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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对李馥的藏书事迹有如下记载：“李中丞馥，抚吾浙时，收书极富，一时善本齐入曹仓，每册皆有图记，曰‘曾在李鹿山处’，后缘事讼系，群书散逸，人以为印文之谶，然亦达已。”
明清时期，江南藏书最盛，李馥任浙江巡府，如此高官，在当地收书当然最为便利，故对其藏书情况，陈康祺在文中以“极富”二字来形容，并且说当地出现在市面上的善本基本上均归李馥。而陈康祺还特意点出李馥有一方藏书章的章铭为“曾在李鹿山处”，而鹿山为李馥之号，亦此可见，李馥对藏书颇为达观，有着曾经我眼即我有的洒脱。可惜，他后来因为涉及官司，使其所藏大多散失了出来，而散出的原因，陈康祺则说乃是因李馥的这方藏书章：既然是“曾在”那就是过去时，其潜台词即现在已归他人所有，这就是今人所言的不幸言中。其实有不少的人都刻过类似的章文，比如大藏书家周叔弢就有一方“曾在周叔弢处”，虽然寒在堂的旧藏大多归了公馆，但若以私家藏书论，到如今，哪个大藏书家的旧藏之物不是基本上都在公共图书馆呢。因此，印文之谶这种说法，并非李馥独有。更何况，李馥的藏书章并非仅此一方，王长英、黄兆郸编著的《福建藏书家传略》中转引了记者林秋明的考证，该文中提及现存于福建师大图书馆李馥的《居业堂诗稿》清稿本中，就钤有多方李馥的藏书印：“钤有李馥的藏书印章不仅有‘曾在李鹿山处’，还有‘鹿山李馥’、‘信天居士’、‘居业堂’、‘过眼云烟’、‘不贪珍宝’、‘生事不自谋’、‘舍书百不欲’、‘书魔惑’、‘见客惟求转借书’、‘福州李二使’、‘官贪心其安’、‘笔山阁藏书记’、‘玉融翰墨’等印章。”《硃批谕旨》 清雍正十年至乾隆三年内府刻朱墨套印本，签条有李馥之名然而陈康祺的所言颇为后世所引用，大多人忽略李馥其他的藏印，专点出“曾在李鹿山处”一印，而我亦有一方“曾在韦力家”，然我却并不担心印谶之说。我最为欣赏藏书家孙文川的那方长达170字的藏书印，而该印我以往误作他人所撰，故今于此将该印全文引用如下：正如孙文川所言，许多历史典籍流传到自己手中，已经历了长达千年之久，而很少有人能够活过百年，如果这些历史典籍真的能像藏书家期望的那样子子孙孙永宝之，那为什么很多书上钤盖的藏书印层层叠叠，而后又能到了自己手中呢。这正说明了聚散乃是常态，而有聚也必有散，只要典籍能够一直流传下去，何必在意最终到了谁的手中。这也正如孙文川所言天下宝天下共有之，自己心爱的藏书落入不肖子孙之手，还不如流散出去，为爱书人所得，只要不落入俗世之手，就已然是大幸。李馥有同样的藏书情怀，这正是其值得赞赏之处，用不着以印谶二字来解释之。《硃批谕旨》 清雍正十年至乾隆三年内府刻朱墨套印本，内页徐恕在《清稗类钞》中对李馥藏书亦有记载，其小节题目为“李鹿山藏书多善本”，可见其藏书水平之高，被后世广泛关注。而徐始这一节的全文为：“泉州李中丞馥抚浙时，收书极富。一时善本，齐入曹仓。每册皆有图记，曰曾在李鹿山处。”这段话基本是抄《郎潜纪闻》中的所载，然而他恰恰去掉了原本出处中的印谶之言，亦此可见徐恕的达观，以此说明，他并不相信陈康祺所言的印谶。关于李馥的生平，乾隆版的《福州府志》中载：“李馥，字汝嘉。福清人。康熙甲子举人。任工部员外，转刑部郎中。以治九门提督陶和器狱有声，出守重庆郡。经流寇乱后，田赋无考。馥履亩清丈，侵占弊息。迁河东运使，调苏松常镇道，晋江苏按察。制府擒治奸民，株连百余人。馥察其冤滥者，尽白释之。转安徽布政，巡抚浙江。时亢旱，请截漕二十万，民不知饥。又，漕米例用白粮。馥疏请兼用红白，民便之。以失纠属员去任。馥家素封，义所得为，必勇为之。在官以廉慎称，家遂中落，归田二十年。借屋以栖，怡然自然。与士大夫文酒还往，年八十余，重宴鹿鸣。又数年卒。”这段话主要是记载李馥的政事，由此可见，李是位能吏。