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喆隽 | 你为何会成为“打工人”？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你为何会成为“打工人”？

文章摘自《50堂经典哲学思维课》

郁喆隽著

中信出版集团

文章共3527字，阅读大约需要8分钟

引言

你是否已经开始工作了？对于你来说，工作是为了什么呢？有人非常讨厌自己的工作，只把它当作用来养家糊口的工具而已；有人则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带来了除钱财之外的很多东西，例如荣誉、尊重、个人成就，甚至是自我实现。大多数人可能还是会将工作和收入联系起来——工作是积累财富的主要方式，获得财富是工作的主要目的。你用各种方式追求财富又是为了什么呢？

这些问题不仅和每个人休戚相关，更是学术史上的重要问题。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就将职业和财富作为研究的核心，将之与世界历史结合起来，以解释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崛起的原因。这项研究就是大名鼎鼎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

I 传统主义：钱并非越多越好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后来也被称为“韦伯问题”——为什么在西方近代发展出了如此这般的、合理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既要求人努力勤奋工作，学习新的知识，不眠不休，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又希望人赚到了钱也不花钱享乐，一味投身到不断赚钱的事业当中去。这种“既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的要求真的有可能被满足吗？带着这样的疑问，韦伯开始了对德国西部纺织厂的考察。在考察中，他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时，德国不少纺织厂已经采用了计件工资制，即按照一个工人每天的产量来计算他的工资，工人的产量越高其收入自然也就越高。工厂主为了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最初想到的办法就是提高工人的计件工资。例如，原来生产一件产品，工人可以赚到10块钱，一天生产10个就能赚到100块钱。如果工厂主把计件工资提高到15块钱，那么工人一天生产10个将赚到150块钱。工厂主以为，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工人肯定会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很多工人的单月生产量不增反降。这引燃了韦伯的好奇心，他发现原来是人的“知足的心态”在作崇——原来一天做10个产品才赚100块钱，而提高计件工资后一天只要做7个，就可以赚到105块钱了。工作量变少，收入还能保持不变，何乐而不为呢？工人们的选择也就不足为奇了。

并非所有人都想赚得越多越好，毕竟工作让人劳累，只要工资能维持自己一定质量的生活就足够了。韦伯把这种现象称为“传统主义”——一种倾向于享受悠闲、满足现状的知足心态。韦伯认为，要产生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首先就要克服这种传统主义，而可以战胜传统主义的精神来源于基督宗教的新教。

Ⅱ 从“天职”到“入世苦行”

韦伯之所以聚焦于新教并非出于神学考虑，而是源自一项人口学的发现。韦伯的学生马丁·奥芬巴赫在1901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在德国西南部的巴登地区，新教徒的人均纳税几乎是天主教徒的两倍；此外，虽然这一地区天主教徒占比近三分之二，但是在各级职业学校中新教徒比例均高于天主教徒。这些现象都说明，在外部环境几乎没有差异的情况下，新教徒在经济方面要比天主教徒更为成功，且新教徒的家庭更为重视教育。韦伯由此认定，造成这些差异的因素在内在的宗教特质中，而不是在外在的环境因素。

