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之命禄篇（2）

【原文之二】

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虽才智如孔子，犹无成立之功。世俗见人节行高，则曰：“贤哲如此，何不贵？”见人谋虑深，则曰：“辩慧如此，何不富？”贵富有命福禄，不在贤哲与辩慧。故曰：富不可以筹策得，贵不可以才能成。智虑深而无财，才能高而无官。怀银纡紫，未必稷、契之才；积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时下愚而千金，顽鲁而典城。故宫御同才，其贵殊命；治生钧知，其富异禄。禄命有贫富，知不能丰杀；性命有贵贱，才不能进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禀卑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学于人臣，知博希有不为父师。然而人君犹以无能处主位，人臣犹以鸿才为厮役。故贵贱在命，不在智愚；贫富在禄，不在顽慧。世之论事者，以才高当为将相，能下者宜为农商。见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毁于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毁之曰：“是必乏于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虽高，官位富禄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时举事而福至，人谓才智明审；凶衰祸来，谓愚暗。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禄也。

【拙解】

有才能而得不到施展，有智慧却不得机会发挥，或是施展了才能却不能获得成功，或是得到发挥机会却做事不成，虽然才智如孔子般，也不得事成而立功。世俗之人见他人节操品行高尚，便说：：“贤良如此，怎不见得尊贵？”见他人智谋深虑，便说：“智慧如此，为何不富？”尊贵富有是由福禄之命，而不在是否贤良与智慧。所以说：财富不可以靠筹划计策而得，尊贵不可以凭才能获取。智慧深虑而无财富，才能高而无官爵。身怀银印紫绶，未必有稷、契之才能；堆金累玉，未必有范蠡之智慧。有时位低愚人却拥千金，冥顽之人却权治城郭。所以，同样才能的人做官，地位贵贱相差悬殊；经营产业智慧相同，拥有的财富迥异。福禄命中有贫富，智慧不能决定其增减；人的生命有贵贱之分，才能不能左右其进退。周成王的才能不如周公，齐桓公的智慧不如管仲，然而周成王、齐桓公享受尊贵之命，而周公、管仲只能享臣吏之俸禄。考究古时君主很少有不向其臣子学习的，学识渊博之人很少有不被尊封为父师的。然而君主仍可以无能而居处主位，臣子虽有大才也只能听从使用。所以富贵贫贱在于命，不在于聪慧愚钝；贫穷富有在于禄，不在于冥顽或智慧。世间论事，均以为才高当作为将相，低能者宜从事农商。见到智能之士未达官位，便对其责怪并非议：“一定是其毁在德行操守。”而对操行好的人，亦对其责怪并诋毁：“一定是其才能不足。”殊不知才能智慧操行虽高，但官位财富俸禄需由命决定。有才能智慧之人，在命好禄盛时做事便会得福，人们会言其有才能智慧；在命凶禄衰时做事便会遭受灾祸，人们言其愚钝。这就是有人不知命有吉凶，禄有盛衰之故。

【小议】

人，生乎于世，有偶然，亦有必然，这便是命；存乎于世，或享官禄，或居贫贱，亦有偶然之因、必然之果，此亦是命。“有才不得施”，或因才不对位；“有智不得行”，或智亦有不智。如孔子之才者，世之罕见，俗凡之人，哪来的什么“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凭已能而谋生，不与世争。不求达官厚禄，但得平淡无嚣，淡泊则心安，心安便无扰，虽居市井，亦可享幽静。

---

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东汉时期思想家，唯物主义者。

《论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八十四篇，是东汉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义著作。作者在著作中以当时少有的唯物主义思想，对皇朝统治集团崇尚的儒学、神学的虚伪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批驳。

《论衡》的出现，在中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由于作者身处的时代使其世界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响其著作的历史重要性。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研究和对待历史经典和思想文化的科学态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各有千秋。品读国学经典，从中汲取有益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