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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儒墨之统一与佛道之解脱 相较于儒道墨，在儒释道中，佛学为新进之元素，墨学则几近湮没。由儒道墨到儒释道，此种流变之关键，乃在于士人安身立命之追求。 虽然，于乱世之中，或求其统一，“功一天下，名配尧舜” [3]；或求其解脱，“洸洋自恣以适己” [4]。 ；继之则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6]。中国诸侯异政、百家异说之局面，于是得以统一。中国既得统一，“群士慕向，异人并出”；于是名臣辈出，“皆有功迹见述于世”也。 [7]韩非云：“世之显学，儒、墨也。” [8]秦皇汉武统一天下，各用墨儒之学。秦皇承用墨学“尚同一义”以为治。 [9]而“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10]，俟天下安定，亦得以为用。“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而于武帝时，“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11]朝廷既多斌斌之士，“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 [12]者，则为“硁硁然小人哉” [13]。虽然，儒墨之于社会治乱，却有共通之处。此如荀子所言“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 [14]，是亦墨子所谓仁人之事。汉武之世，儒学滋盛，“非入汉而墨翟之学失其传，殆墨学之精入于儒，而儒遂独尊于百世也。” [15]而儒墨合流尤为显著者，则在《礼运》“大同”之说。 [16]中国经秦汉之统一，历三国魏晋南北朝，则为长期之分裂。当此之乱，士人或欲建功立业而不可得。此如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籍酣饮为常，是固避祸远嫌，以求自全。而阮籍“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则为求得解脱。 [17]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士人如阮籍者，避祸远嫌以求解脱，是尚老庄之学以为安身立命。老庄之学，概以“自隐无名” [18]为其要归；而庄子之学，“洸洋自恣以适己”，尤可契合个人之解脱。《晋书》向秀传云：“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之才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19]士人由追求在社会中建功立业转而关注个人之解脱，此则儒墨所以见鄙，而道家所以兴盛之缘由也。虽然，道家之解脱，概在消极之逃避，则士人心之所系，犹在家国天下。惟佛学东渐，士人之精神乃为之一变。佛学本以个人之解脱为积极之追求，此则不同于道家消极之逃避。士人既欲寻求解脱，适可援用佛学，以与道家互相资为发明，是为佛、道之融合。 虽然，士人融会佛道，而于个人解脱之态度，亦由消极之逃避转为积极之追求。就此种态度之转变而言，佛、道之融合又可谓“佛里道表”。士人若以个人之解脱为积极之追求，则异于道家消极之逃避，而或不复以家国天下为念矣。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3页。刘师培云：“自南朝顾欢、张融以孔老皆为宗教，以道教目老聃，以儒教尊孔子，复以儒道与佛教相衡，称为三教。（见《夷夏论》及《齐书》传赞。）夫宗教之名，非唯老子所不居，抑亦孔子所未言也，何得目之为宗教，又安得尊之为教主哉？此则不知正名之故也。”（《国学发微》。《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第153页。） [2]《论语·子路第十三》。《论语正义》，第538页。 [3]《荀子·王霸篇第十一》。《荀子集解》，第218页。 [4]《史记》谓庄子“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史记》，第2144页。） [5]《史记》卷第六《秦始皇本纪第六》。《史记》，第239页。 [6]《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汉书》，第212页。 [7]《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第二十八》。《汉书》，第2633-2634页。 [8]《韩非子·显学第五十》。《韩非子集解》，第456页。 [9]参见前节《人之成人与社会治乱·社会之治与乱》。 [10]《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史记》，第2722页。 [11]《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史记》，第3117-3120页。 [12]《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史记》，第3181页。 [13]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第十三》。《论语正义》，第538页。） [14]《荀子·非十二子篇第六》。《荀子集解》，第97页。 [15]蒙文通《儒墨合流与<尸子>》。《经学抉原》，蒙文通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8月第1版，第184页。 [16]伍非百《墨子大义述》、方授楚《墨学源流》，俱言《礼运》是传墨学，墨子所传尚同、尚贤、兼爱之义，概可见于《礼运》。（《十家论墨》，蔡尚思主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8月第1版，第84、129-130页。）又，《民国丛书》第四编第5册收伍非百《墨子大义述》、方授楚《墨学源流》。 [17]本段引文见《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阮籍》。《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360、1359页。 [18]《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史记》，第2141页。 [19]《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向秀》。《晋书》，同上，第1374页。 [20]于佛学东渐之初，“以本国之义理，拟配外来思想”，是所谓“格义方法”；此种格义，虽有“迂拙牵强”之嫌，然其用意“固在融会中国思想于外来思想之中”。（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竺法雅之格义》。《汤用彤全集》，第一卷，第178-179页。）而当时名僧、名士往来清谈，“一方面影响了佛学的研究，使它把重点放在与玄学类同的般若上，以致佛学玄学化；另方面，不仅用老、庄解佛，同时还以佛发展了老、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吕澂著，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1版，第44页。） 浏览12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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