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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为钧鹏教授关于马克斯.韦伯新教命题考察讲座的听后感
摘要：微观行动与宏观心想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科学的永恒主题。近40年以来，国内外的社会学理论聚焦的一个核心使命就是为宏观社会现象寻找微观基础。本文以社会行动理论为基础，对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进行一个考察，发现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论证存在三个明显的瑕疵：一是解释对象前后不一；二是观念（即价值观）的变动理论是以缺乏证据的心理假设为前提；三是用于作证的经验证据存在概念混淆。
和韦伯同时代的社会学者，在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命题上，绝大多数社会学者的研究视角是基于结构主义色彩的宏观现象解释，韦伯却把历史变迁的着眼点放在了个人动机上，他坚持认为这种动机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在更大范围的“质的形成和量的传播”。
那么韦伯是如何论证资本主义的起源这一课题的呢？为了让自己的论证更加聚焦，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开头，特别强调，他论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而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尽管他将前者视为后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事实上，韦伯的关注点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精神，他还书中还关注了更更层次的东西：资本主义精神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变革。那么韦伯是怎么论证的呢？
第一步，韦伯发现，成熟的现代资本主义具有程度不一的自我复制能力，包括为社会制度变革和为社会中的行动者提供相关的动机这一现象。什么叫程度不一的复制能力呢？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自身会选择和筛选合适的行动者来推动自身的扩张，并成功的对行动者进行规训成功之前，行动者具有一系列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动机。
第二步，韦伯指出，理性的“经济人”虽然被视为社会行动者所具有的天然特征，但是，“经济人”并非天性如此，而是很晚才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也就是说“经济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形成的原因！因为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的人类历史上，这种理性的经济人，没有先例。第三步，韦伯设问，这种改变人类行动动机的重大文化变革是如何发生的？这种适合于资本主义特性的生活方式（新教那种克制本能享用，尽量多挣钱）是如何产生并获得接受的？这里面其实隐含了的问题是：这种起初为少数人所认同的生活方式是如何扩散到整个社会的?
为了回答，第三步的问题，韦伯将其命题构建为不同生活方式与引起上述问题的行动者主观行动框架的对照。他将研究问题进行了转换，将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问题，转为“一种主观行动框架”向“另一种主观行动框架”转变的门槛是如何跨越的？而韦伯在论述这个转化后的问题时，存在三个明显的瑕疵：解释对象的转换（宏观对象还是微观对象？）；隐含的价值观变动理论；经验证据的混淆。
韦伯在论述自己的命题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考察的历史时期。韦伯在书中提到仅限于“特定历史时期”，但这个时期有多长？韦伯在论述中，这个考察历史时期的长度就像一个橡皮筋，一会长一会儿短，前后不一致。后世的社会学者的韦伯粉，试图帮韦伯“圆”这个缺陷，进而提出，限定为一代人或几代人。比如 弗兰克.波吉。他不但帮着韦伯找补，说韦伯关注的只是17世纪，而且还帮韦伯限定了空间范围和阶层范围——加尔文教势力最盛的地区（低地国家、英格兰与苏格兰，瑞士），算是给韦伯填了一下坑。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使赞同韦伯关于入世的苦行主义积聚并释放奋斗精神的观点，但这种态度所引发的活动为何采取资本主义创业家的形式，依然没有确定答案。韦伯认为这种精神和活动必然导向市场，但并未指出其中的因果机制，也没有说明这些活动的历史情境或机遇。波吉的限定有一定意义，但是韦伯的雄心大大超出了波吉的时空限定和行动者限定。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经常跳开后世波吉所做的这个限定，进行更一般性的讨论。（这给后世的观念决定论好事者，带来的非常大的误导）。
