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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读书周报》第1783号第四版“书人茶话” （2019年10月14日发行） 丁言昭
本文作者手持木偶
我是1964级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学生。1973年1月6日，我到上海木偶剧团报到，任编剧。这是我自己要求去的，因为我喜欢儿童戏剧和歌舞。 我进剧团后，一方面熟悉木偶剧的特点、艺术风格，一方面了解木偶戏的来龙去脉。谁知在翻阅有关资料时，只看到孙楷第、任二北、王国维、许地山、冯乃超、郑伯奇、陶晶孙、李家瑞、常任侠、陈鹤琴、虞哲光等前辈一些论述木偶皮影艺术的文章或史料，与其他姐妹艺术的论著比起来，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这些前辈都是了不得的人物。孙楷第先生（1898-1986）是现代古典文学研究家、戏曲理论家、目录学家。起先我在1942年12月出版的《辅仁学志》11卷一、二期合刊中看到孙先生写的《近代戏曲原出宋傀儡戏影戏考》，后来得到一本《傀儡戏考原》，这几乎是我进行木偶皮影戏研究的第一本理论书。任二北先生，人称任半唐，肚子里装了半个唐朝的历史、文化、人物等。许地山、冯乃超、郑伯奇更是现代文学名家。 1930年8月1日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了陶晶孙著译的木偶剧本《傻子的治疗》，这是中国木偶戏有史以来第一本公开发售的剧本。创造社元老郑伯奇特地为它作了序，题名为《武器的“木人戏”》。陶先生还组织了木人戏社，演出过书中的几个剧目。1942年7月虞哲光组织了上海业余木偶剧社，1943年又成立了上海木偶剧社，上演的《原始人》《天鹅》《长恨歌》等，均为虞哲光创作、导演、制作的。
我发现国内还没有一本反映木偶历史的专著，于是就萌发了要写一部中国木偶史的想法。在完成编剧任务之余，我开始了对木偶皮影艺术历史的研究工作。 这是前人还没有完整做过的工作，很是艰难。历史研究必须占有充分的资料。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脑不普及，更不用说互联网了。资料在哪里？找呀。我利用创作空隙，一头栽进书刊杂志的大海中，有公家的：图书馆、出版社、协会书库里；有私人的：藏书中、心里的；这些珍贵的资料，能抄则抄，能复印就复印，能拍照就拍照。我还密切注意各地报刊上的文章，同时向全国有关同志发信，询问当地木偶戏的起源和发展情况，还利用到外地演出、观摩、开会的机会，采访一些专家学者和木偶老艺人，他们都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热心地为我讲述当时的情景或者提供线索。 1987年11月30日至12月5日，陕西西安举行了全国木偶戏艺术研讨会，我见到了许多新老朋友，有中国木偶艺术剧团的潘元成，广东的曹婉娴、崔克勤，四川的唐大玉，湖南的于兆富，陕西的史耀增等。他们知道我正在写《中国木偶史》，都为我高兴，回去后，纷纷寄来珍贵的资料，如曹老师寄来广东梅县的提线木偶、广东韶安特有的铁枝木偶材料，铁枝木偶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另一个在福建。史老师专门研究陕西合阳县的提线木偶，是当地古老的地方剧种，多少年来，他总是一有研究成果马上寄来。 这些资料必须一点一滴收集，一旦涉足进去，才知道我要走的是一条多么漫长的路。我曾经到上海图书馆坐了二三年的冷板凳，查阅每个月的目录索引，翻遍了几乎所有的书卡，只要有木偶皮影的信息，全部记录在案。 在一次采访中，偶然得知解放初期有一个街头艺人协会，我想里面一定有新中国成立前后木偶艺人的情况。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在上海文化局看到了一份发黄的街头艺人档案。我如获至宝地翻阅着薄薄的几页纸，每一页都是我需要的资料。那时上海有“五乐四星”九个木偶班，“五乐”，即“长乐”“永乐”等，班主是兄弟关系，“四星”即“红星”“金星”等。根据档案上的线索，我跑了上海徐汇、长宁、南市、虹口、杨浦等十个区的档案馆，再根据这些区档案馆的材料跟踪追击，写信到那些艺人的家乡……有的回信，有的渺无音讯，不管怎样，我还是收获大大的。 我曾到上海文艺、古籍、辞书等出版社及上海作家协会的资料室，感谢他们的无私帮助，让我在他们深藏不露的资料室里觅宝。上海木偶剧团当年有八个从苏北来上海的木偶老艺人，我一个个进行深度访谈，记录他们的经历。现在八个老艺人只剩下一人了。崇明是上海布袋木偶活跃的一个郊区，我也去拜访了崇明的木偶老艺人。 为了寻找上海郊区皮影戏的踪迹，我在原上海县文化馆赵克忠先生的帮助下，寻访皮影戏老艺人琚墨熙，听他叙述肚子里装着的皮影戏资料。赵先生还把他们已有的毛耕渔皮影戏班等历史资料提供给我。
