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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成书于烽火戏诸侯历史背景统考 二、老子是宣幽两朝御史大夫伯阳父 对老子的认知，自古至今就存在着各种混乱，而今越来越乱。如老子的名字，有曰伯阳，有曰老聃，有曰字聃，亦有曰老莱子、太史儋、单逨等；又如老子成书的年代，有说为西周，有说为东周；有说老子比孔子大20岁，也有说老子比庄子还晚；对老子的职业，有说周大夫，有说为太史，有说为柱史，有说守藏史（图书馆馆长），近年亦有说为管林业的林官……，说法混乱的背后，实际是不明真相的必然反映。 “老聃”的说法源于战国时期的列子和庄子，比列子、庄子略早一些的文子、尹文子还都直称老子，不称老聃。根据当时（稷下学宫时期）诸子对老子的注释和庄子《天下》篇：“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的感叹，说明当时诸子还只知老子一书，而未知老子其人——否则当时的解老者不会都不知道老子伯阳父的称呼。同时也可以看出老子比孔子要早得多，否则庄子等人不会只熟知孔、墨诸子却不知道他们所敬仰的老子究竟是谁。 但到了史记那里，老聃又变成了老子姓李字聃。实际上，聃字或是对寿者耳曼形象的描绘，亦或认为老子是聃国人，因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姓李字聃的老子。而真实的老子伯阳父（或称“史伯”，史记称伯阳甫）却不只一次的出现在国语和史记中。但国语中的伯阳父并不是我们认为比孔子大20岁左右的老聃，而是西周末年的周（御史）大夫，比孔子大300岁左右。 《周语上》：“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注释：伯阳父，周大夫也。 《史记•周本记》中也记载了同一件事，而称为伯阳甫，可知为同一人。又《释名》：“父，甫也”，都是尊称用字。⑦ 又“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而爱之，生子伯服，竟废申后及太子，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太史伯阳曰：祸成矣，无可奈何”！⑧ 这里未加尊称，直称伯阳，故“名可名，非常名”也。 最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史料中伯阳父的所有言论内容都符合《史记》称老子“见周之衰”的实际意义。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当代记者邵江梅2014年8月16日在甘肃晨报上发表的《天水伯阳•老子西行之路探秘》一文中说，甘肃天水市伯阳镇兴仁村是老子退隐之后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这里不仅世代流传着老子即伯阳父的说法，而且至今还将老子当年带领村民修建的水渠命名为“伯阳渠”，并流传着“伯阳镇的名字就出自老子”的说法。⑨还有皇家为纪念老子修的建筑（遗址）等。 在川陕咽喉的大散岭附近，也留下了以老子命名的伯阳山，伯阳水，伯阳镇等，据说历史上还曾有过伯阳县。⑩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七·渭水》第8页写到：“渭水又东伯阳谷水入焉。……而东达伯阳城，南谓之伯阳川，盖李耳西入往径所，故山原亩谷往往播其名焉”。 这种世代流传的口碑式地名与国语史记的记载相呼应。 那么，伯阳镇流传的老子伯阳父与国语中的伯阳父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其实当我们这样问时，实际只有一个肯定的答案，因为我们是一个喜欢治史的国家，不仅有正史，还有各种外史、别史、杂史、野史、稗史、相关传记，但所有史料中只有周朝出现过一个伯阳父，没有再出现过第二个名字完全相同的伯阳父。甚至中国从古至今的历史上也只有东汉时期出现过一个与老子勉强有些同名的人——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而老子一书起码在战国初期的稷下学宫时期就已经广泛流传了。 其实，是由于老子隐居之地的偏僻、古代交通信息的蔽塞和人们对老子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够等多种因素直接影响了老子真相传播的时空范围。但尽管如此，历史最终还是做出了近乎完全正确的结论，请看以下史料记载。 东汉边韶《老子铭》载：“老子姓李，字伯阳，……当幽王时，三川实震，以夏、殷之季，阴阳之事，鉴喻时王（源于周语）”。⑪ 北朝寇谦之的《太上老君戒经》明确指出“老君西游,将之天竺。周幽王之末也。” 唐初喜欢训诂的成玄英所著《老子道德经义疏》中也留下了“解者多云（老子）幽王时出关”的记载。 另外，唐时吕洞宾亲书的《大秦景教寺碑》有“宗周德丧，青驾西升”的说法（按:西周史称为宗周，东周史称为成周）。 《水经注》《史记•正义》”《文心雕龙•诸子篇》《昭明文选》李善注等也都持续着伯阳父即老子的说法。 宋人謝守瀕著《太上混元老子史略》有“幽王在位十一年，元年庚申。二年辛酉，地動，涇、渭、洛皆震，老君日：周將亡矣。果為犬戎所滅”。 说明老子即是国语中伯阳父的真相起码在东汉以后就得到了历代学者的广泛公认。