝洼，那时人们还没有能力应对，亟需找到治水办法，才能扩大版图。

当时，楚国率先开发出了先进的农业水利技术。楚国与吴国的境况相似，同处长江流域，云梦泽地区（大致在今湖北省江汉平原，先秦时有范围远超现在的湖泊群）也与太湖平原同为低洼潦涝的湖沼地带。

楚人选择最低洼的地方辟为蓄洪区，挖渠筑堰，把多余的水引到这里；靠近堤岸的浅滩草地辟为牧草区，不成片的畸零地辟为小町亩；剩下的成片的土地经过排水沥干，便可辟为农田，而且十分肥沃，是种植水稻的理想土壤——这就是被后世称作“围田”的雏形。

随后，这项技术传到了邻近的吴国。有了可以对抗沼泽之地的技术，加上需要对南方正在兴起的越国有所提防，吴王诸樊在位时（前560年-前548年）将都城迁到了宽阔的太湖东岸地区，随后筑起的城池就是今天苏州城的前身。

▲ 盘门位于苏州城西南隅，是苏州最古老的八大城门之一，也是苏州唯一保存完整的古水陆城门。两门交错并列，分别有内外两重。摄影/虞绛，图/《地道风物·苏州》

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继位，他感叹“吾国僻远，顾在东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命伍子胥改造城池，因地制宜，进一步“治水”，形成了苏州最原始的“水陆双棋盘”格局。这个格局经过历代完善一直延续到今天。

借由耕地与城池的双重升级，吴国在阖闾、夫差时期达到鼎盛，成为了春秋中后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

▲ “水陆并行，河街相临”是苏州城市格局最显著的特征。到了唐宋时期，这一双棋盘格局基本定型，并延续至今。摄影/张朝阳，图/《地道风物·苏州》

 

吴国的南邻越国也在同时传袭着治水技术。越王勾践灭吴后，迁都至吴的旧都苏州，将围田范围继续扩大。越人在洼地挖土，堆筑成垫高的“陵道”，既方便行路，又起到挡水作用，更方便建筑围田，这也是太湖水乡建设大型堤堰的起始。

不过几十年间，吴国、越国相继称霸中原。可以说，治水是一个里程碑，使苏州地区从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边缘地带，开始真正进入了华夏文明的视野。

隋唐：围田2.0

 

太湖是江南非常关键的存在。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有载：“三江既入，震泽底定”，这里“震泽”就是指太湖，“三江”被认为指代当时太湖通海的三条主要水道——娄江、松江、东江。

早期，太湖接受西部山区的来水，足以通过三江排入大海，但随着江南人口迁入越来越多，大量围田堵塞水道，水患日增。

尤其在隋唐以后，长江中上游人类活动频繁，水土流失加剧，长江携带的泥沙在江口越淤越高，阻滞了三江出水口，甚至在长江泛洪或者海潮上涌的时候，携带着泥沙的江水和海水还会倒灌进江口，进入太湖。

 

排水不畅，太湖水体面积越来越大，水位越来越高，河流泛滥恣肆，多余的水蓄积在湖东侧地势低洼的地方，形成了一大片湖荡区，阳澄湖、淀山湖、澄湖、独墅湖等的成因都与此有关，江南成了湖泽河网密布的“水乡”。

然而，成百上千的沟、荡、潦、洼，还有洪水不时席卷而来，这样泥泞稀松、水陆不分的原生湖沼地貌可不是理想的家园，更不适宜农业生产。

于是，“围田2.0”——“圩田”应运而生：在开荒垦拓时，有计划地预留出洪泄用的沟渠，使田亩与水道循形就势，有序排列；传统上，这些人工沟渠，横者称为塘，纵者称为浦，这种规划有塘浦系统和灌溉功能的水中之田已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江南水田比较相似了。

▲ 唐时人工改造形成的塘浦圩田系统，造就了今日江南水田的基本形态。圩田建设不仅理顺了江南地区土地、水与人的关系，也大大提高了土地生产力。摄影/闻军，图/《地道风物·苏州》

 

太湖平原大规模的圩田建设始于唐朝。唐初盛世之时，北方的农业生产已不足以完全满足政治中心的需求，王朝的经济命脉开始向东南地区转移，随后的安史之乱更是彻底把全国经济中心推向了江南地区。

唐人在太湖平原上广开塘浦、圩堤、闸口，把垦区扩充到从湖岸到海滨的几乎所有未利用土地上，与此同时进行的是湖堤和海塘的大规模兴建，保障了新开辟的圩田不被湖泛和海潮所扰。

唐末，北方乱战，农业凋敝，南方诸国却相对和平安定。当时控制江南地区的吴越钱氏比较重视休养生息，太湖平原的圩田建设和养护达到了一个极致，这时甚至有万余人的军队专事水工及养护，包括疏浚塘浦、涝河泥、修堤防堰闸、修桥、植树、修缮护岸等。