我从河北、福建、陕西、山西、湖南、江苏等中国木偶皮影发展的重镇，拓宽到我国驻丹麦大使馆、驻奥地利大使馆等，父亲的朋友们帮我收集到很多外国木偶的书籍、画册材料。
在研究木偶史的工程中，我发现涉及的边缘学科很多，如考古学、军事学、人口学、宗教学、古典文学、音乐史、美术史……人称“小木偶，大文化”，就是这个道理。 大海里捞针啊！不管捞到一网鱼虾，还是一个小贝壳，我都会兴奋不已。资料越积越多，读着翻着，像一粒粒珍珠逐渐串起了一根项链，木偶的发展史渐渐地明晰。这是一条艺术长河，有时是小溪静流，有时是大江奔涌。中国木偶艺术2000多年，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 在写《中国木偶史》这本书时，跑得最多的是赵景深先生家。他的私人藏书在上海属佼佼者。当我说明来意后，他那如林的书架全部向我开放。可我面对众多的书，真不知道从哪儿找起。 赵先生见了，笑眯眯地把我领到后楼一个小房间，在书橱底下几格的书行里，抽出我所需要的书。有时我借的书还没有看完，即接到他的信，说又找到几种，有暇时去拿。我当然迫不及待地到赵家去，一进门，赵先生就笑眯眯地将早已准备好的放在桌上的书给我，并“例行公事”，在他的借书簿上写下书名和日期。 终于，我在1983年1月完成了书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赵景深先生看。记得那天送稿子时，天特别冷，走进赵先生家，只觉得暖气扑面而来，我把稿子给他，并说请他写序。赵先生听了，仍笑眯眯地，慢条斯理地说：“好的，好的。” 回家的路上，我想老人家眼睛不好，有病，既要看稿又要写序，况且他当时还带了几个研究生，自己还要写文章，可能要等个把月。没想到仅仅过了两周，赵先生就通知我去取序文。那天是1983年2月11日农历小年夜。 晚上，我读了序，又打开书稿，只见赵先生将我引用古书中的文字都认真地对照原文校对了一遍，我为老人的负责精神深深地打动了。 当时由于出版界形势不乐观，况且是学术著作，很难问世，一直到1991年8月，在上海学林出版社社长雷群明先生的鼎力帮助下，《中国木偶史》终于付梓出版。 《中国木偶史》被赵先生称为“开山之作”，朋友们得知后，纷纷来要此书。为此，我还和台湾布袋木偶戏一代宗师黄海岱先生结下了友谊。
1991年10月，本文作者（右）与台湾布袋木偶戏一代宗师黄海岱先生 （中）相会在福建漳州 1991年10月的一天，台湾地方戏交流团一行人到上海木偶剧团参观访问，顺便来看我。谁知那时我却在福建漳州，给全国部分省市幼儿木偶调演当评委。交流团的成员中有一位就是黄海岱老伯，那时他已92岁，如果错过机会岂不可惜。于是，他们早一天离开上海，我晚一天离开漳州。 “老伯，这就是《中国木偶史》作者丁言昭小姐。”与黄海岱同来的江武昌先生介绍道。江先生是研究台湾木偶戏的年轻人，写过许多重要文章。我赶紧迎上去，谁知，老先生已动作利索地站起来，握住我的手，连声说：“后生可畏，后生可畏！” “老先生睡觉前还在看你的书呢。”江先生悄悄地对我说。我大为感动，拿起酒杯，斟满酒，对老人说：“谢谢，谢谢！” 台湾木偶界把黄老伯称为“通天教主”，他活到107岁，于2007年驾鹤西去。 本来我有一个宏大的计划，想写一本《中国木偶皮影通史简编》，如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四本一套。可我后来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现代文学方面。我想将来也许会有人做这项工作的，我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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