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宋李杜诗谁高

2 、李白论宋玉
对比之下，李白就没有这么多的考虑，他既论屈原，也论宋玉。例如，李白在《安州应城玉女汤作》诗中有“散下楚王国，分浇宋玉田”句。典故出自宋玉《小言赋》：“楚襄王登阳云之台，令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曰：‘有能为《小言赋》者，赐之云梦之田。’宋玉曰‘无内之中，微物潜生，比之无象，言之无名’云云。王曰：‘善。’赐以云梦之田。”
《鲁郡尧祠送窦明薄华还西京》“昨夜秋声阊阖来，洞庭木落骚人悲”，明显是借用宋玉《九辩》叶落悲秋的心理活动。
《感遇四首》之四：“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惑登徒言，恩情遂断绝。”可见李白对宋玉的评价不低。
《夏日诸弟登汝州龙兴阁序》“呜呼！屈、宋长逝，无堪与言”，可知李白将屈原、宋玉引为知己。
有意思的是，李白过巫山三峡时，写有《宿巫山下》凭吊宋玉：“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桃花飞渌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风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但是，李白却与杜甫一样，也没有写下凭吊屈原的诗作，其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李白不赞同屈原的苦苦谏君、苦苦恋君、苦苦求索的行为方式。
3 、李白评屈原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武后长安元年（701年）生于西域碎叶（今中亚细亚巴尔喀什湖之南的楚河流域），5岁时随父迁回绵州昌隆县青莲乡（今四川省江油）。李白25岁时，出蜀漫游天下。天宝初年（742年为唐玄宗天宝元年），李白以诗名远扬而供奉翰林，终因不能与权贵周旋合流，仅一年余即受到权贵谗陷二离开都城长安。安史之乱期间，李白一心报效国家，却误入有野心争夺天下的永王军中为幕僚，并由此获罪被流放夜郎（今贵州遵义），途中遇赦东还。李白晚年四处飘泊，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卒于当涂，著有《李太白集》（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清王琦《李太白全集》）。
众所周知，李白在诗歌创作中，大量借用、套用、化用屈原楚辞体作品的字句，亦曾摹仿楚辞风格进行文学创作，例如《代寄情人楚辞体》“恨独宿兮伤离居”、“横流涕而长嗟，折芳洲之瑶花”。更重要的是，李白在自己的诗歌文学创作中，有不少作品都在直接对屈原的生平遭际、艺术成就进行评论。
南朝江淹（444－505年）曾作《恨赋》，为古人志愿未遂抱恨而死者致慨，首论秦始皇，次及赵王、李陵等人。其中有关赵王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破赵军，入邯郸，俘赵王迁，将其放逐房陵（今湖北房县）。赵王迁丧国失位后曾作《山水之讴》抒发忧愤，其辞曰：“房山为宫兮，沮水为浆；不闻调琴奏瑟兮，惟闻流水之汤汤！水之无情兮，犹能自致于汉江；嗟余万乘之主兮，徒梦怀乎故乡！夫谁使余及此兮？乃谗言之孔张！良臣淹没兮，社稷沦亡；余听不聪兮，敢怨秦王？”据此可知，直至战国末期，楚辞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李白曾摹仿《恨赋》，作《拟恨赋》，首论汉祖刘邦，次论项羽、荆轲、汉孝武陈皇后，接下来论屈原、李斯。其中评屈原之词为“昔者屈原既放，迁于湘流。心死旧楚，魂飞长楸”、“永埋骨于渌水，怨怀王之不收。”
《古风五十九首·其五十一》“比干谏而死，屈原窜湘源”、“彭咸久沦没，此意谁与论”。
《梁甫吟》“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
《行路难三首》之三（又名《古兴》）：“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沐浴子》：“沐芳莫弹冠，浴兰莫振衣。处世忌太洁，至人贵藏晖。沧浪有钓叟，吾与尔同归。”
《江上吟》（一作《江上游》）“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书情赠蔡舍人雄》“舟浮潇湘月，山倒洞庭波。投汨笑古人，临濠得天和”。
《赠汉阳辅录事》其一“应念投沙客，空余吊屈悲”。
《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空将泽畔吟，寄尔江南管”。
《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范蠡脱句践，屈平去怀王”。
《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
《同友人舟行》“楚臣伤江枫，谢客拾海月。《怀沙》去潇湘，挂席泛冥渤”。
《春滞沅湘，有怀山中》：“沅湘春色还，风暖烟草绿。古之伤心人，於此肠断续。予非《怀沙客》，但美《采菱》曲。所愿归东山，寸心於此足。”《尔雅翼》；“楚之风俗，当菱熟时，士女相与采之，故有《采菱》之歌以相和，为繁华流荡之极。《招魂》云：‘涉江采菱发《阳阿》。’《阳阿》者，采菱之曲也。”
《夏日诸弟登汝州龙兴阁序》“呜呼！屈、宋长逝，无堪与言”。
《冬夜於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吾不凝滞於物，与时推移。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
此外，《笑歌行》、《悲歌行》，其诗多处论及屈原，例如“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见沧浪老人歌一曲，还道沧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不过，苏东坡认为此类诗决非太白所作，而是唐末五代贯休、齐己辈所为。