嘉庆版的《大清一统志》所载亦是他的政绩：“李馥，字汝嘉，福清人，康熙甲子举人，由刑部郎中出守重庆，郡经流寇乱后，田赋无考，馥履亩清文，侵占弊息，累迁江苏按察使，制府擒治奸民，株连百余人，馥察其冤滥者，尽自释之，擢浙江巡抚，时亢旱，请截漕二十万，民不知饥。又，漕米例用白粮，馥疏请兼用红白，民便之。在官以廉慎称，归田二十年，借屋以棲，与士大夫文酒往还，年八十余卒。”关于李馥为何惹官司一事，大多资料语焉不详，李客山在《送李鹿山先生归福州序》中有如下说法：“鹿山李先生，既解浙抚之任，则寓居吴门。时奉世宗皇帝命偕侍郎黄公协修松江海塘。先生贷藩库钱应役，以产入官，不足于偿，遂留滞不克归。今天子即位，邀恩宽免，得起官，而先生且治装返故里。盖先生年七十余矣。先生籍闽之福清，为巨族，饶于资。通籍后历宦，所至携家困以给食。既解组复多赔累，迨海塘工竣，资磬竭焉。呜呼！先生可谓穷于宦矣。”以此可见，李馥原本是福清望族，正是因为他贷款为松江修建河塘而破产，在任职之地，为当地作贡献而所贷之款竟然由其个人来偿还，以至于让家族衰落下来。可见李馥是何等以公职为己任，但好人得到这样的结果总是令人感慨，好在李馥为人达观，即使是因公破产，他依然能怡然自乐，李客山在《序》中写道：“先生智识超旷，于禄位升沉不少介意，虽蹈轗轲履艰危，无戚戚之色。在吴门日，尝终日不举火，而啸歌自若，手一编不释。果一日过先生所，有顾君受基在座，先生顾之曰：‘今日未知何处索米。’”那时的李馥已经穷困到连吃饭都是问题，然而他依然能够看书写诗，可见他对书是何等之痴迷。而对于他的藏书心态，王长英，黄兆郸编著的《福建藏书家传略》中写道：“李馥在浙江任巡抚期间，留心搜访流失于民间的善本书籍，一时善本齐入他家。至李馥罢官归里时，他两袖清风，箱子中唯书籍而已。他对图书极其疯迷，在其诗中多有表现。如‘草满窗中总不除，囊空抵死欲营书。斯文结习难消化，多恐前身是蠹鱼。’‘白首穷弥坚，青灯老终矢。’‘阅世冷看三尺剑，斋心静对一床书。’李馥曾游历山河，即使是在旅游的途中，他也注意收罗、购买古籍善本。”然而正史中很少提及他藏书之事，可见藏书在李馥时代并不被官家视为要事，好在《重纂福建通志》中谈到了他的藏书之事：“与福州知府顾焯倡平远诗社，文酒往还，怡然自乐。好藏书，多善本。重宴鹿鸣，年八十四卒。”而郭柏苍所辑《竹间十日话》中亦提及李馥藏书之富：“李馥，字汝嘉，福清人，郁之弟也。郁五子科甲。康熙甲子举人，历官浙江巡抚，为人和厚谦谨，所至有贤声，家居藏书甚富，乾隆甲子重宴鹿鸣，年八十四，有《李鹿山集》。”李馥因家财耗尽，只能长期滞留于苏州地区，他晚年得到了皇帝的宽宥，再次被起用为官，而此时的李馥年已七十余岁，他只能辞职返乡。虽然藏书大多已售出，但毕竟还有不少的留存，他将旧藏带回了家乡。返乡之后，李馥重整旧居，又建起了藏书之所，其中之一名曰笔山阁。而关于他返回家乡建藏书楼之事，高熔、张美珍在《李馥及其藏书》一文中写道：但《中国藏书家辞典》却称他“留在吴中14年，游于九仙乌石、南江西峡之间，收罗古籍善本。”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因九仙乌石，即福州三山中的二山，且“游九仙乌石南江西峡之间”句，原文见沈文《送李鹿山大中丞归里序》，全句为“一旦仍返故乡，遨游九仙乌石南江西峡之间，乐何可涯量！”其实对于这件事，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引用了沈文悫在《送李鹿山大中丞归里序》中的所言：“福州李公，弱冠为名孝廉。既仕官西曹，以守法称。出任宪副于蜀，移辕江左，旋任臬事，晋方伯，开府于浙。解组去官，留滞吾吴十有四年。丁巳夏归福州。公去家三十年，一旦仍返故乡，遨游九仙乌石南江西峡之间，其乐何可涯量！”由此序可知，《中国藏书家辞典》中所说的那句话乃是本自此序，只是作者未曾留意这是李馥回到福州后的事情。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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