在韦伯的论述中，他使用了一个概念，“传统主义”，用来表达资本主义精神在逻辑和历史上的对立面，泛指抑制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一些列态度和行为。通俗的说，“传统主义”成为韦伯解释自己理论的一个万能理由。韦伯说“只要现代资本主义开始通过增大强度来提高人的 ‘生产力 ’，它就会遭遇前资本主义劳动的主要特征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极其顽 固的抵抗。 ”在韦伯的论述中，传统主义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 的问题，只有经过漫长的、艰难 的教育过程，才能转化为资本主义，韦伯并没有深入分析体力劳动者的动机或激励结构的具体转变过程或机制，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指出，具有苦行色彩的宗教有可能对劳动者产生规训作用 ，且某些宗教可能比其他宗教更容易产生勤奋的教徒。但并不能 由此得 出简单的结论 ：劳动者仅仅通过听从“感召”来适应资本主义。 韦伯在自己的新教伦理命题中，主要解释的是创业家的形成，而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资本主义存在许多不同适应路径，这些路径可以衍生出不同的生活方式。韦伯在命题中的解释对象上，存在一个切换。他论述的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得到了传播，而不是其他制度安排；这一问题的背景是资本主义在历史转折期的后果。但是韦伯没有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精神在这种大变革中的角色。在一代或几代加尔文教徒身上观察到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成是一回事儿，资本主义特色的社会关系、文化态度、行动者内在动机的传播和生理则是另一回事儿。韦伯以资本主义精神笼统的描述这一过程，掩盖了其内在的动态。韦伯在自己的新教命题上，存在一个由窄向宽，“资本主义精神”概念不断泛化的倾向。通俗而言，在具有特定历史情境的新型企业家精神起源伦理和资本主义传播的宏大历史解释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逻辑鸿沟！韦伯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新教伦理命题背后的历史推动力是什么？由于韦伯的解释对象是宏观变迁的历史意义，而韦伯的答案又不明晰。从上下文看，韦伯认为唯一有能力引发这种动机变革的力量是宗教，但是由于宗教深深植根于他对整体文化变迁的理解中，他并没有详述这一过程。然后尽管韦伯的宗教动力说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起码对于基督徒如此），这一理论却是以一系列缺乏证据的心理假设为前提的。
韦伯指出，典型的宗教价值变动过程往往具有几个不同的时刻，并强调其过程取决于诸多因素 。首先是先知式的直觉。当然这个东西是一种不可化约的非理性宗教体验，严格来说根本就无法用语言表述。其次才是直觉引起的思想改变。即当限制对这种直觉进行理性表述时，他可能由此引发某些宗教思想的改变。第三是先知语言表述所引起的集体发应。即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先知直觉的理性表述可能进一步变为集体思想。即这种宗教观念的变化可能通过影响一群教徒的心理，从而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韦伯多次提到，在宗教改革时期，宗教情怀和对救赎的焦虑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的不同阶层。由于这个理由，他将宗教信仰视为“能够以救赎和定罪的约束力来指引人们走上特定生活方式的一种革命性力量。”这里的约束力，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当然，韦伯也知道自己的这一解释太过笼统，缺乏心理学证据，所以他从一开始就试图了解这些元素：这种宗教思想变革所带来的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的特性如此吻合”，“从而必然有其起源”，且“不可能只归于孤立的个人，而只能是整个群体”。韦伯事实上描述了一种高强度的集体情感，它使得个人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每个圣徒都想表明自己是被拣选者 。这种集体生活所要求的（在韦伯看来）就是和理性资本主义天衣无缝的勤勉规训。韦伯在论述新教伦理命题时所采用的经验证据是什么呢？
韦伯首先注意到一个并不令人陌生的现象：新教徒在成功创业家中比重很高，他罗列了大量职业统计数据，但韦伯对这种证据兴趣并不不大。因为韦伯试图理解具有苦行色彩的新教和创业家成功之间的正相关联系，所以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具有主观色彩的证据。韦伯主要考察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两种理想类型的意义，指出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和对应之处。韦伯成功的建立起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但韦伯的这一独断引起了同时代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韦伯明明就是研究了相关关系，但韦伯的口气更像是在表述一种客观因果关系。韦伯自己也预料到了这一批评。他承认，本杰明 富兰克林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文献，出现时间晚于17世纪新加尔文派的训导（新教伦理理想类型的主要来源），而且富兰克林的论述完全是世俗性的，正如韦伯所说，富兰克林的论述“和宗教信仰没有任何直接联系，没有任何心理预设”。考虑这一点，对资本主义精神世俗性的解释将有效的区分出世俗性的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的区别。但是韦伯对于自己的这个矛盾表述（即富兰克林的反驳）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他最后将资本主义精神视为一种脱离了宗教源头的伦理观，尽管宗教信仰仍具有心理约束力。但这种伦理观的宗教源头是怎么被剥离的，韦伯没有进行论述，只是笼统的说“随着时间的流逝，财富的积累，苦行主义的效力就被腐蚀了”表述的矛盾，还在其次，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韦伯没有提供他所描述的这种“精神”确实存在的证据，他只是从行为举止中推导出这种精神的存在。