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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北方史官文化理性色彩的杜甫精神与代表南方巫楚文化浪漫色彩的屈原精神通过整合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浪漫向上、务实求是、忧国忧民的文化精神。与此相适应，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形成了建立在北方史官文化唯实基础上的现实主义和建立在南方巫官文化土壤上的浪漫主义两种美学品格。这两种美学品格自《诗经》《楚辞》而降，历经文人整合，到中世纪，形成了杜甫原型和李白原型，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的创作成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读大均诗歌就可以看出李杜对他的影响。他的诗既有对现实的理性思索，不乏杜子美沉郁顿挫之风，如在南京写的一些感怀国事的山水诗。 
苍凉楚的意境映寓出一种悲慨沉郁格调，风格与杜诗相通；又有以发抒抗清复明之壮怀为主旋律的“风驰电激”的浪漫格调，如其在北方边塞所写的一些山水诗，雄宕豪迈，郁勃着一种大气包举的阳刚之气，是为李白之髓传。而后者是大均诗歌的主要美学品格。在清初遗民纷纷学杜风气中，尽管他也学杜，但他更宗李，如他自己所说:“仆平生好嗜太白，以太白为师，薰以水沉之香，浣以荼蘼之露，而后敢开卷帙。三十年，非太白不存乎耳目，非太白不留于心思，见于羹墙，形诸梦寐。故所为诗，多有似太白声音笑貌。”（屈大均:《屈翁山复石濂书》） 
并还“自谓五律可比太白”（陈田:《明诗纪事》卷十一引《广东诗粹》）这件非自夸，而且得到大家认同，人们或评其“形似太白”（谭献:《复日其”力唐音，而于太白为近”（宋长白:（柳亭诗话》），或曰“祖灵均而太白“（潘来:《广东新语序》）。他之所以偏爱李诗，是因为李白“乐府记》），或称篇是（楚辞》，湘之后为“（大均:《采石题太白同））认为原之后，唯李白而已。可见，自屈原而降，至李白集大成的审美模式是他心仪已久的美学品格。大均写诗，反对刻板摹拟，力求变化，这与李白诗脱去笔墨畦径、不拘常、变化万状相通。他把写诗的道理与《易》联系起来。 
说:“予尝谓不善《易》者，不能善诗。《易》以变化为道，诗亦然。故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粤游杂序》）《易》以阴阳二爻组成八卦八卦排列组合，又成六十四卦，变化叵测。写诗也应如此，作家在汉字的排列组合中，也须尽变化之道他追求“变化之道”“雄奇惊变”、“风驰电激”的审美品格主要表现如下。第一，意象飞动，造境非凡，尽阳刚壮美之致。比如他在北方塞上写的一些诗《过大梁作》、《出塞作》、《出永平作》、《云州秋望》《八达岭》《河套》等，把北方的幽燕之气与边塞的壮美情怀结合起来，表现出诗人抗清复明的壮怀。 
郁勃着一股阳刚之气，很合乎的“任侠”之性。如其《过大梁作》云:浮云无归心，黄河无安流。诗中选择了生机盎然、充满活力，且劲健飞动的一连串动态型意象，如飘荡的浮云，奔泻的黄河，飞腾的神鱼，搏击长空的苍鹰以及梁园悲风、飕飕白草，衬托了一个挥鞭策马、执戈射鹙、醉看吴钩，日与朱、侯为伍的豪杰形象，充满了一种血气之勇。在《出塞作》中诗人又刻画了“饥食太行薇，渴饮桑干冰”，“ 
左手接飞镝，右手挥金鞭”的勇士形象，在飞动的意象中，渲染了强烈的个性色。即使在南方写的一些山水诗也不乏这种意象和造境。如五古《游罗浮》写罗、浮二山之仙境。采取夸张手法，描绘“石楼夹天起，云气流如水”、“夜海日飞，摇荡石楼红”的飞动意象:云气流注，海日飞升，表现出一种旺盛的命力大均写诗重在写自然界的雄伟高峻之境，如写华山则云。 
“攀数千尺，身似飞猿时一掷”（《上千尺峡百尺峡至温神间）写夜月风声极尽动劲健之气:“月中明灭白云流，风外砰磅泉激”（《上千尺峡百峡至温神洞宿》）；写瀑布则状其飞腾形态:“一天飞瀑随风至，湿尽春人不知（《庐山道中》）。其中“鬼变其状”的飞动意象，是诗人心中浩然之气的载体王称其诗“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竭”（王:《岭南三大家诗选序》）。确非浪评，飞动境界中映寓出一种阳刚之气。 参考资料： ·《庐山道中》 ·《岭南三大家诗选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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