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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梁漱溟本来是旧式文人，更确切的说是帝国主义、买办和士绅的代言人，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是丧家的帝国主义、买办、士绅的乏走狗。而他却自我标榜是一生都在搞事功的救国的“实干家”。中国学术界的大佬们有眼无珠，对梁漱溟的评价甚至超过梁漱溟本人的自我吹嘘。武汉大学郭齐勇说梁漱溟是“现代的孔夫子、孟夫子，是中国的脊梁”，也有人将梁漱溟作为“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的事功主要有三次半途而废乡村建设活动，一次充当蒋介石代理人的南京和谈活动。进入新中国后，梁漱溟拒绝参加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政府，拒绝从事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活动，毫无事功可言。如果偏要说梁漱溟在新中国有“事功”的话，梁漱溟只有反党反人民的事功。一次是1953年9月反对总路线、妄议中央的事功；一次是1970年代公开反对批判已经被改造成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故梁漱溟的事功实践主要在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他的三次乡村建设严格来说算不上什么实践，完全依赖地方军阀出钱赋权，地方军阀倒台，他的实践也就告吹。主持南京国共和谈，充当蒋介石代言人，出卖中国共产党解放区的利益，这就是梁漱溟所谓的救国实践。乡村建设活动依靠军阀，南京和谈代表军阀利益，这能叫事功吗？能叫“实干”吗？何况每次事功实践都以跑路而告终。所以如果梁漱溟是“实干家”，也是擅长跑路的“实干家”。擅长跑路是梁漱溟所代表的地主买办的软弱性的体现。而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拿着新中国的俸禄，拒绝为中国人民服务，又反对总路线，反对工业化，则是梁漱溟所代表的地主买办阶层反动性的表现。 
梁漱溟（1893—1988），祖籍广西，世居北京，近现代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曾于河南、山东从事乡村建设工作。梁漱溟出版著作主要有《印度哲学概论》（1919）、《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乡村建设理论》（1937）、《中国文化要义》（1949）、《人心与人生》（1984）等著作。其书的思想学术价值有限。以至于研究梁漱溟、鼓吹梁漱溟，认为梁漱溟是“现代的孔夫子、孟夫子，是中国的脊梁”的郭齐勇都不得不说：“梁先生九十五岁的一生留给后人的最深印象，首先是他的为人，其次才是他的为学。梁先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老实说，梁先生不是学问家。他的成名和传世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在世界文明或东西文化比较研究方面，虽然开风气之先，而且至今仍具有启迪新思想的作用，但毕竟粗疏、笼统、缺乏严密的逻辑。”【1】梁漱溟自己也不以学者或哲学家自居，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因为梁漱溟对于自己的思想价值有自知之明，而是他觉得自己比学者或哲学家要高明的的多，实际上梁漱溟是看不起学者或者哲学家的。他在1930年时这样认识自己：“我实在没有旁的，我只是好发生问题——尤其是易从实际人事感触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2】梁漱溟一直强调他的强项是将其思想落实于行动。而他一生的主要行动是乡村建设工作。其中第一次广东尚未开始就结束，第二次在河南不到一年时间因为军阀混战而结束，第三次在山东长达七年因为日本侵华而结束。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工作基本是恢复士绅在农村的统治、乏善可陈。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的中文翻译者之一千家驹在1936年年底曾参观过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他回忆：“研究院是政教合一的组织，他不单纯是个‘学院’，同时也掌握着政权，……掌权者均当地乡绅。【3】抗战爆发后，梁漱溟的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宣告结束。而梁漱溟在山东邹平以自卫名义组织起来的民众武装，“一部分被韩复榘所带走，一部分投降了日寇，当了汉奸。当地群众总恨之入骨，甚至不少乡建干部为群众所杀。”【4】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是拯救近代中国的唯一方法，而乡建的结果是为日寇和军阀培养了后备军，而其乡建工作人员又被当地百姓所杀。可见乡建不得当地百姓的民心。即使这样，梁漱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直到他死前一年的1987年12月25日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仍然大言不惭的说：“我不喜欢哲学，我喜欢从事的是救国运动。当时，中国被日本占领，割地赔款，所以救国是第一大问题。我不注重一身一家的事情，注重的是救国。“我一生的实践，都是搞事功，主要是乡村运动。我虽出身于官宦人家，生长在北京，可我投身于社会的底层——乡村。在广东，搞乡村建设讲习所（应为‘村治讲习所’——编者）；在河南，搞村治学院；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研究院。我自始至终投身于乡村，不尚空谈，注重实干。”