▲ 船过去是通行于太湖水网的重要交通工具，人们借由舟楫往来市镇，进行货物交易，也用它捕捞水产谋生。摄影/焦青，图/《地道风物·苏州》

连通南北的大运河体系也是在隋唐时期落成，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途经苏州，与圩田系统一同奏响了苏州“致富史”的前奏。

▲ 苏州城南的宝带桥始建于唐代，它平行于运河，是运河古纤道的一部分。如今千帆过尽，现代公路替代其原有功能，宝带桥成为历史的见证物。摄影/殷启民，图/《地道风物·苏州》

两宋：商贸1.0

 

圩田早期规模很大，范仲淹曾描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

那时，人们多聚居在水道交汇的枢纽之处，农田面积过大意味着水道稀疏，城镇的扩张很受地理条件的限制。

▲ 受水的因素影响，村镇聚落大多紧沿河道、农田排布，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围绕水而展开。摄影/孙伟忠，图/《地道风物·苏州》 

 

从宋朝开始，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多和大规模屯垦组织的瓦解，大圩田逐渐被切割为小农生产单位。水网被加密以划分田亩，水陆之间的节点越来越多，从空间上给市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越来越小的田块不再需要大量的人来耕作，剩余劳动力以自由民的身份进入市镇，转而从事工商产业，工商业的嫩芽开始从河网与田亩之间萌生出来。

工商业起步的另一面，是土地利用方式的剧变。最初，所有土地都用来生产粮食，解决温饱问题，无暇种植其它作物。

占城稻促成了这个质变。北宋时期，来自东南半岛的占城稻被引入中国，并迅速在太湖地区推广开来。这个优质稻种在江南的气候条件下可以实现一年两熟，使单位面积土地上的生产更高效，是中国农业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革新。

有了剩余的土地空间，粮食之外的各种农作物开始出现在圩田之中。太湖流域土壤黏湿，适宜种植桑树，桑叶的品种好、质量高，喂蚕所产出的丝货质地上乘。

北宋时，江南置有四所织局，成为黄淮、四川之外的第三大丝绸产区；南宋时，更在苏州设立了仿造蜀锦的“宋锦织造署”，天下名锦——“宋锦”由此诞生。

▲ 丝绸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物产，新石器时代以来漫长的发展衍生出种种细类，汉语中也保留了大量专有名词。包括作为成语的“绫罗绸缎”四种在内，根据材质、工艺、外观等，丝绸至少可分为14大类和34小类。摄影/陈钰曦，图/《地道风物·苏州》

宋朝后期，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从印度由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棉花适应性强，可以在砂石质土地生长，产量大，而且易纺织，轻薄耐用，很快成为了大众的“新欢”。

在苏州，丝和棉是当地最重要的两种农产品——相对湿润的圩岸上植桑养蚕，相对干燥的东部沿海高地种棉。丝棉原料供给不绝，纺织产业愈加发展。后来乾隆称赞说：“宋时创作真称巧，苏匠仿为了弗殊。”

▲ 运河上往来船舶众多，半夜停船过夜，船老大们将船只彼此连在一起，以保证安全稳固。日头初上，船民们划着小舢板出来打招呼，解开绳索，再开始新的路途。摄影/丁嘉一，图/《地道风物·苏州》 

隋唐大运河经过历代完善，更加畅通，而且就在苏州城门前。只要一条船，苏州就可以低成本地将数量巨大的丝棉制品和其它货物运输出去，换回巨额财富。苏州城还自有水网，与大海相连，兼具内河航运与海上交通的优势，富庶翻倍。

运河将长江、钱塘江、太湖几大主动脉连通起来，太湖平原内部又通过毛细水网与运河相通，往来的人流货流就像血液里的营养物质，从毛细血管汇流到主动脉，再反过来，流遍整片土地的肌理。在此过程中，就连位于水路交点的小型米粮集市也都顺势发展成了繁荣的市镇。

▲ 大运河主干线，从隋代的“人”字形，至元代呈南北向直线，一定程度折射着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变迁历程。这一变化背后，是江南作为经济中心地位的逐渐确立。通过京杭大运河，北京这一政治中心与江南这一物资集散中心紧密连接起来。制图/Paprika，图/《地道风物·苏州》

财富的聚集也使得私家园林兴盛起来，尤其在南宋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后，中国园林从此进入了“江南时代”。在苏州，宋朝修建的园林多达118处，遍布城内、石湖、尧峰山和洞庭东、西山，为日后“苏州园林甲天下”打下了基础。