从上述李白诗作文章中有关屈原的评述，不难发现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李白对屈原作品的艺术价值评价极高：“屈平辞赋悬日月”。其二，李白不赞成屈原的从政风格，不赞成苦谏、苦恋君王的行为，也不赞成投水自沉的行为（从汉代贾谊以来，有关屈原自沉汨罗江的传闻，已经由传闻变成了事实，并导致后人对屈原行为的误解），例如李白在《沐浴子》里就明确表明自己要选择与屈原不同的人生道路，要像《渔父》里的渔父一样“沧浪有钓叟，吾与尔同归”。
其实，李白与屈原的人生轨迹，有着许多极为相似的经历，例如两人均以诗成名，因诗受宠，因直言遭小人谗陷并被君王疏远、流放，亦曾浪迹天涯。
对比之下，屈原的从政生涯要比李白更辉煌一些，李白仅出任过翰林（类似今天的社科院文人学者），而屈原则长时间（前后近20年）任职左徒、三闾大夫等重要官职，主持参与过楚国的立法变革工作，主持过国家盛大祭祀仪式活动。可以说，李白对唐代的政治进程影响甚微，而屈原对楚国的政治演变则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或许，正是由于李白没有从政的机遇，他才会选择与屈原相反的人生哲学“沐芳莫弹冠，浴兰莫振衣。处世忌太洁，至人贵藏晖”。当然，李白的这种选择，也与他深受道教、隐士、求仙等思潮的影响有关。
与此同时，由于李白与屈原有着不同的从政经历，两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哲学，因此他们的诗赋创作活动也各有偏重，他们的艺术成就也各有所长。李白写不出屈原的《离骚》、《天问》等千古绝唱，屈原也写不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不加掩饰的得意，《古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气势，《蜀道难》“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高亢，《将进酒》“五花马，千金裘，乎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潇洒，《梦游天姥吟留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硬朗，以及“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从容。
关于李白与屈原的性格差异，可以从一个很小的情节上看出来。屈原在《离骚》中说“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面对守门人的冷漠，屈原显得多少有些无奈。李白在《梁甫吟》中也借用了这个场景，其词为“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可见李白对守门人（寓指小人奸臣）的拦阻，是要力争一番的，直至把阍者激怒方罢休。

4 、从楚辞到唐诗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的民族政策看来不错，各族的文化艺术活动得到鼓励和普及，巴人歌、越人歌、徐人歌，一人歌千人和。《招魂》“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大招》“二八接舞，投诗赋只”描述的诗歌创作活动当非虚构。从今天来看，其场景与唐代达官文人聚会时的诗歌唱和场面，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文化（包括科技）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在争夺周王室继位失利后，携带周室典籍奔楚的同时，还有大批周王室的工匠和学者文人同行至楚，其中不乏擅长撰写诗歌（《诗经》）的文人。显然，这一事件无疑从整体上极大地提升了楚国的文化与科技水平。经过大约二百年的文化碰撞和积累，从周王室来的文化人，与楚国本土各族的文化人，终于升华出来一种全新的伟大艺术形式――楚辞，前所未有的伟大诗人――屈原，以及在屈原身边聚集起来的一大批辞赋骚客。
屈原创造的离骚楚辞体诗歌，既吸收了《诗经》的艺术形式，又吸收了楚国祭祀歌舞的艺术形式，同时还大量吸收了楚国各族（包括巴族、苗族、越族）民歌的艺术表现形式，因此表现力更强、感染力也更强。当然，这也与屈原本人对真理的苦苦求索，以及生来就有的艺术天赋和后天的文学修养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屈原擅长把苦难的遭遇，满腹的疑惑，转化成词汇的魅力和文学的魅力。
与此同时，屈原、宋玉所处的时代，正值楚国陷入富而不强、广而不盛的矛盾之中。按照楚国的疆土广大和物产丰饶，本应在战国群雄中处于主动地位，这也是楚怀王曾经野心勃勃的基础所在。但是，楚国却偏偏碰上了强秦这个克星，与秦交战，几乎是每战均败，国力日衰。正是这种巨大的矛盾和反差，使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知识分子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和痛苦之中，而这也就成为了孕育文学天宝是诗歌的肥沃土壤。
我们知道，屈原开创的楚辞体诗赋，既有诗的成分，又有赋的成分，而以诗的成分占主要部分。相对来说，宋玉的传世作品，除了《九辩》为离骚体诗歌外，其它作品几乎均为赋。这就表明，从屈原到宋玉，楚国的文风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宋玉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赋上，而不是在诗上。
赋这种文学体的发明者为战国赵人荀况（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其特点用《文心雕龙·诠赋》的解释是“铺采文，体物写志”，即用各种各样的形容词对一个事物进行全景而又细致入微的描述，并在这种描述中寄托或发挥作者的感情。