【5】梁漱溟通过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为自己的一生做出极高的评价，第一梁漱溟认为自己是一个以实干救国的人，那么我们就看看梁漱溟是怎样以实干的吧。梁漱溟出任山东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力主学生“无钱者不出钱”，食堂瘫痪一走了之1924年暑假，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出任山东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他起草了1924年山东第六中学招生简章，涉及学生伙食费规定“有钱者多出钱，贫穷者少出钱，无钱者不出钱”。老师们有不同意见，梁簌溟强行通过。高中秋季招生开学后不到三个月，因为经费缺乏，食堂瘫痪。穷学生面伙食费无法继续推行，梁漱溟则一走了之。详细情况请看当时曾就读于山东第六中学的王先进的回忆：“在1924年秋天六中招生简章上说学生在吃饭时，有钱者多出钱，贫穷者少出钱，无钱者不出钱。在讨论这个简章时，有许多老师不同意。梁先生说：‘我辞了北大教职，到此地任高中部主任，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若这条章程通不过，我来做什么？’众老师看见梁先生执意行这个办法，遂无异议地通过。在开学第一个月没问题，到第二个月管爨者即有了困难，到第三个月管爨者就办不下去了。即是有钱者不多出，够他们的饭费为止，贫穷者少出钱，不够也差不多。无钱者不出钱，头一个月不出，第二月还不出，第三个月仍不出，还嫌只有面食，没有大米，生活不习惯。管爨者催他交钱，他拿着招生简章说：‘你们招生简章不明明说无钱者不出钱么，因为我们无钱才投考这个学校的。我们不出钱。’催已经交费的人多出钱。他们说：‘我们仅能供自己读书，没有力量代人付钱。’已经付钱的贫穷者也变成无钱的了。管爨者无钱买面，伙食趋于瘫痪，梁先生不得已辞职走了。外地的学生也都走了。我当时不在高中部，不知是真是假。我曾问过当时在高中部为学生的高赞非。高赞非既未否认，也未肯定。含乎糊其辞把我支吾开了。”【6】无钱者免交伙食费，是梁漱溟以自己的道德境界绑架老师们通过招生简章，而如何筹集伙食费，梁漱溟根本没有考虑，在山东第六中学因为缺乏经费，食堂瘫痪，梁漱溟却跑路了。这怎么能说梁漱溟是个认真的人？是个实干者呢？如果梁漱溟是个认真的人，就应该事先通过各种方式筹措学生的伙食费，或者通过各种荣誉奖励鼓励富裕的学生多出伙食费。如果梁漱溟是实干者，怎么能在食堂接近瘫痪时一走了之呢？！梁漱溟在广东的第一次乡治实践尚未开始，梁漱溟就跑路了梁漱溟思考和实践的核心是乡村建设工作，其一生先后三次在广东、河南和山东开展乡村建设工作时间。梁漱溟的第一次乡村建设活动，即广东乡治讲学，因为梁漱溟和李济深的私交而在广东进行。梁漱溟结识李济深是大约在1917至1920年之间，彼此共同参加北京士绅进行的会讲而相识。1920年，李济深南下担任粤军军职。李济深与蒋介石同流合污，1927年李济深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杀害肖楚女等两千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李济深因为反共功劳甚大，被蒋介石委以重任，担任李济深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欲以梁漱溟为幕僚，梁漱溟应邀请南下广州，担任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建设委员会代主任，主任由李济深兼任。梁漱溟此时计划在广东推行其乡村自治思想，并在1928年5月14日至6月3日期间的十天做了乡治十讲的报告。而事实上李济深反对梁漱溟在广州从事乡村建设工作，“但碍于情面，难于否决，遂将建议案上推中央决定。”【7】梁漱溟对此“甚感不悦，遂请假，离广州往细墟乡间。”【8】而梁漱溟在几十年后则为李济深开脱，同时更是为自己开脱，将其不能在广州搞乡村建设的原因推卸到国民党中央。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回忆此事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政府内政部迟迟不答复，后来才同意试办，颇有勉强之意。我不愿意勉强，“少着人力，多听天功”，便带了一帮人由南而北，到各地考察、学习去了。”【9】我们姑且可以把梁漱溟的回忆作为实情。既然是一个实干家，中央答复的晚了一些，就不干了，这叫什么实干家？！梁漱溟觉得国民党中央没有全力支持他，乡治建设方案是梁漱溟主动提出的，既然梁漱溟主动提出，只要中央允许，那就应该有条件要做，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做。只因为中央没有全力支持，梁漱溟就带着一帮人离开广东北上到各地考察、学期去了。其实不就是跑路了嘛。（未完待续）注释： 【1】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页。 【2】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 【3】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4】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 【5】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6】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第二版，第13-14页。 【7】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第二版，第21页。 【8】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第二版，第21页。 【9】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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