明清：商贸2.0

北宋王安石游历姑苏，阊门一带尚是“四顾茫无人”的郊野之地；但到了明朝文徵明的笔下时，已经是“带城灯火千家市，极目帆樯万里船”，商贸集市昼夜不分；至清初曹雪芹描写时，已经一跃成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苏州始终把持着区域性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不断聚集财富，经过数百年的稳定增长，终于在明清时代攀升至巅峰。

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有限放开了曾经严厉的海禁。江南紧邻港口，又坐拥发达的水路，产品与劳动力在这里来而又往，供销两旺，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贸易中心；外界资本的投入也越来越倾向于向单个中心聚集，苏州作为江南最兴盛的中心，更可谓富甲天下。

▲ 阊门是苏州最古老的八大城门之一。明清时期，阊门是整个苏州城最繁华的地带，它见证着城市的迎来送往与兴衰起落，一度成为苏州的象征。摄影/ 殷启民，图/《地道风物·苏州》 

人口不断聚集，17至19世纪，苏州的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市镇人口猛增九倍。大户人家常集合地主、富商、官宦、文人等多种身份，对物质享受、精神娱乐有极大需求；一般平民包括租佃农、长短工也都具备消费能力。

这种巨量的人口、财富以及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加上苏州丰富的原料供应、充足的脱离农业生产的剩余劳动力，使得苏州涌现了大批长期专精于某一领域的职业工匠，手艺远超在农忙之余才从事手工业的普通匠人，“苏州制造”由此声名远播。

其中，玉器、漆器、澄泥砚的制作最为突出；苏作家具是中国古典家具的顶峰；苏州是朱彩所属的玉雕行当的全国性中心。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曾赞“工巧则推苏郡”。

▲ 清 带皮青玉月门（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苏作雕工玉器以“小、巧、灵、精”著称。在整块玉石被从中心取走一件碗坯的情况下，苏州工匠用余料琢出了一件微观的江南庭园。摄影/胡锤，图/《地道风物·苏州》

苏州也在明代确立了全国丝绸中心的地位，《明神宗实录》称那时“家杼轴而户纂组”（每家每户都在纺织和编织）；明末清初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高峰，与苏州的贡献不无关系。康乾盛世，苏州丝绸更是达到全盛，坐拥两大织局，仅府城中就有一万二千台织机开工；连内廷服饰都是在苏州织好锦缎、绣上花纹以后千里迢迢送到北京。

丝绸贸易带来的商业集群和工匠的积聚共同改变了苏州城的城区布局，逐渐形成了城东北的丝绸纺织区。现今在苏州东北城区，至少有一半的家庭只要上溯三四代，几乎都与丝绸行业有关。

▲ 1930年，苏州观前街上的绸缎行“乾泰祥”。明清至近代，这片街区一直是苏州丝绸业的核心地带，工场、商行遍布。时至今日，仍是苏州最繁华热闹之地。摄影/斯坦利·格雷戈里，图/《地道风物·苏州》

 

戏曲在消费大潮中亦扮演着重要角色；从乡绅富豪到贩夫走卒都竞相花钱请戏班，是全社会的风尚。《叶天寥自撰年谱》中有崇祯五年（1632年）苏州演剧场景的记载：“一日斋筵及梨园供给价钱费三四十金不止，总计诸处一日百五六十金矣。”

苏州城西阊门、胥门一带手工业发达，乐器制造技艺高超。苏州的棉布纺织、丝绸织造与刺绣更是天下驰名，“衣被天下”，戏服道具悉数精美。这些共同推动着昆曲发展，使之从地方小戏，于明中期以后成为流行曲种而远播全国，又在万历年间进入宫廷。

▲ 昆曲盛行的时代也是中国园林最鼎盛的时期，这并非巧合。两者以“雅”的美学相连，曲与园，声与相，往往有着相同的境界，更遑论园林常是剧中故事发生的舞台。摄影/陶源，图/《地道风物·苏州》

巨量的财富更使私家园林的修建成为风潮，而且苏州自然条件优越，石材水源丰富，匠人手艺高超，园林皆为上品，苏州园林一跃成为中国私家园林的首席代表，盟主地位再未动摇。今天熟悉的拙政园、留园、艺圃、环秀山庄、网师园等，都是明清时期的杰作。

▲ 沧浪亭为苏州现存最古的园林，初建时即以“崇阜广水”为特色。如今园外水面依然宽广，借入景中，欲断还连，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摄影/曹晓芳，图/《地道风物·苏州》

现在的苏州，丝绸仍是精品，比如镇湖的苏绣、吴江的宋锦；苏作家具亦保持着明清家具黄金时期的最高水平；园林更是苏州的筋骨，构建着苏州气质……究其源头，是水，也是智慧地治水，才有了如今的传奇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