荀况，字卿，又称孙卿主张性恶论，以人力胜天，以礼义遏制社会混乱，曾任齐国稷下学宫祭酒，晚年居住在楚国。由于宋玉与荀况为同时代人，宋玉应当读到过荀况的《赋篇》，甚至可能向荀况请教或交流过如何写赋的技巧。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荀况来到楚国，导致了楚国文风由楚辞向楚赋的转变。不过，宋玉的楚赋，仍然或多或少保留着楚辞的风格，例如在《高唐赋》和《神女赋》里，都可以抽取出大段的楚辞体诗句来，诸如“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湿润之玉颜”比比皆是。
到了汉代，尽管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王逸等文人学者在继承屈原的楚辞体诗歌风格，但是由于他们过于摹仿屈原的《离骚》，甚至直接用屈原的口气撰写作品，因此他们的诗歌成就不但难以在屈原的水平上再得以提升，反而在客观上导致了楚辞体诗歌的低落。对比之下，汉代文人却将楚赋加以发扬，并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例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或许也是因为屈原在楚辞体诗歌创造的登峰造极，迫使后人不得不放弃了楚辞体，而寻找其它的突破。
到了唐代，在《诗经》、《楚辞》、《乐府》和古体诗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新的诗歌文体（产生于公元5世纪末的齐武帝永明年间，成熟于唐代），其特点是格律严密，因此唐代文人便将新体诗称之为近体诗、今体诗、律体诗。乐府一词首见于秦，到汉武帝时设立的官办歌诗机构就名之为乐府。《汉书·艺文志》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所谓古体诗，是指唐代以前的一大类诗体，它们通常篇幅不定、平仄不讲、声韵不一、对偶不论，实际上就是唐代以前的自由体诗歌（包括后人模拟古体诗的作品）。
造就唐代诗歌空前繁荣的因素很多，其一，唐代诗歌的文体结构多种多样，既有近体诗，也有古体诗和楚辞体诗歌、乐府诗歌。其二，唐朝政府的民族政策宽容，吸纳了大量的各民族音乐歌舞文化基因。其三，唐朝的边境不宁造就了陈子昂、王昌龄等边塞诗人，唐代社会的繁华造就了王维的田园诗、李白的浪漫主义诗歌，安史之乱造就了杜甫、白居易等忧国忧民诗人。其四，唐代的经济长期繁荣奠定了文化诗歌创作活动的物质基础。其五，唐代发展完善起来的科举制度，造就了一大批文人，特别是为数众多的进不了官场的文人，同时还造就了数以百万计的读书识字文化人，他们或成为诗歌的创造者，或成为诗歌的欣赏者、爱好者、诗歌迷和传播者（纸张和调版印刷术的广泛使用，也有利于诗歌作品的传播）。其六，诗歌作品可以用非常简洁明快的形式，获得识才者、知己者的认可，这是唐诗繁荣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唐诗已经成为文人的通行证，是对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上的补充和纠正，李白不肯走科举之路，杜甫科举之路没走通，但是他们却能够凭借卓越的诗才获得社会从上至下的广泛认可。
有鉴于此，对比楚辞与唐诗，如果不考虑历史背景，是难以客观公正的。事实上，进行楚辞创作活动的诗人，有名有姓的仅数人，加上没有留下姓名的楚辞体诗人，恐怕也只有数百人而已。对比之下，进行诗歌创作活动的唐代诗人，则至少数以万计。正是由于唐代诗人众多，为了比出高下，除了“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外，不得不追求作诗的难度，即用严格的格律（字数、平仄、对偶、声韵）来构建诗歌的文字结构形式美。
从这个角度来说，屈原的诗歌创作成就，一是开创抒发作者个人情感的诗歌作品之功，二是创作出《离骚》、《天问》等千古绝唱的诗歌作品。宋玉的诗歌（赋除外）创作成就，其实仅《九辩》一篇、“悲哉秋之为气”一句而已。李白的诗歌创作成就，在于能够自由运用诗歌体裁充分展示个人的才华和个性。杜甫的诗歌创作成就，在于能够在格律的约束中娴熟地运用字句并艺术地展示个人对自然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中国的诗歌创作，从远古一路走来，经过周诗风雅颂、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在唐代形成诗歌的辉煌。遗憾的是，到了明代、清代，诗歌创作虽然仍然在广泛地进行着，却没有能够再次出现伟大的诗人，其中的原由可能与社会的变化和人们的兴趣转移有关。事实上，明清时期，我国的文学创作是以小说著称的，《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均出现在这一时期，而这又与城市化的发展、活字印刷的普及不无关系。
到了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时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末以来，我国的诗歌创作活动呈现出萎缩的趋势，而且愈演愈烈，诗人的光环看起来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因为，社会的剧烈变化，外国文化的涌入，文学载体的影视多媒体现代化，以及人们生活的多样化、紧张化，终于导致社会失去了诗的环境，人们失去了诗的意境。
但是，没有诗意的生存，毕竟是一种人生的缺憾。当人们厌倦了所谓的现代化带来的快节奏的快餐文化、功利文化之后，会重新思念诗的美丽和魅力，到那时，诗也就会再一次回到人们的身旁，寄托并传播人类的喜怒哀乐，纯洁并升华人类的精神世界。
屈宋辞赋悬日月，李杜诗篇耀九州，中华文明辉煌时，诗人天下显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