同时，史记中老子“见周之衰”的说法也在伯阳父的所有言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根据西周和东周发展的全部历程来看，把老子所在的西周末年作为“周之衰”的历史节点是最为恰当的。如果到“诸侯恣行，政由强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去找老子“见周之衰”的历史节点，那就有失于历史的真相了。 老子更加详细的“见周之衰”言论表现在长达四千余文的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中。文中的“史伯”是对老子伯阳父的简称，该文以郑桓公求史伯为自己指点后路为题，（史伯历数西周各诸侯国的实际情形，为他指明去处和办法，使郑国实现了后来的东迁），并两次言及周幽王“近顽童”，实际反映出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事件之后的历史背景，是我们研究老子成书历史背景、扩展对老子本人认知的重要史料。 文章开头：“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对曰：'王室将卑’……”！！！ 语言内容反映出周幽王“数欺诸侯，诸侯叛之”的形势造成郑桓公恐惧的心理情绪——除此而外，幽王执政的十一年（根据郑语：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郑桓公任职期间只有三年）里哪还出现过如此令人恐惧的历史事件呢。 可以推断——郑桓公此次拜谒，是出使朝廷求史伯解叛军之围（老子或以被排挤出朝廷，见经文第20章），顺便也求史称“尽知天下第一人”的史伯—或者说是“吾何以知天下然哉”（66章）的老子为自己指一条后路的。文中史伯所言“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难，其速规所矣，时至而求用，恐无及也”！！！劝郑桓公赶紧离开朝廷，速去避难之所。（“凡周存亡，不三稔矣”。是圣人说话必留余地。但郑桓公心存侥幸，在叛军撤退后又回到朝廷，不久即与幽王一同殉难），故此文应看做是老子退隐之前与朝臣的最后一次谈话，略先于老子布道成书几天的时间。 这次谈话之后，史伯便离开朝廷所在地镐京，去了周至关。他已经成了众人眼中“尽知天下第一人”，所以经文中才出现了“吾何以知天下然哉”？（54章）“天下皆谓我道大”等相象的说法（67章）。且《论兴衰》和经文五十五章都出现过“和之至也”这种相同口吻的句子，从语言思维习惯等各方面均证明史伯和老子实为一人。通过以上推断，我们可以进一步把经文与史料整合在一起，全面理顺老子布道成书的历史过程了。 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史料，都可以得出和以上推论大致相同的结论。 《周至县志》：“周平王（幽王之子，东周第一位君主）即位之后，听说关尹子的事迹，颇为欣赏，封关尹子为大夫，召为东宫宾友”⑳。可知老子关尹子同为西周人。 《关尹子鉴》中有：“夜之所梦，或长于夜。心无时生于齐者，心之所见皆齐国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晋之梁，心之所存各异心无方”的句子，透露出当时存在着后来成为春秋五霸的齐、宋、楚、晋四国和梁国（公元前821周宣王所封，前641年被秦国所灭），却没有出现五霸中的秦国，可知《老子》的姊妹篇《关尹子》也成书于梁未灭而秦未兴的西周末年。 从楼观台保存的草楼观和讲经台等历史遗迹和周至关所处的位置也可以看出，老子西行前只有从相距只有七十公里的西周镐京出发才合乎情理——表明老子为西周时人。 关于老子的职业，我们可以从《史记卷96》：“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句下（集解）如淳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谓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子为周柱下史”⑰ 中得知，老子实际是御史大夫——承担着类似纪检委和中央秘书处的两种职责，负责朝廷执法和起草保管与天子太宰有关的朝廷档案文件⑱（守藏史说法的由来）。1975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了一件西周中晚期青铜器---训匜，其上铭文记述了伯阳父依据当时刑法处理一件案子，是为印证⑲。所以古有“丞相主民、太尉主军、御史大夫主法”之说。 看到这些信息高度一致的历史线索，您是否还怀疑老子即是宣幽两朝御史伯阳父这一结论呢。 然而，最支持这一结论，能说明《老子》一书缘起于烽火戏诸侯时代背景的关键证据莫过于经文本身。但在介绍经文之前，我们还必须讲清楚五千言成书的具体时代背景和历史思想背景，提前为理解经文—实现经文与历史的完全统一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请看下一章：五千言的历史思想背景 非常欢迎您能够提出不同的看法或反驳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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