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桂珍，这是一个极普通的中国女子的名字，但她却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传奇女性。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她是一个中国人，一个普通的搬运工人。她在洪湖市搬运公司干了近40年，肩挑、背扛，泥里水里，摸爬滚打，重活、脏活样样都干过。有一次，不辞劳苦拉着板车日行70公里到仙桃送货。她和同是搬运工人的丈夫李克金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哺育了四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全家在复兴路洪湖商场旁一条巷子里一间平房居住。 （1988年我去他家釆访时，就是在这间又矮、又暗、又潮湿的房子里见到李克金先生的。）她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走在街上，就是一个新堤大妈，匆匆来，匆匆去，为日生劳苦奔波。 但是，她又是一个日本人。1928年8月26日，她出生在日本国鸟取县八头郡智头町中原村一户贫穷的伐木工人家庭。 该死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遭受灭顶灾祸。在血腥的战火中，中国有血性的抗日战士李克金奋勇杀敌，却身负重伤被俘。押往日本充当奴隶似的劳工，受尽非人待遇。这些有骨气的中国人奋起反抗并发动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花冈暴动。暴动失败了，李克金等人再次被俘，在监狱受尽折磨。可是，他不忘民族气节，坚持斗争，直到日本投降，才免一死。 后来，她和难友们在国际法庭上怒斥日本战争罪犯屠杀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受到了最高统率部的嘉奖。日本爱好和平的人士把这起暴动赞为保持民族气节的英雄义举，伸张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她们自发组成了一支服务队，为负伤的中国劳工服务。服务队有个名叫中泽一江的17岁的女孩，在服务中认识了李克金这个年轻、英俊、帅气、坚毅的青年人。他们相处一段时间后，她对这位中国青年有了深入的了解。她同情他不幸遭遇，钦佩他英勇不屈的精神，更欣赏他坚定不移的民族气节，还有他充满自信、不屈不挠的品质。他们彼此欣赏，互相爱慕，于是在弟兄的支持下，还请了美驻日使馆的牧师主婚，他俩结为了夫妻。这事很快惊动了家里人，她姐姐前来劝阻，但她却婉拒了亲人们的挽留，毅然随丈夫登上了去中国的轮船。 1947年，她随丈夫回到了中国老家。那时国共关系破裂，蒋介石挑起内战，战火漫延全国。他们回家后，别无选择，到码头上当搬运工人。解放后，他们到搬运站当了搬运工。 后来，她毫不犹如申请并加入了中国国籍，改名钟桂珍。她，一名日本年轻女子，漂洋过海， 只身来到这陌生的地方，生活习惯、语言交流都有很大的困难，她知道，自己不是为了享清福来中国的，而是为了爱，为相夫教子，做一个贤妻良母。几十年来吃了很多苦，遭了许多罪，却毫不后悔，她竟践行了中国劳动妇女勤劳俭朴、任劳任怨的美德。
(三)
她爱党、爱国、爱岗、敬业。 她在平凡的岗位上始终如一地积极工作，总是吃苦在前，助人为乐，为人谦虚谨慎，因此连年被评为劳动模范。她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祖国非常热爱。比如说，她的四个儿子原名是富、贵、长、久四个字，她后来明白了这都是归风俗，于是把他们名字改成保国、卫国、建国、爱国。 1970年，在领导、同志们的鼓励下，她鼓起勇气，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决心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共产党，做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至于能不能批准，她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我就按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已。” 1971年，公司破例把她从三八队调到公司仓库当保管员。从生产第一线调到公司仓库工作，有人说从此你太阳晒不着，雨淋不着，风也吹不着，工作轻松了，轻闲了，可是她不这样想。她认为仓库管理员责任重大，做个合格的仓库管理员必须吃苦耐劳，整理物件，上货下货，清洁卫生，消防安全，防盗防潮好多事要做好不简单，不能有丝毫疏忽。