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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共相 太极 阴阳 理 道｛ 气 中国人经常将“道”“理”连用，说这事有道理，没道理，这人讲不讲道理，对这个词司空见惯耳熟能详，反而甚少琢磨道和理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大部分时候能“道”“理”连用，而又为什么可以说求道，不说求理，可以说得道、占理，而不说占道、得理，为什么能说这人懂理，而不能轻易说这人懂道。 至于气呢，现在主要用在空气等词上，以至于为了说明那个抽象的玄妙的“qi”，大家往往不得不搬出“炁”这个词来。还有太极，除了武侠小说里经常被当做口诀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外，对于太极这个词，第一联想到的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全民健身的太极拳了。然而事实真的如此簡単么？ 先说“道”、“理”。“道”这个范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被关注和被讨论最早、最久的核心文化概念了。可能在很早之前，中国人就有对“道”的体认和实践，《尚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尚书·商书·说命》:“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 但从老子《道德经》那个著名的开头起：“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关于道的讨论和实践，正式成为了一种显著耀目的文化现象。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道”似乎同时承担了作为宇宙万物的起源、构成万事万物的质料、以及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等多种作用。因此关于“道”的学问，很难被归为唯物或者唯心的阵营中去。 “道”这个范畴，对中国人的思维起了很大的便捷的统合作用。一个反证是，在西方哲学和宗教学上，为了一个“共相”到底是先于、寓于还是后于，是内在于还是独立于具体事物之外，困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中世纪教父哲学家等几个世纪。（当然，前提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存在过而非虚构的话。） 为什么这种看上去“吃饱了撑的”问题会那么重要呢？当然重要。人不同于动物的一个重要的能力是有深刻的概括能力，想要从形形色色的现象世界里去寻找一个统一的本源，这既方便我们认识世界并与世界互动，更重要的是，与解决终极关怀的信仰问题相关。 很显然，论证有那么一个独立于具体事物之外、并且蹲踞于万事万物和世界之上的超然的“共相”的存在，是有利于论证一神教的那个神“耶和华”的存在和完善其形象的。如果这个共相它寓于万事万物之中，虽然看上去似乎亲切了不少，但却显得没那么高大上了。 但中国人显然不是很在乎这个事，老子说（道）“可名于小”；而且有时候还有点傲娇，“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你归附我，我还不想收你做跟班；道还不怕侮辱磋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依然“湛兮似或存”。有这么牛的属性，老子总结为：“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基督徒后来翻译《耶经》，要把耶和华翻译等同于“道”，而不再是翻译为“上帝”，恐怕也是怕被这句“象帝之先”给压低了一头吧？ 但是耶和华作为一个有神格的神，那是要保持神格尊严和与被造物的疏离感的。所以你如果觉得西方的神性是像后来佛教讨论的佛性一样寓于万事万物之中，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那么在某个历史时间段里，你可能跟泛神论的斯宾诺莎和自然神论的和莱布尼茨等人一样，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某种异端的味道。当然，佛教后来这样讨论佛性，对于坚持“缘起性空”的原始佛法来说，可能也有点异端的走势了。 大部分时候，中国人并不觉得这个“共相”寓于宇宙万物之中有什么不妥。庄子和东郭子聊天到最后，直接说，“道在矢溺（屎尿）”。令闻者一脸蒙蔽。你把这个判断句，替换一下主语试试。说耶和华在……，佛在……，怕不都是要挨打的。后来的佛教尤其禅宗，那顶多也说佛性怎怎，或者是泥胎木偶被鸟在头上拉屎，尽量避免说佛在……。 不仅如此，“道”被中国人同时拿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后续万物运动的动力问题，但是西方人关于宇宙起源的第一因有没有上帝之手的推动，以及万事万物生成之后运动的动力是内在还是外在，又是分析了很久。为什么讨论中国道理，要让西方来客串一下呢？因为老子之后，讲理的中国思想家们，也不同程度遇到了类似西方思想家们遇到的问题。本源本体，动力来源，不论中西，都是哲学家思想家们要面对的。 大概是因为“道”综合涵盖的内容太多，后续的话题跟进者们，往往不得不分解道的功效来分说。老子一句“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本来有无都在道中，但到了魏晋，就在玄学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形成了以王弼为首的“贵无论”和以裴頠为首的“崇有派”的论争。 今天先不说“有无”，先说道的物质性功用和规律性功用都是被后人如何分说的。