韦伯进而追问，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从何而来？换言之，这种体现在职业中的工作态度如何产生？韦伯考察了德语中“职业”（Beruf）这个词的来源。“职业”不仅仅意味着一份工作，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生计，更可以被理解为“天职”，或者是“志业”，其在英语中对应的词是caling，在宗教用语中可以被翻译为“天召”。韦伯认为，我们常说的“天职”毫无疑问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它来自德语《圣经》的翻译者马丁·路德。然而路德的职业概念一直没有摆脱传统主义，他要求人坚守自己的生计而不要去追求盈利，而另一位宗教改革者加尔文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入世态度，将入世生活作为人的主要任务。发现了这一矛盾的韦伯就试图来说明，宗教信仰和职业伦理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亲缘性。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二部分里，韦伯转向论证新教的苦行伦理和资本主义崛起之间的关系。其实，世界各大宗教中都有苦行的行为，如佛教中的达摩面壁九年、中世纪天主教的修道院苦行等，苦行者大多持“出世”的态度，对俗世不大关心。然而，韦伯认为，在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的立场发生了转变。他以加尔文派为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并不是一个统一一致的运动，而是发生在各地的多个独立改革。加尔文就是在瑞士日内瓦城进行宗教改革的领导人之一。加尔文派具有两个十分有特色的神学教义­­“救恩蒙选”和“预定论”。前者认为，一个人被拯救的恩典并不能归功于任何人自己的作为，上帝的意旨才是救恩的唯一来源。换句话说，任何人在短暂的一生中不论是行善积德，还是作恶多端，都不能改变上帝已决定的“救恩”人选。后者则认为，一个人是否被拯救是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的。这意味着，上帝的意旨无法改变，救恩也无法失去。这两个神学教义都突出了上帝的绝对权威，因此加尔文派的信徒会陷入一种空前的孤寂感中，就像是高考后等待成绩的学生们，明知一切都无法改变，内心却还是忐忑不安，何况对于信徒们而言，这是关涉能否上天堂的大事，其内心的焦虑感可想而知。那么他们该如何面对此世的生活呢？加尔文派的信徒们找到了一条出路，就是将荣耀上帝作为此世生活的唯一目的，并将其体现在自己的职业劳动中，用事业的成功作为自己被拯救的确证。于是，加尔文派的信徒们就形成了每时每刻、成体系的自我检视。每当头脑中的小恶魔开始教唆人偷懒的时候，另一边的小天使就会跳出来阻止：你怎么可以偷懒呢？你这样做是在浪费上帝给你的能力，也对不起上帝拣选你的恩典！长此以往，加尔文派的信徒身上出现了一种战战兢兢的生活态度，他们生活的每一秒钟都在苦行，他们所获得的成就都不是为了白己，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荣耀上帝。加尔文派也由此形成了一种具有秩序、内化为人格的“入世苦行”伦理。

Ⅲ 富兰克林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韦伯看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并非简单受到了人类欲望或者贪婪的驱动，必然还存在更深层次的文化动因。毕竟这样一种为赚钱而赚钱的生活方式在人类历史中非常罕见，必定有一种独特的精神在支撑其运作，否则人们一天都过不下去。

事实上，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开篇就明确区分了广义和狭义的“资本主义”：广义资本主义存在于人类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多个文明当中，像在巴比伦、印度、中国都曾出现过资本主义；狭义资本主义则为近代西方所特有，其具有一种独特的“精神”——将赚钱作为劳动的唯一目的，在这种状态中的人们不是为了买房买车，也不是为了光宗耀祖而工作赚钱，只是为了赚钱而赚钱。韦伯把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富兰克林可谓是典型的白手起家。他祖上并不富有，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印刷行业中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但富兰克林并不满足于此，他非常努力地工作，从事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他曾为了研究雷电，在下雷阵雨时试图通过放风筝将雷电引下来，结果差一点被雷劈死。此外，富兰克林非常节俭，甚至有一点葛朗台的精神。“时间就是金钱”就是富兰克林的名言。他还说过：

钱能生钱，钱子还能生出更多钱孙。五先令倒腾一下就是六先令，再倒腾一下就是七先令三便士，如此继续直到一百镑。你手头的钱越多，倒腾之后产生的钱也越多，收益会越来越快地增加。谁要是杀死了一头母猪，就等于杀死了它所能繁衍的成千头猪。谁要是浪费了五先令，就等于是谋杀了它所能产出的一切——不计其数的钱。

富兰克林看起来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财迷。其实，韦伯将富兰克林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恰恰说明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奢侈消费，而更多地在强调节俭和勤勉的劳动。能够获得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关键在于，人们是否找到了一种作为使命的职业，而不仅仅将之作为养家糊口的手段。

不过，韦伯也从中看到了一种潜在的危险，那就是宗教精神逐渐枯萎之后，功利主义将逐渐取而代之，朝圣者终将被经济人所取代。现代资本主义切断了自己的宗教根基，成为了巨大的“钢铁牢笼”。人们无法摆脱强大的经济秩序，不得不成为“打工人”。人如果不按照既有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来工作，就会失业，而失业就意味着失去维持生活的经济来源，更不用提会连累身边的亲人。这可能才是现代人职业焦虑的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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