因此，她每天提前一个小时上班，把仓库内外打扫干净，把窗户玻璃擦明亮，上班不串岗，不离岗，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1972年9月25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标志着中日邦交正常化，9月29日，中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为日裔中国人，她想自己更应该为中日友好作出贡献。这年，钟桂珍第一次回日本探亲。因为她在中国是洪湖县人大代表，因此受到日本当地政府的热烈欢迎。要知道，日本的县就是省，因此，中泽一江(在日本她用本名)去日本则享受省级参议员的待遇啊！这次去日本除探亲外，还为发展中日友谊做点事。通过那些友好人士组成的民间组织，表达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友好的愿望；同时，把日本广大民众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积极做争取日本人民的工作，深得人心，成效显著，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 (四)
更可贵的是，她控告日本鹿岛公司奴役和残害中国劳工的罪行，为丈夫、为中国九百多个冤死的劳工讨回公道。 为了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1990年11月9日，“花冈事件″受害幸存者39人会聚北京，首次在国内召开了“花冈事体'殉难者追悼会，她帮助丈夫参加了这次聚会，并让他在会上发言。 1992年4月10日，“花冈事件″幸存者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亲切接见。 在日本人民的支持、帮助下，1995年12月20日下午，日本东京首次开庭审理50年前引起世界震惊的'花冈事件'中、以战俘劳工耿谆、李克金为首的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状告当年直接加害中国劳工的鹿岛建设公司，要求赔偿一案，创下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受害者，第一次向日本民间索赔开庭审理的先河。中国原告团提出三项要求: 1、鹿岛建设公司必须向我千名受难者郑重谢罪； 2、在花冈和北京各建一座花冈事件纪念馆； 3、对我千名受难者和遗属每人补偿五百万日元，以慰肉体和精神的创伤。 1997年，中泽一江女士(已69岁)参加中国“花冈事件″原告代表团代替丈夫在日本打官司，她要为死难者讨回公道。12月10日东京法院判决后一小时，中国原告团在东京地方法院记者招待会上，展示出“花冈受难者联谊会”写的“东京法院失公道，战犯鹿岛罪不容”的抗议标语，怒斥地方法院的不公判决。作为原告团的成员中泽一江女士(照片中戴眼镜者)一直站在台上，站在中国受害的劳工一边，声讨日本法院的卑劣行径。 2000年11月，72岁的中泽一江再次出现在中国原告团声讨会上，在写有“讨回历史公道，维护人类尊严、促进日中友好、推动世界和平″的巨幅标语上，她和丈夫李克金都签了名，她理直气壮地站在台上，为中国劳工讨回公道，这一正义举动，令国人钦佩。 东京法院的判决，虽然予以了经济赔偿，但并没有对罪犯进行惩处，令人忿恨不平。为了斗争的最后胜利，她在日本东京同一些热爱和平、同情受难者、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友好人士联络，成立了一个援助团。由日本最权威的专家田中宏、原告律师团团长新美隆等律师，免费为中国原告团辩护，并筹措资金支持原告团在东京的一切开销。 中泽一江女士在日本三十多年从未停止过斗争。为自己的丈夫，为中国″花冈事件'中的死难者及家属不辞劳苦，四处奔波，敦促有关单位落实中国原告团提出的三项要求。 2011年，中泽一江女士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精力大不如前，她对来日本看望她的儿子们说:“我可能时日不多了，我死后，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带回国，埋在你爸的身边，让我们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6月12日，钟桂珍一中泽一江这位传奇女子，走完了她人生坎坷之路，魂归故里，和自已相爱一生的人永远陪伴在一起。 这一年她83岁。 作者简介: 李良锷，1940年6月出生于洪湖新堤。1959年参加教育工作，湖北省洪湖师范学校语文高级讲师。从教五十多年，一直酷爱写作，曾在《中国政协报、《中师生报》、《语文报》及《洪湖之光》、《洪湖文史》、《童星成长之路》、《出类抜萃》、《奉献者之路》等书报发表作品几十篇。近期计划完成《新堤名人录》10篇，已完成《新堤往事拾遗》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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