易，阴阳，太极，理，都是倾向于道的规律作用来说的，而物质性的功用分担概念，则是气。 《易经 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大概就是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的状态。这一微妙的状态前后，后来被庄子等用“太极”的概念来讨论。 《庄子·大宗师》：“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太极”是空间“六极”未衍化开之前，而大道更在“太极”之前。（这个“之前”，可能不是时间上的之前，而是逻辑上的先在。）《易传·系辞上》也对此做了讨论，“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但是，这里的“易”，也是偏重于变化的含义，更像是动词名词化的用法，用来形容“道”的变化不息。“生生之谓易”，这个生生不息的变化被称为“易”，而统化阴阳的还是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道的阴阳莫测的能力，“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的效果，被形容为神奇的“神”。 由道衍化出的“太极”，后来又被那个写了《爱莲说》的周敦颐，写进了《太极图说》，来分析两仪四象等过程。再后来，这个词大概就是被武侠小说和太极拳给发扬光大了。 因为“道”承担的功用太多，有时候，偏向指称物质性的精微实体的时候，也用“气”或者“精气”来表示。《管子》：“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列为星。”“精也者，气之精者也。”而规律性方面的概念担当呢，“易”偏重于“道”的变化过程，“太极”是道衍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要指称道的规律性内涵，后来“理”就被抬出场了。宋明理学，能以“理”字命名，可见这个字的分量。 避开道而大谈理，尽管这可能是理学家想摆脱道家的话语范畴，想另立炉灶，但理的话题，确实没有脱出“道”的范畴。《庄子·则阳》：“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韩非子·解老》：“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道和理的涵盖关系，先秦已有讨论。只不过到了宋明李学这里，似乎有意无意在避开道，而大谈理。 之所以说儒家后来在“道”的话题上，可能有点怨念，这个玩笑是有料支持的。董仲舒被认为偏儒，但他自己其实也会用求雨等方术，因为他主要用天道和天人感应论去为他的神学目的论伦理观做理论支撑，所以董仲舒偏儒基本是被实锤了的。 韩愈也曾为夺回“道”的领域的话语权而奋斗过，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大概也是很不满“道德”被写了《道德经》的道家统御了话语权，于是努力论证“道德”为虚位，“仁义”才是应该被扶正到“道”的坐席上的。宋明理学家努力继承了这个好传统，所以后来当大家调侃“道学家”的时候，竟然往往不是道家的人，而其实是儒家的人在当道学家。经过以上的曲折论证，道的话题，被拆分为理和气，“理气”成为宋明思想家讨论的重要话题。 张载一派，大致认为“太虚即气”，“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相皆气也”，还借着讨论气一元论的本体论，顺便跨时空接了一下魏晋玄学崇有贵无讨论的哏，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认为没有一个抽象的“无”存在，有无只不过是气的聚散显隐罢了。那么理不过是气的运动之理。罗钦顺的“理只是气之理”，王廷相的“理载于气”，方以智的“一切物皆气所为也”，黄宗羲的“理为气之理，无气则无理”，王夫之的“理即气之理”、“气者理之依”，基本都是这个思路。但是方以智有点特别，用“气动皆火，气凝皆水”来描述气的动静变化，而不是理，但总体也是气一元论的范畴。 被后世合称为程朱理学的程颢、程颐和朱熹，对此表示不能接受。罗钦顺等是后人了，程子朱子反对不到，主要是反对比他们早一些的张载。二程认为，把物质性的精气当做宇宙的本体，太不高级了。根据《文心雕龙》和《易经·系辞上》里都说过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二程认为道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又根据二程的观点“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所以理是形而上的，是超越于事物之上的最高宇宙本源和实体。朱熹基本也认为理是第一性的，虽然他也认为“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认为理气不相离，但认为“理气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需说先有是理”。等于认为理是逻辑上先在的。 在西方哲学史上，当认为“共相”先于、高于现象世界的时候，这个共相往往就是神的代名词了。宋明理学的理，最终没有化身为神，但被用来论证“天理”也就是父子君臣人伦的至上性。所以民间会说这事这话是否在理，会讲某人某时某地某件事是否占理，但不会轻易说这个人得道。因为，道的内涵外延，依然要比理大很多。但在口语中，两字词比文言单字更具备语音交流的丰富提示性（虽然牺牲了一些简洁性），所以，大家将“道理”连用，也挺顺口的。毕竟，这两个字本来历史上就渊源颇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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