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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国过后，张惠玲继续从事教育工作，而张肇国，则继续种地当农民。1978年，社旗县一中高中部开设日语课，张惠玲被调入高中教日语。 虽然张惠玲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已经远远高于丈夫张肇国，但她对丈夫的感情，却从来没有变过。1984年，张肇国患上了偏瘫，张惠玲将丈夫接到一中的教师宿舍里，边教书边带丈夫寻医问药。这让张肇国十分过意不去，几次表示要放弃医治。而张惠玲却说：“你还记得当年你用小板车推50公里送我去医院吗？当时我胃疼得厉害，但心里却是暖的。我们俩一路走来不容易，也正因为不容易，更应该珍惜彼此。” 幸运的是，张肇国在经过半年的医治和调养后，奇迹般地康复了。 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张肇国当年参加的花冈事件，被越来越多的日本友人和旅日华侨知道后，媒体也开始关注这出惨剧。当年带领张肇国他们行动的耿谆，也派儿子找到张肇国夫妇，希望大家能团结起来，组成花冈事件受难者联谊会，一起向施暴的鹿岛建设公司提出道歉要求并索赔，为幸存者和死难者讨回一个公道。 张惠玲得知这个计划后，向组织者提议，要赶快行动起来，当年的幸存者都上了年纪，要是再拖上几年，受害者会越来越少，“幸存者亲口讲述遭遇，才能让现在的日本人去关注和反思那段历史。” 11名花冈事件的幸存者和死难者遗属决定向东京法院提起诉讼后，张惠玲为原告团翻译各种资料和文件，做起了准备工作。 张惠玲 这场索赔之旅，拉锯得十分漫长，东京地方法院虽然受理了案子，也多次开庭审理，但一直没有宣判。从1988年开始，张肇国三次赴日本讨公道无果，有些心灰意冷，但张惠玲不断鼓励丈夫，一定要为那些死去的中国劳工去争一个说法。 在官司迟迟没有进展的时候，张肇国却迎来了一个晴天霹雳。1994年，妻子张惠玲胃病再次复发，送到医院后检查出胃癌晚期。 张肇国有些慌了，他和子女们带着张惠玲在郑州、南阳等地的大医院治疗。但很遗憾，66岁的张惠玲还是在1994年8月18日在丈夫怀里病亡了。 张肇国（前排黑衣） 按照她的遗嘱，张肇国将妻子安葬在曹埠口张家的墓地里。在处理完妻子的后事后，张肇国又与耿谆一起，两次奔赴日本，提起诉讼。1997年，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中国劳工原告团的请求，引发了两国民间对此事极大的不满。 张肇国（左一）和耿谆（左二）不满法院判决 2000年，经过日本法院的调解，前后7次开庭审理后，原告律师团与鹿岛建设公司达成和解。 根据和解协议，鹿岛建设公司向红十字会信托提供亿日元，但前提是不承认当年使用中国劳工违法。换言之，这笔钱并不算赔偿，而是作为对中国劳工的捐赠。 这让耿谆和张肇国等一心想为死去的劳工讨公道的幸存者无法接受，并拒绝领鹿岛建设公司的捐赠。中国劳工与日本政府或企业的官司，到如今依然还在继续。 2002年，81岁的张肇国也与世长辞，和妻子张惠玲葬在一起。在1998年清明节时，张肇国曾经在妻子的墓前种下了一棵松树和一棵樱花树，寄托对妻子的思念。 如今，在两人墓前的这两棵树依然枝繁叶茂，像极了两人的爱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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