不仅如此，韦伯在试图厘清资本主义的“精神”和“形式”的关系时，其论述却增添了“精神”的复杂性。一方面，韦伯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及其形式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二者可以单独发生。他举得例子就是北美和富兰克林，以佐证资本主义精神先于资本主义制度，一次反驳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韦伯又提出“精神”和“形式”是等价的的关系，二者往往相互适应。不论韦伯说的这个是不是事实，这就是韦伯论证的关键一步：如果精神和形式的区分依赖于信仰动因和行动的区分，则假定二者之间的等价关系使韦伯得以从行为中提炼出动因，并反过来宣称，从文本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可以转化为行动。这种论证方式，在社会学中并不新鲜，尤其是面对数据缺乏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但是这里却存在严重的概念混淆。
韦伯在研究资本主义精神的 idea type 时，使用“等价”概念：精神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是等价的。由此，韦伯就面临两个难题：第一论证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第二论证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不一定是充分条件）。
这种含混不清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例如，韦伯试图在商业资本家（冒险者）和中产阶级清教徒资本家（理性财富积累者）之间做出对比，以区分传统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他将主观行为导向作为关键区分因素。问题在于，韦伯将传统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精神）同时视为态度和行为，并将二者来回替换。在描述商人的传统主义时，韦伯没有给出任何动因和世界观的任何独立证据，而只是将其刻画为政治特权的受益者和机会主义者。相反，清教徒的中产阶级商业道德基于符合理性与法制原则的个人主义，他为个人提供了获利动机。正如 戈登 马歇尔所指出，韦伯将冒险主义视为简单的心理特征，而忽略了商人在市场上必然遭遇的风险。所谓的传统主义，并不一定是缺乏理性计算的表现，相反它可能是面对经济机遇的理性策略。可以说韦伯对传统商业动机和资本主义商业动机的区分论证完全是失败的。
另一个类似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传播。即在解决了微观基础后，韦伯如何解释创业家对商业行为的革命性颠覆这一宏观现象？韦伯在整本书中只有一次讨论了这个问题，但他的答案并不让人满意。他指出，作为组织形式的外包制，具有十足的资本主义特性，但”仔细审视激励工人的精神，会发现它是一种传统主义的商业”。在谈到传统商业主义精神为支柱的“悠闲”式资本主义的衰败时，韦伯说年轻人象征了新风尚，其成功指日可待，不仅如此，没有走上这条路的最终破产。这引出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精神到底在传统主义商业的衰落中扮演什么角色？韦伯的论述中，资本主义精神只是一种“外部催化剂。”
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引发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当然与此有关，但他接下来的讨论却表达了一种不再需要资本主义精神所包含的道德激励的观点。事实上，在韦伯的论述中，一旦竞争过程开始，韦伯就不再关注竞争者的精神状态，只关注经济机遇和结构性约束了。从行动理论出发，可以更好的理解韦伯的深刻之处，尤其是关于理性为本主义精神出现的微观基础的论述，但也能让其不足得以显露。一方面韦伯的研究提出了关于理性创业精神来源的假设，对后来的历史学和社会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微观角度考察，韦伯有不少论证存在漏洞。韦伯试图考察的是两个被重构为理想类型的复杂意义体系（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关联，但韦伯在论证中所呈现的概念化、操作化的理想类型（idea type）的建构和经验证据存在明显的不足，在对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形式的关系进行论述时 ，也存在诸多前后矛盾的地方。
一是，在建构一组社会行动理论时，不可依赖于过于简单的动机假设，在讨论行动者的动机时，必须细致的考察行动者的历史构成，并对其立场在不同时期的变动做出敏锐的分析，而不能假定标准化、普遍化的动机的存在。二是，应该对“自下而上”的社会学解释范式进行更系统的思考。微观社会学家主张，和宏观分析相比，根植于微观层次的解释有更充分的经验证据支持，或在理论上更有说服力。问题在于，某些微观论述旨在解释(explanation )：一组行动者 x 如何引发行动 Y，最终引发加总的结果 Z；另一些微观分析意在启发 (heuristics)：例如，某些社会学家倾心于博弈论的理论美感，但只是诸多理论建构方案的一种。问题在于解释和启发往往交织在一起，或至少在实际论证中难以区分。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提示我们这一概念的假设性、抽象性和规范性。韦伯理论的行动是一个抽象和具有规范色彩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偏离理想类型，他的经验研究才得以展开。通过对韦伯这一理想类型（理念型分析）概念优缺点的全面认识，有助于我们在研究中更好的区分“解释”和“启发”，并选择我们所擅长的方式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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